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考工厂”中，作为一名老师，我看到的是学生们被成绩牢牢束缚的模样。他们如同被囚禁在一座巨大的成绩金字塔中，日夜攀爬，只为了能到达那看似遥不可及的塔顶。我看着他们早起晚睡，牺牲了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只为多做一道题、多背一个知识点。他们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却也时常被成绩的起伏所左右，焦虑与压力在他们脸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我深知他们的辛苦，却也无奈于这残酷的现实，仿佛我们都被困在了这成绩的牢笼里，拼命挣扎却不知何时才能解脱。

本文作者林姜，是中部省份一所市重点高中的老师，同时也是一名高二学生的家长。

这所高中的教学模式，与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高考工厂”并无二致。校园里“成绩为王”——尖子班享受着最好的学校资源，以及校领导、老师的重视和鼓励。老师的职业晋升，同样与高考成绩高度捆绑。

林姜作为班主任，每天待在学校的时间长达17个小时。学生们的休息时间更少，晚上10点40分，宿舍楼熄灯后，学生们在床铺上借着照明灯刷题，校外的“状元自习室”里，凌晨一点仍然灯火通明。

林姜在这所高中任教将近20年，这里也是她的母校。对比自己的高中生活，林姜真切感受到了内卷和竞争的加剧，在她读书的年代，“没有陪读妈妈，没有五花八门的网课，也没有辅导班”。本科毕业后，她顺利通过教师招聘考试，回到母校任职。如今，学校的招聘门槛是“硕士及以上学历”。

不过，林姜还是认为，文凭的红利并未消失，只是减弱了，对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依然是最公平的上升渠道。

只是，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只能被高考、成功等标准定义吗？

成绩为王

“瞧见没有？这届高一领航班班主任又是他们几个。”

“咱们啥时候有机会啊。”

公布班主任名单的全校大会上，我听见身后两个年轻老师悄声议论，语气里有向往、有艳羡，也有些许的嫉妒。

作为老教师，我清楚这份名单的分量。我校规模不小，光老师就有好几百人，开会时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但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上讲台，更别说成为金字塔塔尖的领航班老师。

我校实行分层教学。按照中考成绩高低，学校将新入校的高一新生，分别编入三个领航班、五个竞赛班、二十多个普通班，以及一两个艺体班。

掐尖的领航班，是我校最耀眼的名片。领航班学生的高考目标是985名校，上届高考，领航班出了8个清北，即便是领航班最后一名，成绩也接近600分。

作为老师，谁都想教领航班的学生。领航班学生自觉、努力，互相暗暗较着劲儿，你多背两篇英语范文，他就多刷一套数学试卷。几乎每年都有高二的领航班学生提前参加高考。去年，我校两名高二领航班的理科生，高考后被中科大少创班录取。

其中一名学生，是我儿子初中班主任何老师的儿子小何。何老师曾在课堂上，推荐学生用百词斩背单词，据说小何每天刷几分钟百词斩，就能轻松记下十来个新单词。初中毕业前，小何背完了高中英文课本里的单词，在高中，他又背完了大学四级词汇。英文考试无论难易，小何的成绩都未低于135分。

我也让儿子模仿小何的记单词方法，可儿子前头背后头忘，正在学的单词都背不好，更谈不上提前背诵了。作为教学多年的老师，从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学习这个事情，真的和天赋有关系。

另一个考上中科大的高二学生，数理化特别好，还写得一手好字。他的笔记本上，各种知识点整理得井井有条，解题思路清晰明了。他随手画的思维导图，逻辑清晰、内容详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例打印出来给大家参考。以至于他考上科大后，好多家长联系他父母，想购买他的笔记和作业。

成绩为王，学校对领航班是偏爱的。领航班两理一文，三个年级统共才九个班，但他们却享有独立的一栋楼，享受着学校最好的教学设施——多媒体教学一体机、交互式电子白板、进口护眼灯、可调节桌椅。此外，每层楼还专门配备了实验室和茶水间。

每年暑假，高一领航班新生，在正式入校前就有一场研学旅行。寒暑假，其他孩子都放假了，领航班学生还留在学校，学校会提供免费的培优课。省里、市里最新出炉的名校试卷和复习资料，学校都只提供给领航班学生。

