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一位作家，正在为中国的风险投资，编写一部属于从自我视角出发、定位自我轨迹的“行业史”，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切入人民币基金的故事？选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来诠释风险投资会在2005集体将目光看向中国市场？又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投资案例，来解释风险投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赤裸的“盈利”？

这是投中网编辑团队一年多以来反复思考的问题，而今年11月出版的新书《中国风险投资史》就是我们的答案。自立项到成书，用全书三十余万字、共十四个章节，整理出风险投资如何在中国萌芽、起步、发展和蜕变的脉络。

但正如投中信息CEO杨晓磊在编后记中说的那样，由于篇幅以及其他客观因素的限制，虽然这部《中国风险投资史》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以“风险投资”为本，尽可能有临场感的、带有感性洞察地还原每个阶段的横截面，但终归是有遗憾的。很多重要的命题并没有积累足够的一手素材，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也只能以一个更偏“旁观者”的角度来论述，缺乏亲历者的洞察。

好在，这本书并不是我们记录的终点。11月27日，在“第19届中国投资年会·有限合伙人峰会”上，投中信息CEO杨晓磊、投中网总编辑董力瀚与书中的两位主角——前海方舟董事长靳海涛、火山石投资管理合伙人章苏阳，进行了一场以“我所经历的《中国风险投资史》”的圆桌对谈，一起聊了聊那些在书中没来得及写、没来得及问的真心话。

以下为现场演讲实录，由投中网进行整理：

深创投和IDG，骨子里相同的内核？

董力瀚：各位好，吆喝了一年多，终于把书做了出来。今天借着这个由头，把两位老板请过来和各位一起聊一聊。

我先分享一个小事。前段时间我在整理IDG章节初稿的时候，有位朋友跑来找我喝咖啡，问了我一个问题：“IDG是中国最老、最头部、最顶级的基金，为什么在投中网的报道里出现次数那么少？”——出现次数多的是谁，我们暂且不表。他的语气更多是疑问，而非质问。

我当时回答他：“不敢。”

为什么不敢？我认为，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因为IDG历史非常悠久，业务结构复杂，旗下基金数量多、团队规模大，币种也是两种都有，导致我们不太敢轻易说自己真正理解它、能够定义它，甚至去为外界解读它。从选题难度来看，IDG确实是市场上最难写的对象之一。

我随后随口反问了他一句：“你觉得这个市场上，有谁敢写深创投吗？”

而今天，当我坐在这里面对两位老板时，我忽然意识到：尽管我从未将IDG与深创投这两家机构放在一起比较过，它们从外表看差异极大，发展路径也各不相同，但在我的潜意识中却始终觉得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可比性，从时代背景、人的背景到思维方式，它们内里其实非常相似。

这个问题是我临时想到的，之前并未与任何人沟通。我还是想现场请教三位对我这一“暴论”的看法。

靳海涛：IDG很早便进入开展风险投资，我认为它的贡献非常大。深创投则是中国本土最早从事创业投资的机构之一——我始终持有一个观点：本土创投的策源地在深圳。正是因为深创投的设立，带动了一批各类资本进入这个行业。

IDG和深创投在风格上肯定存在差异，但所做的事情本质上是相近的。

深创投的风格是投资硬科技、投资制造业，这比较符合中国本土企业的实际需求。IDG也比较偏好偏早期的投资，相较于其他带有美元基金背景的机构，在硬科技领域的投资比重要更重一些。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批美元背景的机构主要遵循趋利原则，而这种趋利行为同样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他们通常会参考在美国已成功的案例，然后在中国寻找相似的模式，去培育它，或者是发现它、推动它，最终帮助企业在海外上市，从中赚取差价。

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商业模式创新非常有特色。早期美元基金所投的项目，大多侧重于与互联网相关的商业模式创新，这些投资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IDG在两方面都有所布局，但与等其他机构相比，它在制造业、科技类项目上的投资可能更具特色。

