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3日，美国宣布对欧盟前数字事务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实施制裁。理由直指欧盟引以为傲的《数字服务法案》。

这部在2022年正式生效的法案，本是欧盟试图规范数字世界、挑战美国科技巨头的权威之作。法案生效后，亚马逊、Meta、苹果等美国公司频频收到欧盟的天价罚单。就连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X，也曾被处以过1.2亿欧元的罚款。美国科技公司的游说团体一直在华盛顿抱怨，称欧盟的监管是“保护主义”和“不公平的贸易壁垒”。然而，谁都没想到，特朗普政府的报复会如此直接且极具侮辱性——制裁一位欧盟的前任高级官员。

欧洲新闻网“政客”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24日，迅速梳理了一份时间线，标题直指特朗普对欧洲的“霸凌”。时间倒回2025年1月，特朗普刚刚宣誓就职，他的贸易大棒就悬在了欧洲头上。他公开威胁，如果欧盟不满足美国的要求，将对欧洲汽车等关键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起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回应显得很强硬，她声称欧盟将“以团结和坚定予以回应”。

但强硬姿态很快就在现实的贸易压力下软化。欧盟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等一系列议题上做出了让步，试图换取关税豁免。然而，妥协并未换来尊重。在2025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德国的主场，发表了一番让欧洲政界和媒体哗然的演讲。他严厉指责欧洲“沉迷于福利、缺乏斗志”，并且“在防务上过度搭美国的便车”。这番言论被广泛解读为对欧洲社会模式和价值观的公开蔑视。

政治上的羞辱与经济上的施压同步进行。特朗普、万斯，乃至拥有巨大舆论影响力的马斯克，开始频繁在公开场合为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和政治人物站台。这被欧洲主流政治力量视为对其内部事务的直接干涉，动摇着欧盟的政治根基。而最让欧洲感到被抛弃和边缘化的，是在关乎自身生死存亡的俄乌冲突议题上。特朗普政府力推的俄乌和谈进程，几乎完全将欧盟排除在核心谈判桌之外。美国高级官员甚至私下批评法国和德国等欧盟主要国家“优柔寡断”，是和平的“破坏者”。

短短不到一年，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从暗处蔓延到明面，从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和安全的全面信任危机。连一向被视为“亲美派”标杆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在内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现实，呼吁各成员国“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寻求战略自主。然而，欧洲的麻烦远不止来自大西洋对岸。就在他们疲于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和政治霸凌时，东方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也给出了强硬回应。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中方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乳制品，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这一决定的直接导火索，是欧盟委员会在早些时候，裁定中国电动汽车获得了“不公平补贴”，并据此加征了临时关税。中方的反击精准而迅速，选择了欧盟具有优势且政治敏感的农业领域，尤其是乳制品，这直接触动了法国、荷兰、德国等成员国农场主的利益。

欧洲的决策者们此刻正坐在布鲁塞尔冰冷的办公室里，面临一个残酷的双线作战局面。东边，与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的经贸摩擦骤然升级；西边，与传统安全盟友美国的关系滑向决裂的边缘。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噩梦，对于欧盟这样一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挑战更是几何级数增长。

那么，欧洲为何会将自己陷入如此被动的境地？第一个根源，是深入骨髓的战略依赖与自主性缺失。过去几十年，欧洲的安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外交政策上大多跟随华盛顿的节奏。这种习惯让欧盟形成了巨大的路径依赖，其外交和贸易决策机构内，充斥着对美国态度的揣测和迎合。即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展示了其“美国优先”的不可预测性后，欧盟内部许多力量依然抱有幻想，认为“同盟情谊”和“共同价值观”最终能约束现实政治。当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毫不犹豫地再次挥起关税大棒时，欧洲的震惊和抱怨——“美国不能这样对待盟友”——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天真的哀鸣。

相比之下，中国在面对美国发起的新一轮贸易压力时，表现出了充分的预案和坚定的反击姿态。中国没有幻想，只有系统性准备，这让特朗普政府在多个回合较量后，最终回到了谈判桌前。欧洲的犹豫和幻想，使其错过了调整战略、巩固防线的宝贵时间。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日益强烈的产业焦虑与错误的应对药方。在数字经济、新能源车、绿色科技等新兴赛道上，欧洲企业感到正在被美国和中国甩开。这种落后感催生了强烈的保护主义冲动。欧盟试图用自己最熟悉的工具——监管和关税——来筑起高墙，保护内部市场。从《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到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逻辑一脉相承。

但这种做法存在致命缺陷。欧盟只想到了“防守”，却缺乏有效的“进攻”策略。它没有像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那样，拿出真金白银的大规模补贴来培育自己的产业冠军，也没有像中国那样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激烈市场竞争来锻造企业竞争力。它一边用关税试图将中国电动车挡在门外，另一边又希望中国车企能来欧洲投资建厂，带来技术和就业。这种既要又要、充满矛盾的心态，被中方清晰看穿。中国的反制措施表明，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欧洲的汽车产业或许能得到短暂喘息，但它的农业、航空、奢侈品等其他优势产业，将立即承受对等损失。

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顽疾，是欧盟内部的撕裂与低效。27个成员国，从西欧到东欧，从北欧到南欧，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依赖结构、对美对俄战略诉求截然不同。在对华政策上，德国、法国等工业国看重中国市场，匈牙利、希腊等国欢迎中国投资，而一些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则对华持更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这种分歧导致欧盟难以形成一个统一、连贯、长期的对外战略。

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在各国之间反复拉扯、妥协，最终形成的往往是一个满足最低共识、但缺乏执行力的模糊方案。当美国施加压力时，有些国家想着快速妥协以免受损，有些国家主张强硬反击，内部阵线顷刻瓦解。当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产业战略来应对中美竞争时，各国又为了谁能获得更多补贴、项目落在谁家而争论不休。这种“内耗”严重拖累了欧盟的反应速度和决策质量，使其在面对外部危机时，常常显得笨拙而缓慢。

在美欧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多年前的一句警告被频繁提起。她曾提醒欧洲，需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再理所当然地依赖美国。如今，这句话正在以最尖锐的方式变为现实。欧盟的出路，不在于在美中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能否克服内部分歧，形成真正独立自主的战略意志。它必须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那是一个在必要时可以合作、但利益冲突时毫不留情的伙伴。它也必须重新校准与中国的互动方式，用务实和相互尊重的对话来解决具体的贸易争端，而不是被泛化的“制度性对手”概念绑架，关上互利合作的大门。

这一切的前提，是欧洲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心魔”与“内耗”。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开始频繁引用“战略自主”这个词，但这个词需要从文件走进现实，需要从共同防务开支落到实处，需要从争吵不休的峰会决议变成步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冯德莱恩的呼吁还在会议室里回荡，但窗外，大西洋的风暴和东方的雷声，都不会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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