校园里的大会小会上，校领导们对领航班的学生关怀备至。每次大考前，学校都要给优胜班级、优秀学生颁奖，这些奖项基本被领航班包揽。校长颁奖时不吝溢美之词，“领航班是我校的骄傲，也是其他班级奋力追赶的标杆！”接着，他洪亮地喊出每个获奖学生的名字，走下主席台，将奖状一一送到学生手里，满脸笑容拍拍孩子肩头或者握握手。

在领航班学生的时间安排上，学校更是极尽心思，恨不得一分钟当十分钟来用。领航班取消了音乐、美术、体育这些非高考学科，只剩下六门高考科目；领航班的早读时间，比其他班早二十分钟，晚自习延长到十一点，比其他班晚40分钟；周末假期，其他学生离开校园，领航班的教室依然坐满了人，不是培优课，就是考试，或者集体自习。

争分夺秒之下，领航班的学习进度远远超过普通班。一般在高二下学期初，领航班学生已经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其他班学生得到高二下学期末，中间差了将近半年。

在我校，高一分班名单一旦公布，之后高中三年不再改变。这与我儿子所在的A校制度不一样，A校也是分层教学，他们会根据学生每次月考成绩进行调整，成绩突出的升班，吊车尾则降班。

也就是说，A校金字塔各层是流动的，而我校的金字塔是固化的，中考成绩是唯一的度量衡。

看起来似乎是A校更人性化，给中考没发挥好的学生更多的机会。但这种动态走班制，竞争氛围堪比古罗马斗兽场，学生每次考试战战兢兢，为了保班升班不惜作弊。A校老师们也多有怨言，普通班里好不容易培养一两个尖子，马上被重点班掐走了，那大家还有什么动力继续教学？

对比之下，我们学校的开学一刀切，有自己的优点。至少，班级更加稳定，学生不必整日惶恐被筛下去，老师也不必担心被掐尖儿。

但拔尖学生的激烈竞争和残酷淘汰，同样存在。领航班教学进度快、授课内容深，对应的考试和排名也更加频繁。有些中考超常发挥的孩子，被分入领航班后，成绩长期吊车尾，心理压力巨大，自信心也被逐渐消磨。

同事张老师的儿子小张，就经历过这样的煎熬。小张的中考成绩，只达到竞赛班的标准。学校看在张老师的面子上，破例给孩子升到领航班。小张欢天喜地上了高中，很快就发现自己难以适应。领航班老师讲课速度太快，训练题又特别难，别人听懂了他又听不懂，还有同学笑话他走后门。小张喜欢画画、打篮球，但领航班取消了所有的非高考课程，每天只有上课、刷题、考试。他跟父母抱怨：“我真的快累死了！”

张老师自己是领航班班主任，完全能体会儿子的感受。看着小张每天郁郁寡欢，张老师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让儿子又转回了竞赛班。后来小张成为竞赛班的尖子生，在老师的呵护与资源倾斜下，成绩反而升到领航班的中游水平。

按照学校对外的宣传，领航班配备的是最优秀的教师团队。对于这一点，很多普通班老师包括我，都是有点不服气的。学生成绩，其实不能代表老师的教学水平差距。毕竟，领航班和普通班的生源差距就摆在那里。领航班学生资质好，学习一点就通，他们好胜、自律，课堂纪律完全不用老师操心。普通班的学生，天赋资质、自律性、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很多知识点讲解多遍，部分学生依然一头雾水。

但学校与社会评判的标准，就是成绩。学校不敢贸然选用普通班老师任教领航班，真的用了家长也不放心，没有人敢冒险试错。

学生的考分，直接关系到老师的职业晋升。作为普通班班主任，即便我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职称却比领航班同等教龄的张老师要低。更残酷的是，根据我校的规则，老师如果没有高三的教学资历，连参与职称评级的机会都没有。

也因此，老师同样身处金字塔各层。领航班班主任走路带风，在学校是明星般的存在，荣誉墙上整齐排列的烫金名字，像一排永不褪色的勋章。普通班老师想杀出重围，执教领航班，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金字塔，同样是固化的。

每年的高一学生分班，也是教师分层上岗的时刻。学校的方式是校领导选择班主任，班主任再选择自己认可的授课教师。差距拉开了，学校同事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班主任选聘教师的环节，更是刀光剑影、暗流涌动。教学能力强的教师是香饽饽，电话被打爆，班主任们疯狂争抢；能力一般但善于人际交往的教师，同样不愁去处；一些刚毕业的，或者不善交际的老师，则是无人问津，长年坐冷板凳。

