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好人生下坡路，首先要摒弃那些让自己沉迷和堕落的事物。比如过度的娱乐、消极的情绪，它们会像藤蔓一样逐渐缠绕住你的心灵，阻碍你前行的步伐。要学会自我反思，当发现自己开始走下坡路时，及时停下来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找出问题的根源。同时，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即使身处困境，也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可以设定一些小目标，逐步调整自己的状态，重新找回前进的动力。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步都要谨慎而坚定，相信终有一天能走出低谷，重新踏上上坡路。

在过去很多年，我们被持续灌输进步主义的叙事。直到近几年，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代价。

袁长庚，现为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曾任教于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他在南科大开设“理解死亡”、“爱情社会学”、“失败者社会学”等课程，一直关注人身上更幽微的面向——情感、困境以及局限。

他深受人类学影响，强调人在社会结构里的位置，一个人的命运和选择和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失败不能归因于个人的问题，而必须追溯到制度、资源和社会结构的问题。

成为老师后，袁长庚在学生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意义危机，绩优主义渗透在教育体系里，学生被鼓励服从一种线性、理性、标准化的发展路径——成绩、排名、奖学金、科研成果，每一个指标都可以量化，每一个失误都可能带来惩罚。社会对于人的期待越来越单一：不能崩溃、不能迟疑、不能软弱。

当人们面临困境时，由于缺乏有效的支持机制，表达情绪、承认困境、请求帮助，成为难以启齿的事。即便袁长庚努力为学生留出可以崩溃的安全角落，学生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沉默。他们说：“老师，我觉得这些小事不值得让你操心”；“老师，我忍一忍就过去了”。

如果我们一代人所面临的现实是“走下坡路”，那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当“成功”的出口越来越窄，我们怎么重新看待成功和失败？在强弱、地位、收入之外，人的价值可以被什么锚定？

以下是简单心理和袁长庚的对话：

人生本来就是有可能走下坡路的

简单心理：以前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你要变得更好，你之前在播客里面说，我们都要学习一件事，怎么去走下坡路？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想法？

袁长庚：这跟我人类学训练有关，人类学讲了大量的人怎么在困难、挫折、混沌中去坚持和生活，所以你大概率不会对人生有过于进步主义的想象。我也是在做一些公共讨论后才意识到，原来大家不知道这些经验。

我是8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家和周围的生活每半年就会发生一个变化，比如上半年买了台冰箱，下半年买了洗衣机。这成为我生活经历里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人生本来就是不确定的，是有可能走下坡路的。我不觉得年轻人应该进入某种单一的状态，他们应该保持多样性，在想象、话语或实践上，重新刺激我们的社会生活。

简单心理：你在跟年轻人的交往里，他们最常问你什么？最困扰什么？

袁长庚：问题各种各样，变化就是越来越具体了。比如到底是继续读书还是工作？还要不要出去读书？

我刚去南科大教书时，有些学生一毕业就拿到很可观的年薪，那他们就面临选择，比如要不要背房贷，过上社会对你期许的生活，最后都拐到关于意义的问题，人生道路应该怎么选择。

现在大家都不太问这类问题，可能问的太多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你面对的现实很残酷，没什么东西可以参照，大家要自己去找答案。

简单心理：你之前在南科大开过一场“失败者分享会”，在南科大讨论这样的主题，是很强烈的反差吗？

袁长庚：这是2020年“失败者社会学”课程的期中讨论，我一直很想把大家普遍的困境摆在台面上说。理工科学校那时有个口头禅，“你菜你还有理了？”文科有很主观性的东西，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对理工科的竞争而言，很多东西相对客观、相对硬核，你算不出来就是算不出来，学生之间还会互相强化这种技术主义。

出乎我意料，这个听上去很唱反调的活动，得到了很多管理部门同事支持。在没任何公开宣传的情况下来了二百多人，感觉很多人都觉得目前的状态有问题，只是我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但真正上台演讲又是另一回事，虽然学生都自愿报名，但是他们还是有各种顾虑，也不自觉地想要用成绩去抵消失败。

但是至少我们先承认自己有一些失败，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先从赢家通吃的执念里解脱出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失败的背后是不是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堪？以及失败本身有没有什么可以讨论？

