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科类专业领域，高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那些具备扎实数理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学生。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让他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优质的工科院校和专业。在大学中，他们能够接受系统的专业教育，参与各种实践项目和实验，不断提升自己的工程技能。这些学生毕业后，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工科领域中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企业争相招聘的对象，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做出重要贡献，充分体现了高考制度在工科类专业培养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最近我读了很多和几次工业革命相关的书籍，包括《钢铁、蒸汽与资本：工业革命的起源》《他们创造了美国》《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科学的历程》，你会发现，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背后本质都是教育体系的革命在支撑。

又是一年高考时，中国在制造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的高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工科类专业，是高考制度和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受益者。

学徒制度与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英国独特的学徒制度密不可分。

瓦特最早在伦敦一家修理铺里当学徒，他的师傅被认为是整个伦敦手艺最精湛的五六个老师傅之一，他在那里每天跟着师傅制造、修理罗盘、经纬仪、两脚规、四分仪等精密仪器，因此回到格拉斯哥后的瓦特凭着学来的手艺找到了格拉斯哥大学里一份为学校修理教学仪器的工作，也正是如此他才有机会日后帮学校修理一台老式的纽可门蒸汽机，才有了后来改良蒸汽机，推动工业革命的佳话。

英国第一代钢铁大王和军火大王约翰-威尔金森，也是学徒出身，他的父亲有一个小型的铸铁厂，因此他从小就在厂里跟着老师傅当学徒，他靠着自己在一线长期的技术钻研，成功发明了镗床，从而帮助瓦特解决了蒸汽机汽缸加工精度不足的问题，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者。此后威尔金森靠蒸汽机做动力创办了英国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他还制造了英国最早的铁桥、最早的铁制驳船。

那时候，在英国当学徒不是你想当就当的，要有行会成员的推荐，还需要缴纳相当于普通工人数年工资的学费，学习数年才能毕业，期间一分钱工资没有，也就是说家里常常还要拿钱倒贴你。

普通人，比如矿工家庭出身的乔治-史蒂芬森，根本没有资格当学徒，他一直到19岁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之前一直在矿井里当刹车工，他靠着极好的运气和努力，才赶上铁路革命，成功实现阶级跃迁。

他实现阶级跃迁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的儿子罗伯特-史蒂芬森送去当学徒，他先是安排儿子跟着一名有名的蒸汽机工程师当学徒，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蒸汽机就相当于现在的人工智能、半导体，是顶级的高科技。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学徒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工匠培养制度，高度类似。例如中国古代铸造火炮，就是一个师傅带徒弟传授技艺的工艺，有“铸炮十之得二三者为国手”的说法。

这种学徒制度如果碰上几个像瓦特、威尔金森这样的天才，也可以实现生产力的跃迁。但是它的缺点是，难以大规模批量培养技术人才，无法和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相匹配。

威尔金森的钢铁工厂，到1821年时就有12000名工人，可能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最大的工厂之一，随着规模的扩大，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也猛增，到工业革命后期，英国的学徒制度就开始成为技术进一步进步的阻力了。

18世纪末，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就发生了技工荒，熟练机械师的年薪暴涨至普通工人的10倍，新兴的工业城市伯明翰，不得不绕过学徒制度，通过“星期日学校”等方式大批量快速培训技工。

同时，学徒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它重视动手能力和实践，但是学徒往往缺少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学习基础，虽然那个年代英国已经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老牌高校，但是这些古典的高校还在通过拉丁文、希腊文研究神学、文学，和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理工科人才存在脱节的情况。

瓦特的脱颖而出是一个很偶然的例外，因为他刚好很幸运的又在传统学徒制度中学到了优秀的动手能力，又刚好因为自己亲戚的原因在格拉斯哥大学和教授们泡在一起，接触到了许多现代物理学的理论知识。