学校的分层标记，不仅明晃晃地镌刻在学生的额头，还隐秘地烙在教师的身上。

对于这些，老教师们并不是很在意，反正快退休了，该评的职称也都评上了。受打击的，是那些心怀梦想却郁郁不得志的中青年教师。

我曾目睹一位青年教师连续两年竞聘失利后，独自在操场的角落黯然神伤，看见我，她挤出一个苦笑：“可能我该换个工作了。”我坐在旁边，想安慰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

监控下的16小时

晚自习的铃声划破暮色，教学楼灯火通明。

学校原本是3节晩自习，每节1小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二十。但这学期实行了双休，周六不允许上课了，为了补上周六缺失的课，学校便把晚自习改成4节，每节课45分钟，晚自习提前到晚上六点半。

各科老师都想见缝插针，插进这四节晚自习上课，以追赶教学进程。按照学校规定，高二期末学生要学完整个高中课程，为高三一整年的复习争取时间。

十点二十的铃声响起，其他班级的学生开始收拾书包，离开教室。教学楼的灯光次第熄灭，只有领航班还在挑灯夜战。作为学校的种子选手，他们的晚自习到夜里十一点。

所有班级的最后一节晩自习都由班主任负责。十点半左右，我随学生一起走出教学楼，先去女生宿舍查寝。我们班住校的女生不多，只住两间宿舍。公寓楼十点四十分熄灯，但学生都自备了照明灯，在床铺上继续温书刷题。我见惯不惊，叮嘱她们早点休息。我不希望学生熬夜，这会影响第二天的听课状态，可是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下，熬到凌晨已成学生日常。

不少走读生，晚自习结束后，还要去校外的自习室继续学习。市里有名的“状元自习室”，距离我校不远。老板很会做生意，尖子生（例如我校的领航班学生）可以打八折，学霸的到来，无形中给自习室做了宣传。老板经常在抖音上分享视频，视频里有的学生边啃面包边刷真题，面包屑掉落在试卷上浑然不觉，有的学生对着平板电脑听网课，眼睛紧盯着屏幕，生怕错过知识点。

这些视频的评论区里，多是家长的留言——“求推荐提分快的补习班！”“孩子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身体撑不住啊”……

我回到家已接近夜里十一点，老公刚把儿子接回来。儿子伏在课本和习题册中间，正皱着眉头解一道数学题。桌边搁着一碗银耳莲子羹，这是老公给孩子做的宵夜。

“怎么不吃啊？都快凉了。”我走近儿子身边。儿子太瘦了，1米8的身高，体重还不到120斤，眼镜常滑到鼻尖上，露出眼下的青黑。儿子手不停笔：“我做完这题就来吃。”

清晨5时35分，在刺耳的闹铃声响起前，我睁开了眼，轻手轻脚洗漱，煮点简单的早餐。掐着表到六点整，我赶紧推开儿子的房门。儿子昨晚凌晨才睡，此刻他半边脸埋在枕头里，睡得正香甜，听到我的催促，他迷迷糊糊地央求着“再让我睡一分钟，就一分钟。”我狠狠心，将他硬拽起来。

天麻麻亮，扑面而来的晨风凉嗖嗖的。我先把儿子送到A校，又着急忙慌地赶往我校，好在两校相距不远。

我校的早操6点25分开始，6点半我赶到操场时，学生们一个个睡眼惺忪，挪胳膊动腿的动作显得十分麻木，有人干脆站着不动，脑袋低垂着仍在打盹。

“都给我精神点！”我放声吆喝一声，这是作为班主任的责任。喊完我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6点40分，早读铃响起。早读课只有语文英语，授课老师上堂，但班主任也要巡视，多数授课老师带两个班，不能一直在一个班待着。

今天是英语早读，英语老师前脚跨出门，读书声音就低了下来，我顾不上和英语老师打招呼，三步并两步走到讲台上：“自习课你们吵个不停，早读课有气无力的不出声，不想好了是不是？”听见我的训斥，学生就像被抽了一鞭子的小牛犊，哞哞叫起来，书页翻得哗哗响。

