中国中产看似拥有稳定的生活和一定的财富积累,但实则面临诸多“坑”。他们在教育上投入巨大,为子女争取优质教育资源,却面临着学区房的高额成本和教育内卷的压力。在房产方面,高额房贷让他们生活紧绷,房价的波动又可能瞬间影响资产价值。而美国二十年前已踩过类似的坑,那时房产泡沫破裂导致众多中产家庭财富大幅缩水,生活陷入困境。如今中国中产也在经历着类似的挑战,需时刻警惕这些“坑”,合理规划生活和资产,以避免重蹈美国中产的覆辙。
一、一个美国中产家庭的失败
安,一个典型的九十年代美国中产女性。她大学毕业后做了会计,在那个年代算是领了一张通往稳定生活的入场券。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一个车库、一条熨得笔直的职业路线,以及那个“带白栅栏的美国梦”。
她也很快和大学时期的男友詹姆斯结了婚,一切都很美式:一辆车、一栋不算新的房子、一个小院子和三个卧室。够用但不奢侈,也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小型足球场。
他们顺利加入了中产阶级俱乐部。
转折不期而至。孩子五岁时,詹姆斯的公司倒闭,他勉强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工资缩水得就像一件劣质床单。
他们没有多少存款,为了脱困只能加班,甩卖二手家具,临时接私活。但几个月后,他们的现金流还是完全枯竭。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用都无法支付,银行开始打来催债的电话。
尽管一直很小心不让他们的孩子知道,但他最后还是在家中无意接起催债电话,他当着安的面愤怒大喊:“别再打来了!”
这是压垮安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决定申请破产。这既是她作为母亲对孩子的保护,也是作为会计师的无奈抉择。詹姆斯则默默地走向了他们的小皮卡,独自痛哭。
二、中产家庭,被孩子拖垮
这个案例,出自伊丽莎白·沃伦和她的女儿阿米莉亚·塔亚吉在2004年出版的《The Two-Income Trap: Why Middle-Class Parents Are Going Broke》。研究了美国法院管理办公室的数据库后,她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1981~2001年,美国房产查封率增长了255%,家庭破产率则飙升了430%,尤为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家庭大部分都有孩子。
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被奢侈消费拖垮,而是倒在了给孩子提供更好未来的路上。
这也是当今中文互联网常见的一个误区。和20年前的美国一样,很多人以为导致中产经济危机的是过度消费。但两位作者用数据予以否定。比如,人们总说美国人热衷度假,但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3~2000年之间,拥有度假屋的家庭比例只从3.2%涨到了4%。其他如服装、电器、食品开支,也都没有出现显著增长。
教育、住房、汽车和医疗,才是中产家庭房间里的大象。尤其是教育。美国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与中国今天的鸡娃热如出一辙。
得益于专家不断强调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美国中产也逐渐从“送孩子去学前班可以让自己喘口气”转变为“如果小苏西没进对的学前班,她以后就进不了好医学院”的心态。原本只是为了减轻中产父母育儿负担的学前教育,因此变成了基本配置。结果就是到了2000年左右,美国65%左右的儿童参加学前教育,而在196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仅为4%。
《中国人关键的一生》,美国中产阶级又何尝不被这种焦虑支配?
