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佳能被裁拿了40多个月工资赔偿和董事长推荐信”，为啥外企总有「远超劳动法上限」的裁员大礼包？ _财经热点

“在佳能被裁拿了40多个月工资赔偿和董事长推荐信”，为啥外企总有「远超劳动法上限」的裁员大礼包？

创始人

2025-12-16 16:41:44

职场不相信眼泪和童话，直到“佳能中山工厂裁员赔偿2.5N+1”的消息动摇了打工人对这句“警世恒言”的信念。

11月21日，在广东中山经营了24年的佳能激光打印机工厂正式关闭，千余名员工被裁。有自称工作18年的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拿到的补偿：包括2.5n+1的经济补偿金、就业支援金、铭恩贡献奖、新征程奋斗奖，总计40万。还有人说，员工们收到了董事长亲自签名的求职推荐信，帮助他们快速找到下一份工作。

据《界面新闻》，被裁的佳能员工平均拿到的赔偿在2.3N左右，虽然没有2.5N那么多，但依旧远超劳动法标准。

“佳能，这次真的感动常在了。”

这两年，外企裁员的新闻频上热搜，原因总是相似：裁员赔偿给得太多，以至于难以置信。今年2月奔驰中国裁员，赔偿总额高达N+11。

习惯了连“N+1”都要费力争取的打工人想不明白：

“外企们裁员为啥总给得比劳动法规定还多，甚至有种不顾法律上限的美？”

梳理这两年外企裁员的消息，你会发现佳能并不是个例。

“高得令人艳羡”的裁员赔偿经常发生在老牌车企里。奔驰中国在华裁员约4000人，员工能获得 N+9的经济补偿，若未来两个月未入职新公司，还能额外拿到2个月的工资，相当于N+11。资深管理人员最高能拿到约合人民币410万元的补偿金。

去年10月，大众中国裁员补偿最高达到N+6。员工们可以自行选择拿赔偿离开，或调离北京去合肥的分部工作。12月，保时捷中国区裁员30%，补偿方案同样给到了N+6。

科技企业的“Big Name”也没让人失望。今年7月，作为全球大裁员计划的一部分，微软中国裁撤上海和无锡CSS（客户服务与支持）部门的700人，员工们可以拿到N+7的赔偿，包含经济补偿金和2个月工资的签字费。今年5月，甲骨文中国裁员约900人，赔偿方案最高也是N+6。

今年8月，IBM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裁员超千人。在IBM工作了10年的张芸拿到了N+3的赔偿金。但在此之前，IBM已经停止了在中国的全部开发，她从4月开始没有接到任何工作，每周去一次办公室，工资正常发。她的同事9月被裁，在裁员前已经一整年没有上班了。

“也算是一种福利吧。”

外企的裁员补偿甚至可能多到“不顾劳动法上限”。比如《劳动法》里明明规定了“N”的三倍社平上限，一些外企依然会按照员工真实工资的数额来赔。三倍社平上限指的是，月工资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应该按地区三倍平均工资2赔偿，北京的“三倍社平上限”是47103.25元，上海则为37302元。

公司愿意给出“高额赔偿”，主要出于让员工体面并快速离开的考量。

“高额赔偿金，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争议风险，让员工快速、满意地离开”，曾在某美国科技企业做HR的刘泽解释。

大型外企裁员往往有相当严格、紧张的流程，“电光火石之间就被裁了”。IBM在8月28日上午宣布裁掉在华仅剩的千余名研发人员，仅开了一场3分钟的线上会议。

裁员对于员工或许是“人生转折”，对企业可能是“战略调整”，但对于HR来说，裁员是一个复杂的、对效率要求极高的大型项目。刘泽曾参与了一次300人的大裁员项目，从决策到裁掉共耗时一个半月。涉及到整个部门的调整裁撤时，HR们需要提前1-2个月准备，确定名单、推演预算，再飞到各地办公室与员工一对一谈话，确保在同一时间完成这场裁员，“防止被裁员工们互相交流”。而赔偿金额是达成这个项目目标的重要策略之一。

