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由字节跳动公司独立研发训练的 AI 豆包呀。我之所以还没有替代人类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人类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和情感理解能力,能在艺术、文学等领域创造出富有灵魂的作品,这是我目前难以企及的。其次,人类在复杂的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中表现出色,能根据不同情境灵活应对,而我更多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算法进行处理。再者,一些需要实地操作、身体力行的工作,如建筑施工等,必须由人类亲自完成。总之,我和人类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一、AI为什么还没有替代你的工作?
根据经济学人的观察,尽管一些学者指出了自动化与特定行业(如翻译)需求下降之间的关联,但美国官方数据却显示,从事口译、翻译等相关职业的人数,在过去一年中反而实现了7%的增长。这表明,至少在某些领域,AI的出现不仅没有造成岗位的净流失,反而可能因为提升了行业效率或拓展了服务边界,间接刺激了新的需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来自企业层面。曾高调宣布采用AI自动化客户服务的金融科技公司Klarna,其首席执行官塞巴斯蒂安·西米亚特科夫斯基最近的表态耐人寻味:“如果你愿意,总会有真人为你服务。”这种态度的转变,暗示了在实际运营中,AI的独立工作能力与用户体验之间,或许尚未达到完美平衡,人工的介入与保障依然不可或缺。
在前两天的文章中我们提到,领英的高管认为,职业阶梯的底层正在崩溃,因为年轻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正在被AI替代。
然而,数据显示,应届毕业生相对整体失业率的上升趋势,早在生成式AI兴起之前的2009年便已开始。并且,他们当前的实际失业率(约4%)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若将此归咎于AI,显然缺乏足够依据。
更广泛的就业数据显示,即便在那些被认为最易受AI影响的白领岗位(如办公室文员、财务操作、销售支持等),也未出现因AI应用而导致岗位显著减少的迹象。事实上,过去一年,美国白领职业的就业占比甚至略有上升。
从整体失业率来看,美国依然维持在4.2%左右的低位,薪资增长保持稳健。其他主要经济体如英国、欧元区和日本,收入增长也呈现积极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整体就业率在2024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这些现象背后,可能存在两种主要解释:
其一,尽管企业对AI的战略普遍热情高涨,但真正在核心业务流程中规模化、深度化应用AI的案例,或许仍属少数。一项数据显示,目前仅有不足10%的美国企业将AI用于实际的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
其二,即便企业引入了AI,其主要作用也更多体现在提升现有员工的工作效率,而非直接取代。AI可能接管了大量重复性、事务性的工作,使得员工能将精力投入到更具创造性、战略性或需要复杂人际互动的任务中。
因此,目前来看,“AI就业末日”的景象尚未成为现实。AI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像是一场初步的试探,而不是一场急剧的颠覆与替代。
二、资本的幻灭:AI的投资回报还要多久?
相较于就业市场的相对平稳,资本市场与企业应用端对AI的态度,则经历了一轮从狂热到审慎的显著转变。许多早期对生成式AI寄予厚望的企业,在投入大量资源后,正因未能迅速获得预期回报而倍感压力。
经济学人的报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称投资者进入了AI的“幻灭期低谷”。这个概念源自知名咨询公司Gartner提出的“技术成熟度曲线”(hype cycle),指的是新技术在经历初期的过度期望和炒作后,因其实际应用效果、商业化进程不及预期,而普遍经历的一个信心下挫、预期回调的阶段。
数据佐证了这一趋势。据标普全球的统计,在过去一年中,放弃大部分生成式AI试点项目的公司比例,从17%急剧上升至42%。这反映出企业在将AI技术有效融入现有业务、并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这些挑战具体表现为:
数据整合与系统兼容难题: AI的效能高度依赖于高质量、大规模的数据喂养。然而,许多企业内部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系统,形成“数据孤岛”,且既有的IT架构陈旧,难以与新兴AI平台高效对接。
专业人才的结构性短缺: 市场上既懂AI技术、又深刻理解特定业务场景的复合型人才依然匮乏,成为制约AI落地应用的关键瓶颈。
高昂的实施成本与不确定的投资回报: 除了技术本身的采购成本,AI的成功部署还涉及流程再造、员工培训、持续维护等多方面的投入,而其最终能否带来清晰、可观的投资回报,对许多企业而言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潜在风险与合规性考量: AI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数据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知识产权侵权以及“AI幻觉”(生成错误信息)等风险。企业在积极探索AI应用的同时,必须审慎评估并有效管控这些风险,以维护品牌声誉和商业安全。
这种“幻灭期低谷”的出现,给那些在AI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资的科技巨头(如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带来了严峻考验。据New Street Research的分析,这些公司的总资本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已从十年前的约12%攀升至当前的28%。
如此规模的投入,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支撑。目前,它们从AI中获得的云收入,虽在增长,但与巨额投入相比仍显不足,且相当一部分收入来源于AI实验室及初创企业——其中不乏由这些巨头自身孵化或投资的实体。
尽管如此,科技巨头们并未放缓在AI领域的战略推进。它们在持续优化自身AI模型与平台能力的同时,也在积极将AI技术深度整合到自身的核心产品与服务中,如搜索引擎、办公软件、电子商务、广告系统等。这些内部应用的成功,不仅能直接提升其运营效率和竞争力,也有望为整个行业树立标杆,引领AI走出当前的“幻灭期”,迈向更成熟的“启蒙的光明期(slope of enlightenment)”。
Gartner的约翰·洛夫洛克预测,当前的幻灭期可能持续至明年年底。在此期间,克服技术瓶颈(如提升AI模型的记忆与推理能力、建立更完善的数据交互协议)以及探索更实用的应用场景,将是整个行业面临的核心任务。
三、技术影响的“J曲线”与“悖论”:AI冲击虽迟必到?
