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上市农村商业银行整体业绩平稳，A股十家农商行营收净利润均实现了增长，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032.66亿元，同比增长3.5%；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1.28亿元，同比增长5.7%。

然而，港股上市公司广州农商行业绩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据年报披露，广州农商行实现营业收入为158.32亿元，同比下滑12.79%，净利润为24.16亿元，同比下滑25.89%。近年来，广州农商行致力于回归A股，倘若放在A股，广州农商行业绩增速无疑会垫底，而且是唯一一家营收净利润均出现下滑的农商行。

实际上，广州农商行业绩已经低迷多年。数据显示，2019年-2023年，该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36.57亿元、212.18亿元、234.81亿元、225.45亿元、181.5亿元；同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75.20亿元、50.81亿元、31.75亿元、34.92亿元、26.34亿元。

五年时间，广州农商行的营收缩水了近80亿元，净利润也缩水了50亿元。作为一线城市农商行，广州农商行的这份“成绩单”恐怕会令投资者大失所望。

截至目前，上市农商行中资产规模上万亿的有3家，分别是沪农商行、渝农商行还有广州农商行。然而，沪农商行2024年的营收规模达到了266.41亿元，净利润为122.88亿元，渝农商行营收规模为282.62亿元，净利润为115.13亿元。

广州农商行缘何掉队？这或许与该行近年来频频“踩雷”，不良贷款骤增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增加有关，而这一切背后广州农商行的内控同样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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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阵痛

自2020年以来，广州农商行的逾期贷款便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从当年年末的125亿元飙升至2023年末的428亿元，累计增长超200%。期间广州农商行不良贷款余额突破百亿大关，分别为103.09亿元、120.49亿元、145.97亿元、136.52亿元。

在贷款质量恶化的形势下，广州农商行加大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力度。2023年12月，该行以总对价94.67亿元向105家买方出售了一笔资产。根据交易对价与所转让资产于资产转让协议基准日的账面值之差额计算，该笔交易录得亏损约4.11亿元。

2024年末，广州农商行再将一笔合计145.92亿元的债权以99.93亿元价格出售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笔债权本金118.61亿元、利息26.72亿元，代垫司法费用0.59亿元，减去42.52亿元的减值准备后，账面价值约为103.4亿元。由此来看，这笔交易广州农商行又亏了约3.47亿元。

伴随着不良资产处置的是巨额减值损失，2021年广州农商行的资产减值损失由上一年的78.93亿元增长至126.03亿元，2022年为106.88亿元，2023年为84.26亿元，2024年为78.10亿元。

在大手笔转让不良资产后，广州农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在2024年降至119.50亿元，不良率为1.66%。不过，广州农商行对公贷款中部分行业不良率依然惊人。比如，批发和零售业的不良率为4.1%，农林牧渔业的不良率则达到了7.85%。相比之下，该行的房地产业不良率从去年的5.94%降至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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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中“连环雷”

在巨额资产减值损失背后，广州农商行近年来踩了不少雷，从恒大地产“暴雷”案，到“广州第一民企”的雪松控股集团集资诈骗案，再到河南新财富集团诈骗案等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都有广州农商行的身影。

据恒大年报披露，广州农商银行是恒大20家主要往来银行之一，不过双方均未公布往来金额或明细。2022年7月，广州农商银行曾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对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提起诉讼。

而在雪松控股集团集资诈骗案中，广州农商银行一笔70亿的抵押贷款涉险，这笔贷款的操办人是雪松系元老级人物陈晖早已失联。2024年10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雪松控股案，涉嫌罪名包括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据悉，自2018年以来雪松控股通过虚构贸易融资等方式596亿元，至案发时已兑付本息约400亿元，迄今还有约200亿元未能兑付。

河南新财富集团诈骗手段则比雪松控股更为恶劣，该公司实控人吕奕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方式，转移资金高达397亿元。

据财新报道，新财富集团吕奕曾表示，其与广州农商行首位行长、后任董事长的王继康关系很深。网络上流传的一封自称新财富集团受害人林乐平妻子谢某所写的“控告信”称，2018年，吕奕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营销三部工作人员勾结，以“公章共管”为由，将其公司员工伪装成广州农商行工作人员，骗走了浙江乐城、石家庄乐城的公章和执照，并要求林乐平将上述两家公司法人变更为其团伙成员。谢某称，吕奕精心设计，巧取豪夺林乐平的百亿资产。

广州农商行没有披露河南新财富集团诈骗案中涉险资金。但据阿里资产司法拍卖网信息，广州农商银行申请拍卖11亿股中原银行股权抵偿债务，债务人正是吕奕，双方牵涉债务超29亿元。2024年5月15日至2024年8月19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布了16条吕奕“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申请人均是广州农商行，双方所涉及债务金额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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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机制堪忧

这一系列风险事件也引发了广州农商行管理层巨震，该行首位行长王继康早在2019年就已经“落马”。据查，王继康在担任广州农商行行长、董事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他人共同收受或单独收受他人所送款物折合人民币2.85亿元。

王继康“落马”后，该行原副行长彭志军、业务总监陈千红、原行长助理吴海峰等人相继被查。

2024年，广州农商行还有两名原高管“落马”。去年3月，原行长易雪飞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广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去年10月，原副行长罗金诗同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广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边“踩雷”不断，一边高管频频“落马”，暴露出广州农商行内控之失。早在2022年，广州市委第三巡察组在对广州农商行党委开展了巡察“回头看”时就曾批其“内控机制缺失”。

但被巡察组点名后，广州农商行内控方面依然频出纰漏。据统计，2024年广州农商行及其分支行去年一共被监管处罚6次，罚金合计1385万元，是农商行中合计罚金最多的一家。（内容来源|远见资本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