我目光如炬地扫视全班，没一会儿就捉到一个。我迅速走上前，抽走了他手里的《肖申克的救赎》。

“老师，电影我没时间看，看会原著都不行吗？对写作文也有帮助啊。”他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敲了桌子：“英语早读课你看小说，你还有理了？先把单词背了再说！”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必须按规矩来。当下，成绩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7点10分早读结束，接着是早餐时间。食堂里人声鼎沸，学生们匆匆忙忙赶来对付一口。有些用功的孩子，排队时手里还攥着小册子背知识点，嬉笑打闹、大声聊着校园八卦的孩子也有不少，大家各忙各的，我们都习以为常。

7点50分，上午的第一节课开始。上午的课表一般都被语数英三科占满。学校考虑得很精细，上午是学生精力最好的时候，黄金时间，必须紧着分数高的学科。我教历史，高考分数占比小，属于小学科，即便课程安排在上午，也只能排在最后一节。

上午我一般没课，但我要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撰写整理各种计划总结报表。作为班主任，我还要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依靠摄像头，随时关注班里的情况。

摄像头在校园里随处可见，从清晨6点25分进校到晩上10点40分熄灯，全天16小时实时监控校园里的一切。

教学楼里，每间教室都安装有四个摄像头，这样能做到360度无死角。即便老师不在教室，也可以通过手机查看学生状态。整个监控后台，学校派专人管理，每个班的课堂情况，会被随机投放在教学楼的大屏幕上。一旦后台捕捉到学生打瞌睡、做小动作等课堂违纪行为，会同步截图发送给班主任。对于违纪次数多的班级，学校会在工作大群里通报批评。

我的办公室离教室较近，除了监控，我还可以时不时闪到教室窗边，现场察看下。眼瞅着一个男生的脑袋歪歪倒倒，慢慢向下滑，我赶紧捏紧一个粉笔头，猛得一弹，不偏不倚地弹到他脑门上，他猛地忙坐直身体，打起精神听课。

上完四节课就到了中午。中午的校园静悄悄，为了节省时间，很多学生在教室里伏案而睡，不用担心硬梆梆的课桌影响睡眠，高中生累啊，头一趴在桌面上就能睡着。即便下午2点的预备铃响彻校园，还是有很多学生舍不得睁开眼。

“快起来，上课了！”我走进黑乎乎的教室，刷地一下拉开窗帘，又摁亮了屋顶的日光灯。我们这排普通班教室在西北角，采光不好，即便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盏灯可能老旧了，灯管嗡嗡作响。刺眼又刺耳的光源和声源，毫不留情撑开学生沉重的眼皮。

疲惫，是必然的。所有人课桌上都堆满了学习资料，桌肚里、椅子底下也全是书，桌子侧边还挂着厚厚的书包，矮小的课桌看起来不堪重负，夹在桌缝里的学生一脸倦容。一天16个小时泡在书桌前，语、数、英、政、史、地，各科知识点密密匝匝压下来，班里50名学生中，只有七个人没带眼镜，他们的脑袋上都能找得白发，有人零星几根，有人白了一小半。

这节课我讲的是工业革命的内容，课件里插入了电影《摩登时代》的小片段。工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拼命拧螺丝，被高速运转的机器卷进了齿轮里，他仍然在拧螺丝，拧得魔怔了，看到别人衣服上的纽扣也要冲上前拧紧。卓别林滑稽生动的表演，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学生笑我也笑，但笑容里夹杂着些许苦涩。在高考这座工厂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枚螺丝钉呢？

红榜风云

临近高考，校园里四处张贴着知名大学的海报。海报上，散发着光芒的巍峨校门似乎触手可及。高三教学楼的电子大屏幕上，依然不间断地滚动着高考倒计时，鲜红的数字和金黄的励志标语交替闪烁。三个月前的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响彻校园的宣誓声仿佛还在耳边，那一天，学生代表的演讲慷慨激昂，台下学生们紧握着拳头齐声呐喊，整所学校沉浸在一种近乎悲壮的战斗状态中。

高压紧张的校园生活令人压抑。有的学生长期失眠，半夜梦到考试被惊醒后，就再也无法入睡；有的学生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与人交流，总是独来独往；还有的学生情绪异常敏感，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崩溃大哭……类似的情况，在每次大考成绩公布前，尤为明显。