到工业革命中后期，英国千方百计的阻止技术外溢，英国不肯将蒸汽机的图纸外传，对蒸汽机整机的出口也严加限制，瓦特还挥动专利大棒肆意打击对蒸汽机技术的革新，尤其是至关重要的高压蒸汽机。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在工业革命当中的领先地位开始逐步被德国、美国等国家后来超过，其中教育体系等不同在当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德国洪堡教育革命与德意志的崛起

19世纪初，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惨败，那时候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地区，成为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明的前沿，特别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德意志也有德意志的“诸子百家”，也出了德意志的“孔子”，这个德国孔子就是普鲁士贵族威廉-冯-洪堡。

洪堡敏锐的发现，欧洲古老的大学体系，本质是是个“贵族的业余爱好”，一帮衣食无忧的贵族，在这里研究一些诸如天文、考古、音乐、神学这些高雅但是对生产力进步帮助不大的爱好。

洪堡在德国推动了著名的“洪堡教育改革”，他1810年的时候主持建立柏林大学（今洪堡大学），成为全球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牛顿时期奠定的基础，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数学推演为基础，以实验来验证”。然而牛顿那个时代的欧洲大学，还主要以研究神学、文学为主，靠拉丁文、希腊文教学，以“培养绅士”为宗旨，只惠及极少数精英人群，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

洪堡教育改革后，在德国一大批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实验室开始成立，例如著名的李比希化学实验室，推动了化肥革命；柏林大学的电磁学实验室的优秀毕业生西门子，创办了西门子公司，奠定了德国的电气工业基础。

洪堡教育革命构建了分层教育体系，解决了工业革命后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包括金字塔塔尖的精英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应用型工程师（如西门子）、普通技术工人，批量涌现的高素质理工科人才，一举奠定了德国现代工业强国的地位，其教育理念对全世界的影响延续至今。

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就派考察团专门考察德国的教育制度，从而在日本建立了现代化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以及研究型大学体系，奠定了日本近代工业强国的基础。

美国大学扩招与美国二战后的起飞

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开始效仿德国洪堡模式建立研究型大学，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推动赠地学院的兴起，一大批新兴美国高校开始开设直接服务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专业。

同时，美国通过顶尖研究型大学（如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教学型大学（普通州立大学）和大专型学院的分层结构，通过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兼顾了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需求。

美国无国立大学，联邦制下各州立大学及私立高校自主管理，形成了一种很卷的竞争型生态，卷了一两百年，长期优胜劣汰，一批世界级名校脱颖而出。

同时，美国通过开放移民的政策与优厚的科研条件，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读书、科研。举个例子，当年美国本土的富家子弟都喜欢读商科、文科这些轻松的专业，而大量外来留学生则被迫选择半导体、计算机这些比较难的学科，没想到，这些学科后来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要重点提一下1944年开始的美国大学扩招，这对美国二战后的起飞帮助极大。

二战期间，大量的美国年轻人参军，到了1944年的时候，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美国即将面临大量退伍军人安置的难题。于是美国出台了退伍军人法案，鼓励各大高校扩招，由国家出资赞助这些退伍军人在退役后再去高校读书。

这次扩招极大的加强了美国高校的供给，降低了高校的入学门槛，使得二战后美国呈现出长期繁荣的局面。

中国高校扩招与工程师红利

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洪堡教育改革，从而在过去几十年形成了覆盖中小学义务教育、大学教育的分层次教育体系。

这其中，又以1999年的大学扩招和重视理工科教育最为成功。

1999年后中国的高校大幅扩招，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人有了享受高等教育的资格，虽然有很多人质疑当时的扩招是不是客观上稀释了大学学历的含金量，但是从结果来看当时的大学扩招是相当成功的。

去年我去美国西雅图微软总部，见到了一名在那边工作20几年的华人工程师，经过他的手面试进入微软工作的全球各种优秀工程师不计其数，当时我就问他，中国高校培养的工程师，和美国本土高校培养的工程师，在质量上是否有很大差距，他很明确的告诉我，没有明显差距。