董力瀚：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思考人的行为方式、人在市场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人对自我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时间点非常重要。比如2000年前后——IDG是九十年代开始做，深创投是2000年成立——那个年代进入行业的人，对自我的理解、对投资的认知，尽管使用的币种不同，一方用美元，一方起初是国资背景，但他们在观念底层上，可能与零几年入行的人，或者像我们这样四十多岁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

靳海涛：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进，谁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我们做决策，往往受到过去所接受的思想和经验的影响，会不自觉地沿着已有的经验路径去摸索。我理解，这可能是形成差异的一个关键。

从团队构成上来看，本土创投早期的人员基本上都来自国内，有些可能出国学习过，但极少有在国外长期工作的经历。而美元基金团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拥有海外工作背景，他们看到的、接触到的以及积累的经验有所不同，因此在选择投资标的和做事方法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区别。

董力瀚：靳总刚才提到了“本土机构”这个概念，我想接着请教章总：为什么市场上会对IDG存在某种认识上的偏差？是否因为大家没有把IDG看作一个狭义的美元基金？就像靳总所说，虽然团队成员可能具备海外经历，但在本质上并不算纯粹的海外背景——我们的方法论是扎根于本土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方法、本土基金的路子。这个判断放在IDG身上，是不是成立的？

章苏阳：深创投在成立之初与深圳市国企有关，最早是由深圳市属国企主导设立的创投机构。而IDG则是由熊晓鸽、周全等人从国外回来，逐步建立起国内的投资体系。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IDG的合伙人团队与15年以前已经崭露头角的许多知名投资机构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IDG的核心合伙人绝大多数原来都具有体制内工作经验。

例如，有四机部出来的、中科院著名大所出来的、国务院发展中心出来的、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有国内重点企业出来的等等。这些人在体制内时大多已达到处级干部。

我认为这一点在IDG在内部管理和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基本风格是有影响的。

举个例子，当年我们组织团建外出旅游时，如果有员工不慎跌倒，周全肯定是第一个上前把人背下山——这种作风就带有很深的体制内早期干部的风格，很多行为准则都是以互相负责和看重他人贡献为重的。再分享一个细节，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不妨稍微揭秘一下：IDG高级合伙人内部曾有一项约束规定，两人以上不能去商K，因为三人为“众”。

董力瀚：请客户也不行？

章苏阳：基本上没有例外。此外，IDG当年入局很早，从投资逻辑上看，它本质上是在投趋势——当然，现在的趋势和当年已不太一样。当年的互联网兴起，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趋势，而且互联网的发展与人口密切相关。IDG事实上抓住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风口，再到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它也基本都踩准了节奏。

而现在的风口周期短了很多，一个趋势往往两三年就过去了，而当年的趋势相对更长期、更稳定。因此，当前投资面临的困难肯定比当年更多。

这背后还是与合伙人的基因有关。但是IDG从一开始就是美元基金，内部并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形成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它和那些完全由纯海归背景或外籍团队建立的纯美元基金有所不同——尽管投资方向可能与后来的美元基金相近，但从内部文化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差异。

这批合伙人绝大多数都是从体制内出来的，而且大多在体制内承担过一定职责，属于骨干力量；同时，他们也在国外接受教育和企业的体系训练，所以，IDG的文化其实更倾向于是一种混合的产物。

董力瀚：那么晓磊，你作为一个观察了这个行业十几年的旁观者，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杨晓磊：两位老板其实已经把IDG与深创投的异同讲得挺清楚了。我分享一点个人感受吧，毕竟观察这个行业也二十年了。有一次我去看话剧，看到艺术家在台上表演，当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感受，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那些真正优秀的人，不管在什么行业，都是“闪着光”的。我接触过很多投资人、企业家、艺术家，他们身上那种总体的感染力其实非常相似。