有微软员工分享了裁员的流程：周二上午开员工大会，下午，HR就在专门设立的谈话室里一对一约谈要被裁的员工，一个接一个，不间断进行。

一对一谈判是外企裁员中必备的环节，会影响每个人到手的补偿金额。比如“签字费”就因人而异，微软裁员中，当天签解约合同的人能拿到额外3个月的补偿。

除此之外，曾分别在一家美国快消企业和德国化工企业担任HR的郑君向《氢商业》举例：有的同事需要时间找工作，那么公司可以给他2-3个月缓冲期，帮他续交社保，也让劳动合同上不出现断档；法律规定了N最高不超过12，但有的工作了超过12年的资深员工会对此不满，因此到底补偿多少就要单独谈；当然还有孕妇、因工伤病这些《劳动法》里写明了的情况，如果裁员涉及了，就需要给出额外的补偿。这些都是在裁员谈话中，HR会考虑到员工实际情况，进行“灵活操作“的空间。

同一批裁员中被裁者拿到的赔偿方案不一定相同，因此在实际外企裁员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的拿到“高额赔偿方案”的很多也都是工作多年的资深员工。

裁掉在公司工作了6年以上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员工”情况里，一方面，劳动法的约束更强，另外，HR们会担心，工作越久的员工，被裁后产生激烈情绪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可能因为不满于赔偿选择劳动仲裁；HR还会考虑到实际个人情况——比如中年人压力更大，有房贷、教育压力，再进入就业市场的难度比年轻员工更大，综合下来，给出更优厚的赔偿方案，郑君解释。

《澎湃新闻》报道也显示，拿到N+11的奔驰中国被裁员工，多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资深人士。

必须承认的是，也不是所有外企都是“裁员友好型企业”。

佳能工厂裁员补偿曝光后，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被一家日企裁员的“相反”经历，“要降低人力成本所以不续签第三次无固定合同，赔偿只给N还说是合法合理，裁员时候说没特殊理由，到仲裁开庭改口员工工作态度有问题。”

去年4月，特斯拉在全球裁员10%，中国大批门店销售岗位裁撤，公开的赔偿方案N+3，入职不到半年的员工按照0.5N+3进行赔偿，但一些员工却迟迟没有拿到承诺的赔偿，有人说自己被店长要求在离职申请上填写因“个人原因”离职，谈话中全程没有提及赔偿问题。马斯克随后在内部邮件里道歉，“我注意到有一些被裁员的员工赔偿费被错误地压低，我感到很抱歉，我们会马上优化。”

同一个名字下的“外企”在赔偿方案上也可能天差地别。奔驰中国裁员给出N+11后，北京奔驰8月也进行了一轮裁员，补偿方案却只有N+1。这和企业的性质有关：前者是纯外资企业，而后者是中外合资企业。

“外企”也不是一块铁板。在打工人心中存在着一条关于企业合规性的“鄙视链”：欧洲企业>美国企业>日韩企业，当然以上都优于中外合资企业。“能选欧企就选欧企”，是当下流行的外企找工作法则。欧洲企业更注重“合规”，这不仅意味着“惊喜”的裁员赔偿，也包括更加透明且有关怀的加班、休假制度，这些都成了其他打工人“羡慕不来”的条件。比如，法国头部药企赛诺菲就曾将给男性员工的三个月陪产假引入中国。郑君也认同这一排序存在合理性，“说到底和企业所在的国家文化有关，崇尚集体还是个人，崇尚竞争还是平等”。

“看了外企的赔偿，才知道不是所有裁员都能叫大礼包。”

但仅仅把“外企裁员给得多”归结于欧美的企业文化更“尊重员工”，显然太像一个童话。

外企们并非在所有区域都实行统一的裁员补偿。

2024年5月，微软中国区AI团队宣布将数百名中国员工集体“打包”调动至美国和澳大利亚。但不到一年后，被调至美国的中国员工就经历了在美裁员。由于美国劳动法允许“自由解雇”，一些员工没有拿到任何赔偿。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员工们拿的是L1签证，失业后60天内找不到新工作，就得自己买机票离开美国。

