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答案,你认同吗
创始人
2026-02-04 22: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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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不易,一篇文章需要作者查阅多方资料,整合分析、总结,望大家理解。)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是从没经历过经济衰退萧条和危机”这句话时,我脑子里第一反应也是:这位诺奖得主是不是太不懂中国了?

可冷静想想,经历过无数朝代更迭、文革动荡、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的我们,的确从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西式经济危机,你没看错,这恰恰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们有“灾荒”“动乱”“财政赤字”,但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以市场逻辑运行中的自我崩塌:比如债务链断裂、市场大规模抛售、产能泡沫破裂、全行业裁员等西方式标准流程。

也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危机的理解,常常是“以史换骨”的错位。

这话听着刺耳,但我们得承认,这是事实。

历史周期毁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秩序。

回望中国五千年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老百姓真正的痛苦源不是“GDP下滑”,而是没有饭吃。底层民众在“生产资料”被剥夺之后流离失所,造反揭竿的导火索往往就是“活不下去了”。

归结起来,全都是那四个字:土地兼并。产能永远不够,才是最致命的问题。也因此,中国古代的危机,本质上是农耕社会的资源再分配失败,不是经济自然运行的软着陆或硬着陆

而工业化后,这个逻辑被打破了。

以前是“缺产能活不下去”,现在是“产能太大需要消化”。

我们“太顺了”才是问题!

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们确实走进了一条工业化加速带。那场全球化中国奇迹,让我们稳坐“世界工厂”的宝座,也让太多人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个共识:只要我们有产能,就不会出问题

这个共识,就是罗伯特·席勒警告中的危险。

他提醒我们:“你们还没经历过真正的市场萧条,所以判断能力和应对能力都是空白的。”

听起来扎心,但偏得承认,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从来都是在别人的规则下顺风顺水。

这盘棋,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没危机,而是我们从未练过应对经济危机的肌肉

有人说我们还有最大内需市场撑着。听起来没错,但内需靠什么?靠消费。而我们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消费能力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显示,家庭部门总负债占GDP比重已突破60%,而与此同时,储蓄率仍然高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疲软。

说白了,大家都有“钱”,但都不敢花,因为该借的信用卡已经刷爆,该拿的房贷也背上了,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个人支出决策趋于保守。

这时你产能再大,订单从哪来?美欧正在脱钩,发展中国家要你补贴,当下的格局意味深长:中国现在产能是多的,不是少的。

所以罗伯特·席勒说,我们没经历过真实的经济周期,尤其是产能过剩、库存堆积、通缩抬头带来的系统性萧条,这才让我们在“产能=安全”的逻辑里越走越深。

一个国家不经历危机,就不知道系统有多少漏洞。

美国1970年代滞涨的时候,经历了企业破产潮、货币贬值、民生动荡;1999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带走的是一大批创新企业;2008年的次贷危机,更是一夜之间撕开了全球金融系统的虚弱肌理,但也是这些暴击式的危机,让他们在制度层、社会舆论、企业经营上积累了一套危机应急方法论

而我们呢?

我们从“稳增长”到“保就业”再到今天的“促内需”,所有政策都在精准绕开经济实际出清的代价,这很中国式,也很适合中国国情,但却未必可重复、可持续、可应对下一个黑天鹅

强国都得经历的“挤泡沫”,我们或许也逃不掉。

美国用了百年时间,走完了自由经济从繁荣、衰退、调整再繁荣的闭环;欧洲更早,在工业革命一战之间,靠战争清理产能赤字。

现在,美国启动了“再工业化”+“贸易脱钩”+“高利率吸血”三板斧,狠招频出。

不是他“转性了”,而是他明白维持全球霸权,不靠慈悲,靠的是倒逼别国走向危机,而自己始终维持需求主权、货币主权。

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工业化第二阶段的最核心考验:如何重新配置产能,创造真需求,而不是靠堆产能维稳。

怎么破?还有三条路摆在眼前,但都不轻松。

第一条,内循环刺激消费

这需要扛得住居民负债,能持续地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是靠“多卖点车,多卖点楼”,而是要实质性地让民众敢花钱,愿花钱

第二条,拓展非美国市场,尤其是常说的“一带一路国家”,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是消费端薄弱、支付能力差的“高成本”市场。这注定是慢功夫,不可能短时间替代欧美订单。

第三条,有限度重回计划经济工具箱,比如政策性基建、信贷支持战略行业、新型配给制度等等。

说实在的,这对治理能力要求极高,执行不好很可能带来通胀反扑或信用风险。

所以,要破解潜在经济危机的种子,我们不能只盯着GDP数据是不是还在涨,而是要盯住经济的节奏是不是进入“按需生产”“适度库存”和“正向循环”。

说到底,我们不是缺产能,是缺调节机制。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路。

一是继续坚守工业文明初阶段的“多生产、多输出”逻辑,但那就必须面对海外需求萎缩和国际秩序碎片化的现实;

二是主动迈开经济深化改革的第二步,跑出一条属于中国的产能再分配+需求端重构“新型经济通路”

怎么选都不容易,但不选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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