回到IDG和深创投，包括两位前辈也一样，只要是在这个行业里最终走向顶尖的人与机构，在外人看来，也许具体操作、风格、路径略有差异，但结果是相同的——他们都带着一种“闪着光”的气质，拥有非常显化、外放的情绪。这真是我的真实感受。

董力瀚：但是呢？

杨晓磊：没有“但是”。他们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如此。

至于形成这种气质背后的原因，刚才章总已经对IDG的人员构成进行了解读，那可能是塑造过程的一部分。但从结果来看，顶尖机构和人物给人的确定性是相似的。从外部看去，它们或许像一座座“深宅大院”，但在与行业互动时，都展现出那种光芒感，传递出强烈的确定性。

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适用同一套“评价体系”吗？

董力瀚：接下来我想问一个略带矛盾感的问题。章总，上回杨晓磊和您做访谈时，你们聊了三四个小时，我仔细看了聊天记录，印象最深的是你们谈到一个观念问题——无论是二十年前还是十几年前，大家对人民币基金、对国资背景的机构，无论是说带有歧视、偏见还是评判标准上的差异，这其实是有问题的。这次写书时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

比如刚才靳总的话里话外，我的理解是，IDG某种程度上是“抄过作业”的，而深创投则“无作业可抄”。当然，您在那个时候投出携程、土豆非常了不起，但这些投资背后有迹可循，有海外已验证的知识可供借鉴。当你研究、学习并尝试线上商业模式的可能性时，就有可能捕捉到那些机会。

但对当时的人民币基金市场来说，这仿佛是另外一个“工种”。尽管表面上都用钱做投资，但实际上市场环境不同、观念不同，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径可以参考。

靳总，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在现场再回溯一下——您认为当时大家没有真正理清的核心是什么？比如当时深圳有很多人民币基金，普遍会说“我们要学习美元基金”，要学它们的勇敢、押注和承担风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赚钱。如今回过头看，这种认知是否本身是一种误解？人民币基金的发展路径本就不是那样的，本质上可能已经不是同一个“职业”了。

靳海涛：这其实与团队人员的构成相关。就像刚才苏阳提到的，IDG的团队虽然有体制内的背景，但他们毕竟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甚至较长时期。而人民币基金团队的成员，大部分成长和发展都在本土，他们所观察到的、所接触到的东西，与美元基金团队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新的商业模式，在理解程度和认知层面上自然会产生差异。

董力瀚：您认为有差距。

靳海涛：这主要源于投资团队的视野与专业特长不同。像深创投这类人民币基金，团队成员背景往往更擅长科技与制造业领域，自然也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而很多美元机构更倾向于关注商业模式的创新，尤其是围绕互联网等大赛道进行布局——这类投资往往更具“震撼性”，潜在收益空间也看似更大。

但回过头来看，收益并不绝对。投资科技类、制造类项目同样可能获得极高回报倍数。只是在那个特定阶段，科技与制造看起来“不够性感”，而互联网则显得“足够性感”。在行业评价体系中，“性感”的项目往往更容易获得更高关注。

董力瀚：那“性感”又是谁来定义的？这种观念由谁塑造？到底什么算性感？

靳海涛：“性感”通常指向那些具有创新性、颠覆性，或代表未来趋势的领域。比如现在大家认为人工智能、半导体很性感，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捧互联网。每个阶段都有更细分的“性感”赛道。一旦被贴上“性感”标签，资本市场往往会给予更高估值，财务指标的重要性则相应被淡化——在过去的互联网行业也是有这个特色。

相比之下，传统行业的市盈率、市销率通常难以达到互联网行业的高度。

当然，如果企业本身做得足够出色，逐渐获得市场认可，财务表现也十分亮眼，其估值也能水涨船高，为投资者创造可观回报。事实上，即使在过去条件不如现在完善的情况下，投资制造与科技领域获得五六十倍、甚至百八十倍回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但舆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习惯于用是否“性感”来评价一家投资机构的实力——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董力瀚：所以您认为，回过头看，我们观念中需要“去魅”的，正是“性感”这类抽象且不够明确的标准？