考试，是高中生活的标配。学校每周有周测、每月有月考、期中期末更有大型联考，比如江南十校联考、皖江名校联考等等，很多重点高中都会参加，题目相当有难度。

高密度的考试，是对学生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月考试题，对普通班来说难度不小。考场上，学生时不时停下笔苦苦思索，有人烦躁地揪自己的头发，有人脸色苍白、对着试卷发呆，也有人抓耳挠腮东张西望。

我们的监考是很严格，一旦发现作弊，该科成绩零分处理，并全校通报批评。但还是会有个别学生偷摸作弊，因为考试成绩，是要排名上榜的。一个过得去的名次，既是对家长、老师的交代，也能让自己的压力消减一点。

教学楼公告栏前玻璃罩里，常年张贴着每月更新的月考成绩、年级排名。从人性化角度考虑，学校只公布理科前500名和文科前300名的名单，排名榜以红纸做底，也被称为红榜。年级前10名被单独放在一张榜单上，学校还专门给每人配上个人彩照，这些学生的成绩逼近700分，

和学生一样，每次考试成绩出来之前，也是我最焦灼的时刻。作为授课教师，我关注我的历史单科成绩；作为班主任，我更揪心班级整体情况；作为家长，儿子所在学校也举行了月考，每次考试结束后，问儿子“考得怎么样”，他多数时候都是含糊其辞，总搞得我心里七上八下。

出成绩的时间不固定，或早或迟，只有随时刷新手机页面，才能第一时间知晓。家长在手机上只能看见孩子的成绩，但看不见排名，只有向班主任打听，或者浏览学校公告栏里张贴的名次榜。每次考试过后，不时有家长给我发消息：“林老师，出分了吗？”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在焦灼的等待中，悬念终于揭晓，我首先看班级平均分排名。这是今年3月份的月考成绩——高二文科十五个班，我们班排在第七名，比上次前进了一名。历史全年级第三名，平均分甚至超过一个竞赛班，这主要是因为我是班主任的缘故，班主任教的学科，学生会重视些。

公告栏前挤满了看红榜的学生，排名更新了，谁升谁降一目了然，有人欢呼雀跃，有人垂头丧气。月考分数咬得很紧，十分之差，能相隔几十个排名，这还只是本校的排名，联考大表上，十分之差相隔几百个名次，真可谓“一分一操场”。

我看见我班的程颐也在人堆里，她的年级排名这次下降了60名，被无情地踢出红榜。我走上前喊了她一声，她抬起巴掌大的小脸，眼睛噙满了泪：“老师，我没考好。”睫毛和声音一起籁簌颤动，泪珠到底滚落下来。我不忍心苛责，便拍了拍她的肩膀：“没事，下次努力。”

学校的月考分析会上，年级部长准备了几十页的PPT，除了平均分，还有优秀率、良好率、及格率……各种柱状图折线图饼状图，掰开了揉碎了对比分析，考得不好的班级，校领导要当众批评。

文综组的王老师也是班主任。王老师带的班，除了他执教的政治成绩遥遥领先，但其它学科惨不忍睹，校长的激光笔快戳到他的脸上：“看看红榜上你班有几个人？这样下去高考指标怎么完成？别光顾着自己！”王老师被训得面红耳赤，他班上几个授课老师也都尴尬地抬不起头。

教学主任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实时更新的班级成绩动态表，红色的上升箭头和绿色的下降箭头如同晴雨表，左右着每位教师的心情。因为这些数据，不仅直接影响文明班级的评定，还关联到教师绩效与职称晋升。

评职称这事，每个教师都得脱层皮。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每级又细分层次，学历学位、工龄教龄是最基础的，评审规则洋洋洒洒几十张A4纸，教师需要准备省市级教学活动表彰证书、发表在CN刊号ISSN刊号的学术论文、上一学年度完整的备课笔记与听课笔记、任期内学校总课表、分课表、满工作量证明、教育教学总结、行动研究报告，还有公开课材料，年度考核优秀材料、继续教育培训材料、乡镇学校支教材料……

材料在学校验证后，都还要经过层层审核盖章，一项项摊到桌面上，打分竞评。职称名额紧张，僧多粥少，教学成绩更是考核的重点。

外人可能觉得，教师每天就两三节课，寒暑假一放一两个月，要多轻松有多轻松。其实教师的工作繁杂而零碎，课本经常改版换新，教学设计要与时俱进。想把书教好，备课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学生做一道题，教师可能要做十道，才能挑出最典型题例，总结方式方法。批改作业、学生约谈，都得针对性进行、因材施教。

