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0日，Meta以超20亿美元收购AI智能体公司Manus（主体为“蝴蝶效应”）的消息，让这家成立仅3年的中国背景企业，成为全球科技圈年末最受关注的标的。而回溯其发展轨迹：2024年初拒绝字节跳动3000万美元收购，2025年5月团队迁居新加坡，6月总部搬迁，最终以数十亿美元估值被Meta收入囊中——这一系列选择的背后，是资本、合规与市场的多重现实博弈。

一、从“被低估”到“被追捧”：字节与Meta的估值分野

2024年初，字节跳动曾向Manus前身“蝴蝶效应”开出3000万美元收购价，核心目标是将其AI浏览器插件Monica纳入豆包生态。但当时字节的评估报告认为，Monica“缺乏底层创新、投流成本占营收30%”，且要求团队并入后停止独立运营。

这一报价被创始人肖弘当场拒绝——彼时Manus的技术原型已完成，团队判断其“通用AI代理”的产品形态，价值远不止于此。后续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2025年3月Manus正式发布，3天内等待名单超200万人，8个月内年度经常性收入（ARR）突破1亿美元，处理token数超147万亿，成为全球最快实现商业化的AI代理产品之一。

而Meta的收购逻辑则完全不同：作为“超级智能”战略的关键拼图，Meta需要Manus已被验证的产品能力——其能自主完成简历筛选、全栈开发等复杂任务，在GAIA基准测试中超越OpenAI同类模型。扎克伯格甚至亲自出面，以“保持独立运营+肖弘出任副总裁”的条件，在10余天内敲定交易，这也是Meta成立以来第三大并购案。

二、出海的核心动因：合规压力与资本诉求的双重倒逼

Manus选择迁居新加坡、最终被Meta收购，并非单纯的“市场选择”，而是地缘合规与资本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1.美国投资审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25年4月，Manus引入美国Benchmark基金7500万美元B轮投资后，随即卷入美国《对外投资安全计划》（OISP，即“反向CFIUS”）的审查——该规则限制美国资本投资中国前沿AI领域，而Manus虽不自研基座模型，但“调用第三方大模型进行微调”的模式，恰好处于规则的模糊地带。

为规避风险，Manus迅速将总部迁至新加坡，终止与阿里通义千问的国内合作，同时裁员国内非核心团队、在新加坡扩招。而Meta的收购则直接“破解”了合规困局：根据OISP规则，美国主体100%收购后，Manus不再被视为“受管辖主体”，彻底脱离了中美科技竞争的监管漩涡。

2.国内合规成本与业务属性的错配

肖弘曾在社媒感慨，Manus“高度依赖海外模型，国内算法备案、数据出境成本极高”。作为一款用户超80%在海外（巴西、美国、日本为主）的产品，其核心业务与国内监管框架存在天然冲突：

数据层面：海外用户数据需本地化存储，国内“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流程复杂；

技术层面：依赖Claude等海外大模型，不符合国内“自主可控”的技术导向；

商业化层面：海外用户付费意愿更强（Manus订阅模式客单价超20美元/月），国内市场尚未形成成熟付费习惯。

三、资本的“退出逻辑”：真格基金的“全球化套利”

作为Manus的核心投资方（持股15%-20%），真格基金从2023年2月起连续投了五轮，其“投资-退出”的路径选择，也深刻影响了Manus的走向：

早期定位：真格将Manus视为“应用层出海标的”，而非“国内AI基建企业”，从种子轮起就推动其布局海外市场；

退出诉求：2025年B轮引入Benchmark后，真格需要通过海外并购实现退出——Meta的收购让其获得超200倍回报，成为中国AI领域首个“被全球巨头并购”的案例。

这与DeepSeek（梁文锋创立）的路径形成对比：DeepSeek聚焦国内基座大模型，背后资本以人民币基金为主，且梁文锋自身有800亿净资产支撑长期研发，无需依赖海外退出。

四、“出海”不是终点：中国AI的“应用层突围”

对于Manus的选择，外界曾贴上“不爱国”的标签，但从行业视角看，这更像是中国AI应用层的一次“全球化适配”：

其产品能力已得到全球验证——Meta将其整合进旗下平台，意味着中国团队定义的“通用AI代理”形态，将服务数十亿用户；

出海并非“逃离”，而是“错位竞争”——在国内基座模型赛道被头部企业占据的情况下，应用层企业通过出海实现商业化闭环，反而是中国AI“软实力”的体现。

正如真格基金合伙人刘元所说：“这不是‘爱不爱国’的单选题，而是合规、市场与资本的综合考量。”而Manus的案例，也为国内AI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当技术与本土土壤不完全适配时，“出海”或许是另一种“中国创新的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