靳海涛：过去国内往往直接沿用国际的评价体系来评判本土创投机构，这可能并不完全公平。有些机构投出了非常扎实的财务回报，数据很好，但却被忽略了。当时的评价逻辑是：如果你投出了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明星项目，哪怕只有一个，行业评价就会很高；而另一家机构即使投出了十个都成功上市、表现稳健的企业，但如果这十个项目都不够“性感”，反而可能不如那一个明星项目受关注。这种“十个成功不如一个性感”的现象，在过去确实存在。

董力瀚：章总，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章苏阳：其实这两类机构与投资风格，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当年之所以形成差异，是因为所投企业带来的商业价值与社会影响不同，进而导致舆论和宣传层面的分化。从90年代到2015年前后，随着互联网普及，舆论场逐渐由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主导，他们所关注和表达的，往往更偏向于“性感”的内容。社会主流舆论在那个阶段并不总是反映真实价值，但它确实形成了强大的声量，也让更多人接受了这种认知。

目前这种投资的相对同质性状况大约在2016年代之后逐渐发生变化，到今天，评价标准已经趋于一致。

董力瀚：我还是想回溯一下：比如在2000年或零几年的时候，如果说和当时的美元基金，相比起人民币基金“有更多的作业可抄”，因此沾了光，您能接受这种说法吗？

章苏阳：可以这样理解。当时国内真正属于自主原创的模式只有两个。一个是马云的阿里巴巴——在它之前国外并没有完全相同的模式，后来的淘宝是学eBay的模式。另一个是2003年江南春的分众传媒，在电梯里做的广告业务，国外当时也没有同类形态。除此之外，其他项目大多能在国外找到对应的早期产品或模式原型。

董力瀚：那您在当时有“抄作业”的觉悟吗？比如在看携程、土豆这类项目时？

章苏阳：当时投资互联网的逻辑，和现在看实业项目是相似的，就是看国外是不是已经跑出了成功的大公司。在携程之前，美国已经有Expedia，Expedia现在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当时就想，中国未来旅游市场空间广阔，难道不会出现自己的“Expedia”吗？这个逻辑非常朴素。不要以为只有他发现这一点，都是差不多的，其实没有那么“伟大”的东西。

董力瀚：章总太坦诚了，真的特别好。

章苏阳：很多故事都是后来被神话的，这也跟互联网本身容易放大噪声有关。

董力瀚：接下来我问个更“刺激”点的：大家都说市场对人民币基金存在偏见，两位老板也承认确实存在，那晓磊有没有这种偏见？而且你是做榜单评价的，某种程度上，行业的评判标准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你们手里。你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杨晓磊：今天情况不同了，但往前推十年、十五年，整个行业的舆论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某种外部体系主导和渗透的，在当时很多语境中，美国价值观的传递是非常强势的。举个例子，如今中国有这么多主题乐园，但你很难想象在美国能建一个由中国人控股的主流主题乐园——对方的渗透力和话语传播能力非常强。在2000到2015年左右的那段时期，我们这个行业的语境基本是以美国的话语体系为主的。

我们公司2005年创业，等于是进入这个行业“学习大人讲话”。我们就像小孩学说话一样，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在那个阶段，我们学习的就是当时的语境，向海外学习，向我们心目中“经典的美元VC”及其评价体系学习。

所以结论是——我承认。

董力瀚：这锅你背了。

杨晓磊：记得在2016年左右，当时有一家机构发布了全球性榜单。我当时就提出，这类全球榜单的评价体系对中国投资人其实并不友好。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中国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市场，中国投资人也很难获得那个体系真正的关注。

