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玉渊谭天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短小但充满分量的消息，提醒法国不要继续推动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想法。这条消息的核心是，如果法国坚持推进那项所谓的对华全面加征关税提案，中方有三个领域可以进行反制，其中第一个反制手段就是：针对欧盟，尤其是法国的葡萄酒，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市场从来不会撒谎，也不讲情怀。它只会跟着一个简单的逻辑走：中国是欧盟葡萄酒市场近7亿美元出口额的重要目的地，其中将近一半是法国的葡萄酒。如果这个市场的门被关上，甚至只是稍微缩小了些许，法国的损失将是最直接的。法国政府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时显得谨慎，她表示这项建议目前尚未被政府采纳，但也没有明确否定这项提案的合理性。这种说辞在巴黎政坛并不罕见——它是一种进退自如的策略：先认怂，后反击，表面示弱，但实际上不认错。问题在于，市场不会因为你未采纳某个提案就收回那一两个百分点的跌幅。信心这种东西，失去是一瞬间，恢复却需要很长时间。

回到2月9日，这一天，法国总理府下属的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署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欧盟应对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30%的全面关税，或者推动欧元贬值20%至30%，以缩小中欧之间的产业成本差距。报告还专门提到1985年美国联合德国、法国和英国共同施压日本签订的《广场协议》，试图向读者暗示这份报告的灵感来源。就在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了多家欧洲媒体的采访，他公开将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并列，称欧洲面临来自中国的商业海啸，并将其视为欧洲的两大危机之一。他还呼吁欧洲重拾保护主义，甚至提出发行欧元债券，以应对中美之间的竞争。

这份报告的角色是把话说绝，而总统则负责在公共场合中将言辞圆滑一些。这种分工并非战略上的分歧，而是职责的划分。如果你关注马克龙近三年的对华言论，会发现他这种策略已经十分熟悉。2018年，他曾在里昂表示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附庸；2023年，他访华时，带着空客高管，在北京强调欧洲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2024年，他推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理由是保护欧洲工业。2026年2月，马克龙又将中国列为威胁，同时让政府机构递上了一份具有攻击性的报告。这里的变脸并不是立场的改变，而是手段和话术的不同。背后没有改变的，依然是马克龙的焦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

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呢？因为马克龙面对的是一个无解的结构性困局。他确实在努力推动欧洲的战略自主，这已经是他喊了近七年的口号，几乎让欧盟的官员耳朵都磨出了茧子。法国的工业优势在哪里？空客、核电站、高铁、奢侈品、葡萄酒。这些产业的确不差，但空客在中国市场的渗透已经很深，核电站的市场机会正在快速消失，高铁技术也不再是法国的独门绝活。马克龙希望通过与中国的技术换市场来实现突破，但当他翻遍法国的产业底牌时，发现能够派得上用场的新兴产业并不多。这并非只是马克龙个人的问题，而是法国过去三十年产业政策的一个结果。长期的高福利模式让法国制造业大量外包，留下的不过是一套精致的存量体系，未来的增量产能却捉襟见肘。

当合作无法带来新的增量时，法国只能回到存量中去争夺，而存量又是有限的，这时只能进入零和博弈的状态。马克龙并非主动选择了零和博弈，而是他的政策工具箱里，只剩下零和的玩法。所以，他只能用强硬的姿态回应，表现出欧洲领袖的决断力。敢对中国说不成了他需要维持的形象。国内的极右翼批评他对中国软弱，他需要通过这种姿态来稳住自己的基本盘。眼看欧盟峰会临近，马克龙更是要筹码，证明法国依然是政策的制定者，而非跟随者。于是，他默许了下属机构发布一份激进的报告，同时自己在公开场合更加严词厉色地表态——这并非战略，而是一种应激反应。但问题在于，这种打法已经开始显得愈加无效。

2月11日，德国总理默茨在欧洲工业峰会上指出：欧盟的反应太慢了。中国能在几个月内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站，而在欧盟，一个项目光是获得批准就要花上数年时间。这段话并没有提到中国是威胁，也没有谈及贸易战，它直言的是一个问题：如何面对竞争，如何自我改革。德国企业同样面临中国制造的竞争压力，德国车企也在逐渐失去市场份额。但德国企业的选择是：增加在华研发投入，将中国供应链纳入全球体系，争取在中国市场的增量，而不是站在门外喊保护主义。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法国当然知道这条路，但它走不了。德国有大众、宝马和博世等强大的产业支撑，而法国只有奢侈品集团和干邑酒庄。这并不是道德高低的问题，而是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路径依赖问题。你不能一边将制造业外包出去，另一边却期待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与中国正面竞争。

马克龙深陷这种路径依赖的泥潭。他想突围，但手中的工具有限，只能依靠关税、补贴和反倾销等手段。他的对华政策，充斥着焦虑和无奈。

中国的态度始终如一。无论是商务部还是外交部，或是通过玉渊谭天这样的新媒体，所传递的讯息都非常一致：愿意对话，愿意合作，也不怕反制。大门始终敞开，前提是平等互利；但如果你执意与火为伴，那火焰也会烧到你的手上。法国智库那份报告意图将中国比作1985年的日本，试图将欧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包装成欧洲版广场协议。然而，今天的中国与四十年前的日本已截然不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已经市场化，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政策工具，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外部强加的汇率安排。更何况，广场协议后日本经历了三十年的低迷，这种成功经验，法国敢拿来复制吗？ 马克龙的总统任期只剩下一年。他希望在卸任之前，能够为自己留下一个战略自主推动者的历史定位，虽然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历史定位不是靠一份激进的报告堆砌出来的，而是通过扎实的产业基础和清醒的战略判断来获得的。而这两样，恰恰是法国当前最缺乏的资源。于是，马克龙就继续扮演着变色龙的角色。没有底牌的人，最终只能通过不断变换姿态来维持存在感。这不是格局问题，而是账本问题。账本上缺乏增量，嘴上就只能不停地喊着存量。但这种喊话越来越无法打动市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市场用脚投票。 2月11日的股价波动就是一个温和的提醒。法国的葡萄酒桶还没有被征税，但来自中国的风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吹动，股价就出现了波动。如果玉渊谭天提到的反制措施真正落实，会进入调查程序，甚至像当年光伏、白兰地那样迎来一轮反制，法国的政客们就会发现，一份报告可以在一夜之间写出来，但一个出口市场的信任，却需要很多年才能重新建立。中国始终保持着沟通的大门敞开，也早已做好了应对各种挑战的准备。门是开的，路是宽的。但如果法国真想推动一纸广场协议，那只能说，你想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