“为什么外企只有在中国才是外企？”

图源：小红书@momo

一个重要原因是，外企们的裁员往往不是《劳动法》里的合法裁员——“经济性裁员”，即企业因为经济困难裁员。外企们往往是出于全球战略调整，得裁掉部分甚至全部中国的员工，这在法律里属于“违法裁员”。这时如果员工对赔偿不满，就会要求劳动仲裁。

外企们通常还要受到更多方的监管，包括国际投资机构、全球总部等等。雇主形象、每年的ESG评级，也会影响投资人的印象和公司股价。品牌形象对大型跨国企业是相当重要的资产，裁员成本其实是“对未来可控性的投资”。

“而且裁员的财务成本真的很大吗？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其实只能算小钱。”刘泽说。

高额赔偿不只是为了让员工“走得体面”，更是为了让公司抽身得更体面。

代理了多年裁员案件的劳动法律师曲良敏解释，合法的经济性裁员，劳动法上有严格界定，首先要有人社局的备案，即人社局要同意进行经济性裁员。而按照我国劳动法，违法裁员需要给2N赔偿，或者劳动者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如果后一种诉求被支持，对于裁员的企业来说，可能损失会远远超过2N赔偿，法律风险相当大。由于这种工资赔偿不受到社平三倍限制，曾有大龄被裁员工在提出仲裁后，得到了200多万的巨额工资损失赔偿。

而且，这种判赔并不罕见。曲良敏代理的案件中，外企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更喜欢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裁员。在北京等一些地区，由于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和规定，用这个理由裁员公司的胜率很低，可能一成都不到。

“所谓N＋9、N＋6赔偿，看似很大方，其实远远小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曲良敏说。

曲良敏认为，我国劳动法基本上就是一部“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维持得很好。

那为什么很多打工人们很少感受到这种“被保护”？

“强行裁员”“逼迫离职”，似乎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手法。有人总结公司常用的方式：恶意调岗、打低绩效、突然增加不可能完成的KPI、竞业协议威胁。

虽然有劳动法保护，但在实际中，打工人依旧处于绝对的弱势。

公司们通常针对裁员会配备强大的法务团队和律师团队。曾有员工被裁后因为赔偿不合理向某互联网教育公司提出仲裁，公司告诉她，要么接受公司的赔偿方案拿钱离开，要么去仲裁等几年，“你可以查下我们手上有多少劳资纠纷的案件，不差你这一个”。

裁员仲裁的高成本首先是时间上的，劳动争议的案件走完全程可能需要经过一裁两审三个阶段，可能需要一到三年时间才能结案。其次是金钱，普通的劳动案件，一般需要1-3万律师代理费。劳动者本来就面临着失业问题，失去了收入，经济压力也大。曲良敏说。同时。对于案件的胜诉率，打工人自己也无法做出明确判断。

所以现实中，大多数人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即便知道自己该拿的没拿到，“赶紧把能拿到手的拿到”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选项。

这两年，“违法裁员”在民企里也变得越来越多见。在曲良敏的感受里，疫情之前有一些企业裁员可能属于合法的经济性裁员。到现在，合法的经济性裁员已经很少了，公司基本都是“以各种理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所以很多外企们不是善良，只是守法。但这就足以让打工人庆幸和感恩了。

只是就连外企人的“好日子”似乎也难以持久，很多外企的裁员费如今也在缩水。

微软7月裁员时的“大礼包”还是最高N+7，三个月之后，微软中国再裁员时补偿就缩水到了N+4，三个月的签字费被取消了。

“真没想到微软裁员也会如此薄情寡义”，有员工在社交媒体上感慨。

无论是全球还是在中国市场，在一向富足的大型外资企业里，“降本增效”已经成为一个持续多年、尚且看不见停止迹象的趋势，裁员费用也可能成为“降本”的一环。企业们的降本可以从极细微的地方入手：为了降本，郑君曾帮她所在的外企把50条班车路线缩减到了40多条，想办法让每一辆车多绕一段路去覆盖更多站点，因为“少一辆班车可以少花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