就像刚才靳总提到的，哪怕一家机构一年内投出十个IPO项目，在当时的全球评价视野中依然可能默默无名——这正是受制于传统经典的评价逻辑。在美国主导的VC叙事中，投资机构的职责被定义为找到早期项目，注入资金，并为其构建一个宏大的成长故事。

但从2015年至今的这十年间，随着整体格局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出资人的偏好也在转变，大家对流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时候，什么才是“正确”的投资策略？是坚守一个可能需15、16年才能退出的巨型项目，还是选择能够更快为出资人实现流动性、并带来超越市场平均回报的路径？

因此，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身的评价标准和规范。直到今天，我承认原有体系的惯性依然存在，那种经典逻辑能够长期延续，自有其合理之处。我们不可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地“从左倒向右”——非此即彼的“二极管”思维并不可取。

我们正在做的，是渐进式地优化评价体系，这个市场最终应该对谁负责？对LP负责。

董力瀚：我希望你能讲得更具体一些。我大致理解你刚才的意思，你认为投中榜单比某些国际榜单更适合中国市场，或者说你们的见识比他们更懂中国。但我更想知道的是，假设在2014、2015年你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你能做什么？

杨晓磊：我们当时主要把关注点转向了"流动性"。过去我们更多是看谁投了什么明星项目，但后来发现很多投资长期无法实现退出，这对出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困扰。

董力瀚：你的意思是，从那时起你们开始更注重考察它与LP之间的实际交付？

杨晓磊：对。过去我们更关注投资了哪些明星项目，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线上线下融合的时期，很多企业快速崛起又迅速衰落。在那个阶段，由于更侧重投资端的表现，所以在评价权重和视角上也会相应倾斜。

但从那个时间节点开始，我们更加重视机构能否真正为出资人、为LP带来流动性和回报，在退出端、流动性这些维度上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权重。

在风险投资行业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友情”？

董力瀚：想现场问三位一个关于“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步入中年、也有不少困惑的人，我很需要听听像您这样比我年长、阅历更深的老板们，对于人生和人际的感受。

前几天我看到马斯克在一次直播中感谢了一位叫巴伦（Baron）的投资人。那是一位华尔街的老头，早年投资特斯拉赚了几百亿美金，两个人处得不错，是大家兄弟一块赚过钱的交情。后来在马斯克张牙舞爪收购推特、备受外界质疑甚至攻击的时候——当时推特作价最高四五百亿美金，当然后来降价了，大家觉得你是“神经病”吗？谁会给你出钱让你去买推特？——那位老先生却主动找到他，拿出一亿美金说“你先用着，我看看能不能再帮你找些人”。

马斯克在直播里跟老头聊天就哭了。他说他从没主动开口向对方要钱，也没想把他当作单纯的“金主”，他们之间是朋友。老先生在那时候的举动，让他觉得自己在这行能交到朋友，有他这样的朋友自己还挺感动的。

我就在想：在我们这一行，真的能交到朋友吗？在中国做投资，能交到那种可以“过钱”的朋友吗？我们常说朋友之间尽量别谈钱，别借钱，否则容易伤感情，甚至有钱就没朋友。而两位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在金钱的博弈中打滚，又取得如此成就——你们觉得，这行里有没有真正的朋友？

靳海涛：国外基金确实有这样的传统，他们通常不倾向于做平行式基金，而是按顺序设立一期、二期、三期这样推进，背后的LP重复度往往很高。如果你做得好，双方的合作关系就会持续下去；即便某一期基金表现稍弱，但只要彼此关系融洽、LP也理解，就很可能继续支持你——这是国外常见的模式。

而中国的资本构成不太一样。国内并非没有长期资本，比如家族财富本可以扮演这一角色，但由于国内诚信环境仍在发展中，很多人对他人信任度有限，再加上对风险投资这类资产类别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要让一个家族财富持续投资于同一家GP管理的多期基金，难度比较大。