教师的KPI压力渗透在每个日常细节里，领导的硬性指标、家长的殷殷期望、学生的大好前程……所有的一切，沉甸甸地压在我们的肩头。

高考工厂里的大多数

我儿子读高二，在A校理科普通班，成绩位于学校中游。上个月，我被儿子的班主任费老师叫到学校。

“林老师坐啊。”费老师看我进来，淡淡地打了个招呼，顺手递给我一张班级成绩表，“孩子成绩下滑了不少。”我赶紧在纸上瞥了一眼，儿子化学、生物两科成绩不及格，语文更离谱，几乎是全校倒数。看着成绩单上猩红刺眼的数字，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

“语文作文离题了，主题是要写自律，他写成了自由。”费老师眉峰皱紧，“老师评讲作文时，他还在下面画画。”说着她递给我一张草稿纸，儿子画了一条巨大的鲸鱼，鲸鱼背上驮着个少年，被蓝笔涂染着，像是被困在深海里。

这确实是儿子的手笔，他喜欢看动漫，也爱画上几笔。“这孩子太皮了，不自觉。”我低着头说，虽然同为教师，但在儿子班主任面前，我不由自主地敬畏几分，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

儿子不是摆烂的学生，学习也按部就班，但他确实没有学霸们努力。周末他能睡到早上八点，吃饭时必定要打开电视，晚上有时还要玩会儿游戏。他的大部分同学，还有我熟悉的学生，假期走马灯一样奔波在各大辅导班，儿子却不肯去。

“马上高三了，这个状态可不行啊。”费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点点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

“你工作忙，可自己的孩子不能不上心啊。”费老师的话像跟刺一样扎在我心里。我每天早出晚归，每天在学校的时间差不多有十七个小时，对儿子的关心确实不够。

从A校回来，我赶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有几个家长还在等我谈话。

我的历史课代表汪悦，乖巧又懂事，成绩也很不错。可小姑娘有点脆弱，下午她抱着一摞作业本走进办公室，突然眼眶一红大哭了起来，哭得浑身发抖，我劝都劝不住。

汪悦妈妈来了，为了做陪读家长，她连工作都辞了。我叮嘱说：“别给孩子太多压力。”她频频点头，眼眶也红了，“我们哪敢给她压力啊，孩子心气高，估计是考差了受不了。”

后来，汪悦告诉我，她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妈妈总在她耳边念叨“妈妈放弃工作陪你读书，你要努力啊”。

程颐家则是另一种情况，这个长相酷似王冰冰的小姑娘，和汪悦一样用功，但成绩就是忽上忽下的不稳定，常规性题目她做得很好，但只要提升试题难度，她的名次就会大幅度下降。

“林老师，我们想好了，就让小颐走艺考。”程颐的妈妈叹了口气：“孩子学得真的太累了”。

学校设有艺体班，每届都有学生中途改选艺考或者体考的，音乐、美术、传媒、体育这些艺体专业的文化课录取线相对低一点，对孩子来说，学习压力也会小一些。程颐普通话标准，形象气质好，初中学过播音主持，自己也喜欢播音，她或许更适合这条路。

接着，李元奉家长来了，我掏出没收的手机递给李元奉爸爸，他气得额头青筋直爆。李元奉爱玩手机游戏，屡禁不止，玩起来通宵不睡，白天在课堂补觉，有时还会把手机带到班上玩，这已是我没收的第三台了。

李元奉家几代单传，爷爷奶奶对孙子过于溺爱，平日里零花钱大把大把地给，对孩子百依百顺，李元奉打游戏腾不出手吃饭，爷爷奶奶就把饭喂到嘴边。

和老人说又说不通。李元奉父母只能化身侦探，跟儿子斗智斗勇，两口子在家里面安装了监控、手机信号探测仪，夜里时不时去儿子房间检查。可李元奉的反侦察能力也强，越是管束严格，他越要顶风作案。

