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给传统的国学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冲击。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大量留洋归来的学者和思想家带回了新思想、新潮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鲁迅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在国外求学，而回国时正值国内社会风气固守陈规，保守派的观点强硬且不容动摇。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鲁迅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书籍多数如同僵尸，而西方的书籍则充满了生气与活力。此观点一出，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争议。

然而，与鲁迅的悲观论调相对，辜鸿铭则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深信国学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并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英语，向西方传授中华文明的真谛与精神，教导他们如何做一个人。 两位大师的对立观点

1925年，《京报副刊》推出了名为青年必读书的栏目，意图邀请学界名流推荐书目。当报社的编辑联系到鲁迅时，他的回应冷淡而简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的学者，从不以自己为青年导师，他更注重的是自身对时代的敏锐洞察。然而，这样的态度常常让他成为批评的对象。 尤其当鲁迅提出少读中国书，中国书多是僵尸的观点时，舆论的风头愈发猛烈。他在《华盖集》中这样写道：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之所以反对读中国书，根源在于他认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在鲁迅看来，古代经典之中所蕴含的智慧，已变得死气沉沉，缺乏了活力。

然而，同处那个时代的辜鸿铭却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他在讲课时常常告诫学生：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望青年拓宽眼界的鲁迅

鲁迅的少读中国书观点，几乎在文坛激起了滔天巨浪。柯柏森便以此为题，写下了一篇《偏见的经验》的文章，嘲讽那些像鲁迅一样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看了几本外国书籍就开始忘本。实际上，这些批评者完全忽视了鲁迅的真正意图。他并不是要贬低中国文化，更不是要卖国。相反，鲁迅一生都在深入研究国学，不断淘汰其中的糟粕，保留精华。 像鲁迅和辜鸿铭这样的学者，都在深厚的国学传统中成长起来。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对孔子过度神化的看法，他希望新时代的青年能够多读外国书籍，开阔眼界，吸收不同的思想和文化。

在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许多书生仍沉浸在四书五经的教义中，笔耕不辍地写着死板的八股文。鲁迅作为一位思想者，他深知要改变一个时代久已根深蒂固的观念与行为，绝非易事。每当他发出批评的声音时，往往显得更为锋利、深刻。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话语是终极真理，而是希望激励那些思想固守的青年们，去扩展自己狭窄的视野。 辜鸿铭与外国的冷战

辜鸿铭，在许多人眼中，几乎是个怪人。他既通晓国学，又深谙西学，但对于外国人始终持有一种冷淡甚至轻蔑的态度。许多人批评他过于守旧，缺乏宽容。然而，鲁迅和辜鸿铭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在国外求学，且都深刻体会过中西文化的冲突。 辜鸿铭自少年时便留学西方，那时的中国相比于强盛的西方，显得尤为卑微，许多国人都深受自卑情结的困扰。然而，辜鸿铭却是少数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信心的人。他坚信，中国的宗教、制度与文化，远远超过西方，而这种自信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成了傲慢自负的表现。 尽管如此，辜鸿铭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北大教授国学时，经常以冷漠的态度对待那些外籍教授。有时，他不仅仅是冷眼旁观，还会抓住外国学者的短处，运用自己的学识加以讽刺。 两位大师的相似与不同 鲁迅与辜鸿铭，虽然都经历过留学的洗礼，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善于揭示国学中的问题，并用尖锐的批评刺痛社会的良知。而辜鸿铭则善于挖掘国学文化中的美好，以温柔的方式将其传递给更多人。两位大师虽然方法迥异，但都怀着同样的情怀——那就是，他们都希望国学文化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