另一方面，国内资本的管理方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国资体系的领导会调动，地方政府的官员也会更替，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让资本方持续青睐某家GP，其实并不容易。当然，我们过去管理的基金中也有持续获得支持的案例，存在认可我们的LP，但这类稳定合作的比例，比起国外基金要低很多。

董力瀚：您可以不具体点名，随意举个例子——比如至今仍与您保持着朋友关系，并且彼此有过合作的伙伴？

靳海涛：其实大家都是朋友，但人与人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些投资人认可你，也未必会持续投资你的每一期基金——这背后原因很多，可能他资金状况有变化，也可能他觉得其他方向更有吸引力。但这并不影响彼此继续做朋友，大家依然可以交流意见、保持联系。

但机构层面就比较难了。机构人员变动频繁，所谓“机构持续喜欢你”往往与具体的人有关。即便你为它创造了很好的回报，换了领导后，对方未必继续认可你。当然也有认可的，但概率上不稳定。若要说在困难时刻、风险很高的时候，还能有“哥们”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你——这种情况确实相对少见。

马斯克是一个特例，他本身就和别人不一样，他的朋友也与众不同。这不具备普遍代表性。

董力瀚：我一直觉得靳总是个很有江湖智慧的人。

靳海涛：为什么不常做平行式基金？主要是担心利益冲突——你让谁啃骨头、谁吃肉？但在中国，募资环境并不宽松，很难单期募到很大规模，所以往往需要通过平行式基金来达到一定管理规模。

不过，中国人在处理平行式基金时，会通过让每个基金特点不一样来规避利益冲突。有意思的是，中国投资人似乎对利益冲突问题不太在意，很少因此较真；而国外则非常重视这一点。

董力瀚：听下来，靳总觉得我们其实处在更复杂的环境里，无论是工具还是职业属性。我个人也有类似的感受，总觉得人与人之间似乎最后非得闹掰才行，只是时间问题——没钱挣了大家自然会闹掰，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感受上是非常不好的。

章总，您也谈谈您的看法。

章苏阳：美元基金的运作逻辑相对单纯。如果你的基金持续发展且业绩良好，与他们的合作关系往往具有较强确定性——尤其是国外的母基金，只要你保持前进势头、表现稳健，他们基本上每期基金都会跟进。

而国内的情况则不同，正如刚才靳总所说，他在这方面了解得比我深入得多，国内并不完全遵循这种模式。当然，若论个人情感联结，我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感动落泪，是因为在美国的文化中，“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是普遍共识，而当有人突然将“你的事”视为“我们的事”，这种跨越界限的支持就显得尤为珍贵。他们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清晰，彼此界限分明，最多也就是一起到酒吧小酌一杯。不像在中国，往往需要经过更深入的交往才可能建立这样的信任。

国内的环境确实更复杂，靳总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但从个人层面看，国内也有不少案例——有人每一期都投资你的基金，坚定支持你、认可你这个人，无论你做什么他都愿意跟投。不过这种关系更多是建立在私人对私人的基础上。

董力瀚：那么当金钱因素加入后，这种关系还能保持吗？

章苏阳：我说的这些都已经包含了资金维度。再好的关系，若不涉及资金往来或许轻松自在，加了钱以后关系就会变得沉重。即使没有资金往来，朋友可以陪你玩到凌晨，但一旦成为投资人，关系性质就变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国内的个人投资者之间，至今仍存在这样的情谊——我就是认可这个人，就是看好他，当然他本身也做得不错，各方面都值得信赖。国内环境中最怕的就是不靠谱，而不靠谱的情况确实不少。当你在社会上历练十五年以上，自然就能分辨哪些是真正可靠的关系。

所以，真情依然存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若有人愿以真情相待，这份情谊就值得尊重和珍惜。因为不管国内和国外，现在真情这个东西还是挺宝贵的。