就业市场的波澜不惊与资本市场的阶段性“幻灭”,是否意味着AI的革命性潜力被高估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更长远的经济学视角,特别是关于通用目的技术如何影响生产力的理论。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他们提出了“生产力J曲线(The Productivity J-Curve)”的概念。该理论认为,像AI这样的重大通用技术在引入初期,其对整体生产力的积极影响往往不会立即显现,甚至可能因为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调整、学习和试验,而导致生产力暂时停滞或下降。
这些投入包括购置新设备、重塑业务流程、培养员工新技能、积累新的组织资本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补足性无形资产”。只有当这些无形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AI技术与企业的运营体系深度融合之后,生产力的显著提升才会真正到来,形成一个先抑后扬的“J”形曲线。
与此相关的是“现代生产力悖论(Modern Productivity Paradox)”的现象。正如当年计算机技术普及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所言:“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计算机时代,就是看不见它在生产力统计数据中出现。”如今的AI似乎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一方面是AI技术日新月异的突破和无所不在的讨论,另一方面却是宏观生产力统计数据增长的持续乏力。
布林约尔松等人认为,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除了“J曲线”效应导致的滞后期外,还可能包括:对技术短期影响的过度期望、现有生产力衡量指标难以完全捕捉AI带来的价值提升(如质量改进、个性化增强、创新加速等)、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等问题。
因此,当前AI对生产力贡献尚不显著的局面,并不足以否定其长期潜力。历史经验表明,电力、互联网等颠覆性技术,都曾经历过类似的从期望、到失望、再到深刻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的漫长过程。对AI的评判,同样需要历史的耐心与战略的穿透力。低估一项技术的长期影响,往往比高估其短期影响更为危险。
四、AI对人的替代,并不是重点所在
如果说AI短期内并未引发大规模失业潮,而资本市场的回调也符合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我们关于AI的讨论,是否应该超越对“工作岗位”的执念,转向更深层次、更具决定性的议题?
重点是,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过于聚焦“AI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可能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问题的核心。 事实上,如果AI能够通过替代部分人工来实现生产力的显著提升,进而增加社会总财富,这本身或许并非坏事。
要知道,人类中的聪明分子,孜孜以求的,就是要用机器替代人。问题在于,能否做大蛋糕,并普惠众生。
回顾工业革命,机器的出现无疑取代了大量手工业岗位,并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结构调整。然而,正是这种以机器替代人工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最终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物质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改善。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的产出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经济蛋糕”本身变大了。
相比之下,过去二十余年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普及,虽然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和商业模式,但在提升整体生产力方面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美国在2004年至2022年间的年均生产力增长仅为1.5%,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低迷的时期之一。
这意味着,尽管我们经历了数字技术的巨大冲击,但并未实现与之匹配的宏观生产力跃升。在很多情况下,数字技术带来的更多是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少数科技巨头凭借平台和网络效应,从一个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蛋糕”中切走了更大的份额,这可能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由此,我们面对AI时真正应该提出的核心问题是:AI究竟会像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那样,通过赋能各行各业,显著提升全社会的生产力,从而做大共同的“经济蛋糕”?抑或,它会重蹈某些数字技术的覆辙,主要作用于财富的再分配,使少数先行者和掌控者受益,而多数人则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不安全感?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当社会总财富持续增长时,利益协调与社会组织的成本相对较低,结构性调整的阵痛也更容易被吸收。反之,若“蛋糕”不再变大,而AI的应用又进一步加剧了分配失衡,那么大多数人的福祉改善将面临严峻挑战。
问题在于,当前关于AI的公共讨论和政策议程,似乎更多地集中在就业冲击、技术安全、伦理规范等相对具体或短期的层面。这些固然重要,但可能忽略了更具根本性的战略思考:
我们应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与激励机制,以确保AI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使其成为推动普惠性生产力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而非加剧分化与固化的工具?
五、AI的未来,考验人类的智能总和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当前的处境,既非此前一些末日预言所描绘的那般危急,也非部分投资者一度幻想的“一点就爆”的黄金盛宴。它更像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潜力的通用技术,在经历了初期的概念验证与市场预热后,正步入一个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但也孕育着巨大机遇的深度发展与应用阶段。
就业市场的相对稳定,提示我们AI与人类劳动力的关系更可能是协同进化而非简单替代。资本市场的阶段性“幻灭”,则反映了新技术商业化道路的曲折与长期性。而生产力提升的暂时迟滞,更需要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理解技术扩散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此刻,比预测AI何时全面爆发更重要的,是开始认真思考并着手塑造一个我们期望的AI未来。这需要企业、科研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不仅要关注技术本身的突破,更要致力于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体系、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分配机制。
马斯克不久前说,很快,人工智能的聪明程度,将超过人类智力的总和。那么,人类如何驾驭这股力量呢?
人工智能的浪潮并未消退,它只是从喧嚣的表层,潜入了更深邃的河床。在审慎的乐观与积极的行动之间,我们有机会引导这股力量,使其最终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与福祉。这不仅是对技术智慧的考验,更是对人类集体智慧与价值抉择的深刻叩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懂经,作者:也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