时至今日，中国高校每年毕业的理工科人才，数量已经是美国高校的10倍以上，如此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成为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因为许多技术的研发，是需要靠堆工程师、堆钱、堆时间来突破的，例如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或者麒麟的自研芯片，就需要靠堆上万名工程师和上百亿的资金，长期投入取得突破。

不仅产品研发需要工程师，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也需要工程师红利。当时苹果投产新一代的iPhone手机，需要招聘9000名产线工程师，苹果公司测算，如果在美国，招聘这些人需要9个月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只需要15天。

与此同时，中国普及的义务教育体系，和相对较为公平的高考制度，又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中国出现韩国那种教育内卷和阶层固化的情况发生，无数小镇青年可以通过高考制度实现阶层跃迁，促进了人才的向上流动。

时至今日，当世界科技战和贸易战进入新的白热化阶段，中国选择义无反顾的继续加码理工科教育，甚至有消息称理工科入学人数的比例将提升至80%，我非常看好中国在这一轮竞争中的未来。

应该说，中国的高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工科类专业。因为工科人才通常可以批量培养，平民出身的人通过高考选一个不错的工科专业，也可以有很好的职业发展。而相比之下，顶尖的理科人才和文科人才，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天赋，更适合精英教育。

通用技术扩散与教育体系

学者Jeffrey Ding在他的新书《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一书中指出，通用技术（GPT）的扩散是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核心驱动力。

所谓通用技术，指的是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许多技术在发明后，真正取得巨大生产力跃迁，往往是在几十年以后了，也就是这个技术开始向全世界各国扩散和普及的过程中。

在这个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技术领先者被后来者超越的案例比比皆是。

例如英国曾经是蒸汽机技术的领先者，然而瓦特在后期，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频繁动用专利大棒打击其他蒸汽机的创新者，例如高压蒸汽机的发明者特里维西克，客观上阻碍了英国蒸汽机技术的进步。

相比之下，美国则是全世界最早将蒸汽机技术大规模应用于蒸汽船领域的国家，在通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美国吃到了足够的红利。

大部分通用技术，最终都需要和大规模的制造业相结合，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做的相当出色。如前所述，中国的教育体系和大规模的制造，尤其是电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相当契合，中国高校源源不断输送的工程师，成为了这些精密制造业的基础。

所以，中国没有必要焦虑，在一些技术上，中国不是首先取得突破的，或者某些前沿技术暂时落后，但因为通用技术的扩散，才是历次产业革命中最肥的那一波。

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大量琐碎、枯燥、重复的工作将会由机器完成，生产力将会进一步实现巨大跃迁，世界需要一批可以提出问题、提出建模的人，少数天才，可能贡献越来越多的生产力。

同时，随着大量的人被从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大量的人将投身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而不再从事具体生产劳动，一些新的职业、新的产业，将会诞生。

那么问题来了，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是最合适的？

中国的教育传统，素来不鼓励挑战权威，在课堂上学生都在默默记笔记，但是没有多少人敢指出老师的错误。这种体系非常符合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但是在AI时代，则不一定是好事情。

之前数学家丘成桐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有很多奥数冠军，但是数学家却不多。究其原因，奥数竞赛是在一个已经有答案的已知领域，比拼快速解题的能力，而数学家，则比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教育最欠缺的。

乔布斯说，一个天才抵得上50个笨蛋。而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很可能一个天才相当于1万个普通人。

而很多天才，都是异于常人的“歪瓜裂枣”，例如人工智能之父图灵、ChatGPT之父奥特曼还有苹果公司CEO库克，都是同性恋，在一个相对不宽容的教育体系里面，这样的人很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

我个人的预测，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由1%的天才，负责生产力跃迁，剩下99%的人，在从事“人与人之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的事情，如何让1%的天才脱颖而出，让剩下99%的人互相之间生活的愉悦，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作者：曾航，资深媒体人，军武科技CEO，旗下有知名账号军武次位面、星海情报局、杨叔洞察、测评界的野路子等。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著有《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移动的帝国》《大国锁钥》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