致命的是,这些学前教育项目极其昂贵。书中调研的结果显示,2000年芝加哥公立学区的全日制学前教育项目每年收费6500美元——比伊利诺伊大学一年的学费还贵。尽管如此,家长们还是前赴后继,仅一所芝加哥公立学校就有95个孩子排队等20个学前班名额。这种“如果我不拼,孩子就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实属中美中产家长的共鸣。
孩子从幼儿园毕业之后,为了把他们送进最好的公立学校,父母必须住进中产阶级社区。然而这种社区的数量非常有限。于是,美国中产必须加入这场看似理性,实际零和的房产竞标大战中。为了获胜,他们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数额高到上一代人无法想像。
一位北京中产分享的育儿成本,其中教育费用占比最大,这还没算上购买学区房的费用
结果就是,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美国中产家庭的住房支出占收入比例从11%飙升到了32%。他们的现金流已变得极为脆弱。
三、大学学位是新的信仰
97%。
这是书中提到的一个调查里,美国人认为大学学位“绝对必要”或“有帮助”的比例。也就是说,学历在美国基本已经成为一种新型信仰,这跟中国人视高考为命运转折点一样。
既然这是信仰,就要付出代价。就像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抢购学区房产一样,美国的中产家庭在大学入学战中也不甘落后。问题在于,只有前10%的孩子有能力考入当地的公立大学。其他成绩平平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只好拿出每年2.5万美元甚至更多来支付私立大学的费用。
这几乎是普通中产家庭年收入的一半。更糟的是,这个代价还在不断上涨。1975到1999年,美国州立大学的费用实际上也几乎翻了一倍。
经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国大学学费(每学分学时)
即便如此,很多中产父母依然坚信,学历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门票。大多数美国家长认为,为了孩子的未来,这笔钱花得值,学校之间的差异会转化为一生的机会差异。这种信念,也最终体现在了他们的财务决策里。
现实是残酷的。2001年,联邦学生贷款总额达到340亿美元,是10年前的3倍。而从私人贷款机构借款的学生人数更是暴涨了5倍。更夸张的是,每年有超过100万个家庭为了支付孩子的学费而不得不将房子二次抵押。
这是场用家庭财产赌孩子未来的牌局。与美国中产一样,中国中产也在给孩子寻求这种终身保险。虽然中国孩子在国内上大学的费用并不高,但K12阶段的课外补习费用和出国留学费用却极为昂贵。以至于有一些孩子工作一生都难以挣回家长为他们投入的教育成本。
一位北京海淀妈妈分享的K12阶段课外班费用情况,这对于普遍收入较高的海淀家庭来讲也是一大笔开支,需要“省钱秘笈”来回血
四、为了孩子买SUV
尽管SUV的价格更高,还更费油,但仍受到美国中产家庭的青睐,因为它可以装下中产阶级的标配——儿童座椅。
2014年以来,中国SUV销量占比也在逐年提升
近些年,安全已经成为汽车大厂的主打卖点。它们总能精准击中家长们的痛点:智能驾驶、多屏触控和音响效果加在一起,都不如孩子的安全重要。
沃尔沃汽车对保护儿童安全情况的宣传
这种安全感是有代价的。书中引用的数据显示,美国中产家庭因此每年的汽车开支增加了4000美元(经通胀调整),这笔钱确实没花错,毕竟安全座椅大大降低了孩子的伤亡率。但中产家庭又结结实实地增加了一笔刚性开销。
五、中产爸妈一起工作,家庭反而更脆弱
妈妈去上班了,中产家庭更有钱了,也更“穷”了。
这很反直觉。根据通胀调整后的数据,2000年代美国四口中产家庭平均年收入比1970年代增长了75%,达到67800美元。但把房贷、保险、车贷、税金和育儿费用扣掉,他们每年能自由支配的钱不仅没多,还比过去少了800美元,自由资金占收入的比例从46%直降到25%,近乎腰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典型的美国中产家庭的财务情况对比
我们来一笔一笔算算这些消失的钱:
1、房贷支出费用,每年接近9000美元。
2、大孩子上公立小学,以及放学后和寒暑假的日托中心费用,每年平均花费4350美元。
3、健康保险费用,每年1650美元。
由于父母都在工作,产生了三个改变:
1、小孩子要上的幼儿园兼日托中心,每年花费5320美元。
2、第二辆车成了必需品,两辆车每年总计花费超过8000美元。
3、家庭进入更高的税率区间,个税增加。
等到孩子终于不再需要托管时,父母可能会松一口气。但孩子也会很快进入大学,每年9000美元起跳的各种费用,会毫不留情地再次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一旦父母没有对此早做打算,就只能等到五十几岁才能为退休储蓄,直接比财务规划师建议的时间表晚了三十年。
这还是一切顺利的剧本。如果有任何意外,比如突发失业、收入骤减、老人需要长期照顾、意外医疗开支,都会让中产家庭不堪重负。
就像走在一根没有安全网的高空钢索上,只能祈祷不要起风。
六、怎么办?
中国的中产家庭,与美国的中产家庭一样,常常被误解:他们的财务危机是因为消费过度。其实恰恰相反,中产不是太任性挥霍了,而是太精打细算了。他们在错误的方向上,越努力,越崩溃。
他们选择更好的教育,是为了孩子成年后的社会地位;选择更好的医疗,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父母安享晚年,自己工作效率更高;选择更好的住房,是为了保值增值。但当所有的中产家庭都把目光锁定在这些有限的资源上时,价格自然就因过度竞争而暴涨。中产家庭自己也陷入了一场无止境的经济消耗战。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最想要的,其实无法用钱直接买到。他们需要的是更加灵活的财务策略和对不确定性的接受能力,甚至是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的能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九索,作者:经济小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