学校有出类拔萃的学生，也有厌学的孩子，李元奉的网瘾还不算最严重的。我同学唐明瑜的儿子，也沉迷于手机游戏，经常通宵玩游戏 ，第二天起不来就让父母跟学校请假。

唐明瑜没收了他的手机，剪了家里的网线，儿子一气之下索性不上学了，威胁妈妈“再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唐明瑜以为孩子只是说说气话，谁知在争吵中，他真的纵身从窗户跃下。幸好，他家住在二楼，孩子跳下来时被停车棚挡了一下，伤得还不算太严重，除了一条腿骨折，没有其他重伤。这下孩子真没法上学了，唐明瑜只好给他办了休学手续。

家长们离开办公室前，我一一叮嘱他们，跟孩子好好沟通，尽量别提我叫家长的事。儿子班主任找我谈话的事，我也不打算跟儿子提。

学生很反感老师叫家长。学习、考试、排名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去又面对父母的斥责，这让很多孩子感到压抑窒息。以前就有个学生在办公室嘶吼过：“你们除了告状还会什么？”

面对学习压力，有人在日记上写满心声，然后撕成碎片冲进厕所；有人在体育课上疯狂奔跑，直到累得瘫倒在地；还有人用小刀在课桌上刻下歪歪扭扭的划痕，像是一种沉默的搏斗。前几年，到了高考前离校的最后一节晚自习，高三的学生把书籍和试卷撕碎，从教学楼往下撒，纷纷扬扬如同雪花漫天飞舞，地上白茫茫一片全是碎纸屑，高一高二的学生看傻了眼，现在这一行为已经被学校禁止了。

陪读妈妈

虽然学生不喜欢请家长，但和家长打交道，是班主任必备工作。除了成绩浮动，早恋、上课干扰课堂纪律、和同学或老师起冲突、打架、心理问题……这些情形如果事态严重，学校肯定要请家长一起协商处理。

作为老师，我们日常接触的家长形形色色。有的家长非常重视孩子学习，时不时往学校跑，对老师尊敬到近乎谦卑。有的则连班级群信息都懒得看，对孩子的成绩持无所谓态度。有些家长把老师当保姆，动不动就给我发十几条的60秒语音，点开一听，尽是帮忙提醒她孩子天冷加衣、喝热水等琐事。这还不算什么，遇到故意找麻烦的家长才头疼，老师轻轻弹了孩子一指头，家长硬说把孩子打伤了，闹得沸沸扬扬。还有家长投诉班主任带头搞校园霸凌，老让她孩子坐后面，扬言要告到教育局。

在我们这个中部地区三线城市，我校作为市重点高中，学生一般来自三类家庭：少数是寒门子弟，多数是经济比较宽裕的普通家庭，以及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体制内家庭。后两类家庭更重视教育，也舍得在孩子身上投资，比如上辅导班、请家教，以及全方位陪读。

孩子读到高中，很多家庭会在学校附近买房或者租房子，打理孩子生活起居。陪读家庭的需求不衰，我们学校周边的房价和租金也因此水涨船高。老旧居民楼的外墙上，密密麻麻挂着“房屋出租”的广告，大号字体写着“近学校，采光好”。一间朝南的带卫生间的卧室，能租到2000块一个月，要知道，这个价格可以在市中心租一套三居室。而考出过985、211大学生的房子，在家长群体当中更为抢手。

陪读家长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县城、乡镇和农村。陪读家庭的迁徙轨迹，也意味着县镇教育的人才流失，有些家庭宁可交高额的择校费，也要把孩子送到市区借读，有些县镇高中因为生源流失，或者与小学初中合并，或者干脆关停。

陪读家长中，大部分都是妈妈。我们学校很人性化，每天三餐饭，学生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回家或让家长送饭。为了兼顾时间与营养，很多家长选择后者。上午最后一节课结束，校门口的家长们拎着保温桶鱼贯而入。

领航班的学生配有专门的休息室，他们分秒必争，中午甚至都不用下楼，家长直接把饭菜送到休息室，孩子吃完再负责收拾干净。休息室配有进口的空气净化器，不会有什么异味。其它班级的孩子，一般会待在教学楼下的连廊，为了让孩子舒舒服服地吃饭，陪读妈妈大都随身带着小桌板、小马扎。

孩子吃饭时，陪读妈妈们也会互相交流一些“情报”：哪个菜市场有最新鲜的鲈鱼，晩自习回来给孩子做什么夜宵。陪读妈妈的情报交流可不局限于“吃”，她们能打听出哪个辅导班更优质，哪些网课APP更靠谱，哪间书店的教辅资料更优惠，学校里的新闻或小道消息，她们甚至比我知道得还早。