董力瀚：晓磊，你聊聊，像我们这样的80后，面对GP时对方都是行业大佬，辈分上有差距，要真正交朋友其实并不容易。你在这行有没有交到过朋友？如果交到的话，是什么契机？你又如何看待这种关系？

杨晓磊：作为第三方机构，我们的立场决定了原则上不应与行业伙伴建立过于密切的私人关系。如果要用尺度来衡量：一分是仇人，九分是血脉相连的好兄弟，五分是正常的商业往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永远不要超过七分。因为作为第三方机构，超过七分的关系其实很危险，我个人认为这存在很大风险。

此外，第三方机构与行业的互动本质是B2B的。我始终要求自己：不要把个人身份凌驾于机构身份之上，永远是“投中信息”这个平台在服务行业、服务大家，而不是我个人。

于理，就是这么一个理；于情管好自己就行了。至少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我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要求自己的。

从结果来看，是否与这些前辈建立了深厚的朋友关系？我认为很难。首先是刚才提到的职业要求限制，其次确实是因为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差异。不同时代背景塑造了不同的世界观，我们这代人的认知方向与他们那代人确实不同。包括去年与一些90后投资人交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隔阂——这种代际差异确实客观存在。

董力瀚：人家拿你当老登。

杨晓磊：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客观上也源于世界观的显著差异，这两者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现在的局面。

在具体方式上，我的做法很简单：比如我个人从不主动组织大型饭局，也很少参与这类场合。置身其中总会让我感到难以自处，角色定位也会显得尴尬——这也是大家很少在饭局上见到我的主要原因。

你会如何想象十年后的自己？

董力瀚：如果要对10年后的自己提问，假设那时还有这样的主题、这样的书籍、这样的对话机会，而且两位对人生的认知可能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十年后我们四人还能重聚在这里，你会留下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你想问十年后的自己一个什么问题？

靳海涛：十年后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董力瀚：这个回答太实在了，正是值得十年后兑现的一句话。

章苏阳：我记得小时候语文课本里有这么一句话："是咱们这辈子没福气，让儿孙们见到了社会主义。"我和靳总的看法差不多，十年后一定会更好——这让我立刻想起了小学课本里的那句话。

董力瀚：希望到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更加紧密。

章苏阳：从国家整体层面来看，人与人的关系我相信会越来越好。但具体到个体之间，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既不确定自己，也不确定他人。但这并不妨碍我形成一个基本判断：会越来越好。

靳海涛：观察人类历史，我认为人的本性中存有“恶”的一面。“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我更倾向于后者。若非如此，从非洲走出的猿人不可能演化至今——激烈的生存竞争需要这种“恶”。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恶”的激烈程度在降低，其表现形式也趋于缓和。从这个角度看，人与人的关系确实可能比过去更进步，即便仍有冲突，表现形式也会温和许多，对人的冲击也相应减小。当然，人性中的“恶”难以根除，或许再过多少代仍会存在，但我认为会持续缓和。在某些环境宽松的阶段，人性中“恶”的表现甚至会非常微弱。

董力瀚：因为那时不需要展现“恶”。

靳海涛：对，竞争激烈了，就会变成这样。

章苏阳：我再补充一点：十年后，肉身与肉身之间的直接接触会越来越少，就像现在这样，很多真实的感受可能无法直接传递。许多互动将通过更标准、自动、甚至AI化的方式进行。那时，人们可能会将很多情感因素从个人决策中剥离。肉身之间的成见有可能因此减少，但矛盾也可能转移到那些已脱离肉身载体的意识层面——那些冲突或许会更为激烈。不过我感觉，肉身之间的直接矛盾确实有可能降低。

董力瀚：您的意思是，科技会往前走，文明会不会、人和人会不会，不好说。

杨晓磊：我相信未来世界会更好。如果十年后回看今天，我希望那时所处的行业、社会与世界都已变得更好，并且这其中，能有我一点点微小的贡献。

董力瀚：你现在已经有贡献了，谢谢三位，希望有机会十年后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