“你需要我陪读吗？”晚上回到家，我在儿子床边坐下，摸了摸他的头。是的，在费老师办公室看过儿子的成绩后，我也生出了陪读的冲动。老公也走进房间，“别写了，和爸妈聊聊吧”，我俩都想知道孩子心里的想法。

儿子倒是坦诚，他说他也想进步，但自控力差，他每天在学校吃食堂，有时老师拖堂了，去晩了饭菜都凉透了，他也很羡慕有人送饭的同学。

儿子的话让我心生愧疚，考虑了一周后，我向学校提出辞去了班主任工作。领导很惊讶，但还是同意了。不当班主任，我的时间自由了很多，历史课基本安排在下午，我也能抽出时间给孩子做午饭了。

高考的价值

站在教师办公室的窗前，我望着操场上追逐打闹的学生，记忆突然被拉回二十多年前。我任教的这所高中，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读书时代，根本没有陪读妈妈这一说，我来自乡镇，三年高中都是住校吃食堂。那个时代，也没有五花八门的网课和辅导班。那时高考虽也紧张，但竞争远没有现在这般激烈。

大学毕业后，凭借本科学历，我顺利通过教师招聘考试，回到母校任教。而如今，学校的招聘启事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门槛，已将许多年轻人挡在门外。

学历门槛的提高，意味着文凭的红利在持续减弱。来我校应聘的，不乏华师大、北师大等名校硕士，即便学历背景如此亮丽，也要面临激烈的竞争。

作为教育从业者，以及教育红利的受益者，我认为文凭的红利依然存在，它没有消失，只是减弱了。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学生中，在事业上有一定成就的，依然是当年成绩榜单上的佼佼者，比如一位考上清华的学生，现在在硅谷从事高科技行业，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

只是，人一定要成功吗？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只能被成功来定义吗？

我教过的学生中，有位叫李虹的女生。李虹只考上了一所普通师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小镇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她工作稳定，也没有那么繁忙。工作之外，她在种花和烘焙这两个爱好上，倾注了很多心思。

这几年，我没事时喜欢翻看李虹的朋友圈，她在家里的露台、院子上种植了各种花草，还打理得生机盎然，在视频里看上去，如同文艺片里的场景。她自学烘焙，朋友圈分享的烘焙和甜点，看上去很是馋人。每次旁观她的生活记录，我都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休憩。

唐明瑜为儿子的网瘾、休学问题苦恼时，我跟她分享了李虹的生活状态，唐明瑜听完若有所思。

儿子养好腿伤后，唐明瑜托人把孩子送到北京的一家机构，那是一家专为休学孩子创办的学习中心。来到机构的孩子，绝大多数有厌学情绪。有些孩子存在抑郁倾向；有些孩子在原来的生活环境里十分叛逆；有些孩子网瘾严重；也有一些孩子成绩非常拔尖，但频繁的考试排名，让孩子心生厌倦，失去上学的动力。

学习中心不关注成绩，只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在学习中心，他们单纯的听课、运动、做游戏、社交。唐明瑜高兴地告诉我，孩子在那里待了三个月，不再想着打游戏，性格也变开朗了许多，下学期就可以回学校上课。

高考指挥棒下，学校采取分层教学，看似因材施教，实际是让成绩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金字塔尖的学生，得到学校更多的资源，也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关怀。这种功利性的评判，是否是正确的呢？我说不好，即便我不认可，我也不可能改变。

我也得承认，辞去班主任工作，我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儿子考上更好的大学。我期望他考上985或者211，毕业后有能力在大城市立足，拥有更高的眼界和发展空间。如果他高考成绩不理想，我也能接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我渐渐明白，比成绩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人生追求，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过上充实而幸福的生活。

四月的一个周末，别人家孩子忙着背书刷题时，我带儿子来学校操场上踢球。当时正是校园里的花开时节，樱花粉嫩、桃花娇艳、紫藤萝如烟似梦。阳光像融化的蜜，流淌在校园的绿茵场上。儿子穿着我新买的足球鞋，足球在他脚尖灵巧翻转，他高高跳起，像鲸鱼跃出海面，眼神清澈明亮。

（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