简单心理：“失败者的社会学”是你上过最成功的课？

袁长庚：那个课形式没什么创新，就是每星期给大家讲一本书，但是大家压抑的情绪找到了出口，课堂随时随地进入有点癫狂的状态。

有一次，放映李一凡的《杀马特我爱你》，这些小孩都是典型的好学生，从中学一路杀出来，每天背书包穿运动服，没有出格的打扮，我想让他们了解其他同龄人在过什么生活。

我完全想象不到学生的反应，大家情绪很激烈，他们在杀马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女生站起来说，老师，我能不能先说，因为我还得再回实验室。她说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而且我们更可悲，我连像他们这样剪头发、染头发的勇气都没有，晚上10点了，我讲完还要去把实验做完。那个特别文静的女生最后说了一句，“我们到底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说完她就关门走了。

简单心理：但人活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情绪裹挟？

袁长庚：很难完全超越。人类学帮助我重新思考一些事，它讲人类经验的宽泛性。这种经验的宽度会让你意识到，你这个时空范围内的事情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常态。

举个例子。在南太平洋一个小岛的文化里，他们认为养孩子不是妈妈的事情，母系亲属都肩负任务。作者提到一个场景，孩子去老家玩，抢弟弟东西吃，按照他们的文化，这一定要干预。他们就像演一台舞台剧，一唱一和。外婆会直接羞辱男孩：你连弟弟东西也抢，真丢人。这个时候妈妈不回应也不干预，但她会表现出明显的悲伤。

作者的解释是，这是一个社会化的实践，有人会告诉你违反了原则，但妈妈不会站在你的对面去批评你，这出剧引入了悲伤这个元素，这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行为让妈妈失望，但是这种失望不意味着她放弃你。所以，“悲伤”在这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意味，是让孩子在有爱和理解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演练人世间的基本情感。

读到这篇文章时，正好是高铁孩子哭闹引起激烈争议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把养育的事都放在妈妈身上，或者期待有个好爸爸，可不可以设定一个有惩戒也有爱的社会化场景？

简单心理：人类学很少讲个体，都是把人放在网络里，大家都承担一些角色，但我们这个时代好像非常强调个体的力量和努力。

袁长庚：人类学不太相信通过超凡个体能改变局面，而且要小心使用这种超凡个体的力量。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效的。但我们现在更年轻世代的问题不是抓不抓得住，而是我们为什么要抓老鼠？老鼠还有没有？很多问题从顶层逻辑开始松落了。

对失败者的羞辱，不是人类的常态

简单心理：你说当大学老师，用三年时间认清当一个好老师不够。你说自己进入学校伤痕累累，不只是指导论文，是要跟漫长的成长史对话。是什么让你有这种感受？

袁长庚：我带研究生时发现一个问题：我布置任务时都会跟他们讲，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任务可以调整。但是他们都过了很久才跟我说，当时碰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饮食、气候等等的不适应，情绪状态不好，甚至是重度抑郁，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说老师，这种小事不值得让你操心，或者是老师，我自己忍忍就过去了。

我们聊下来感觉这是创伤，他们以前可能表达过自己的困难和困境，但没什么好的反馈。慢慢就不说了，女生会更加明显。

我就特别难受。我跟周围人讲，我们当然想用一种专业主义的方式去处理师生关系，但是所有的工作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很少人是因为学不会而无法毕业，都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简单心理：我听你讲这些还挺惊讶的，因为大部分人对成人的期待都是懂事、能干、情绪稳定。

袁长庚：现在很多人认为就事论事是最好的，但人是复杂的，除了制度化的责任和义务之外，我们能形成联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感情，这不是说要掏心掏肺，而是要互信，因为花三年时间写一篇论文并不容易，我们会争吵，甚至很激烈，但你起码不会怀疑这老师是不是觉得我是狗屁不如。

人和人的互信只有通过无数个细节磨合，我们谈论自己的经历，互相了解，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达到。

我看到学生的简历，就知道她们很努力才走到这里，我很希望这三年，学生有比较安全的角落，你可以崩溃，可以发疯，可以有限度的拒绝和放弃。我无法托举你的人生，但是我可以不给你的人生增加压力，但我后来觉得挺沮丧的，达到这个都很难。

简单心理：这个社会对人的要求常常是一个运转良好的螺丝钉。

袁长庚：我们对人在工作场景里的想象特别单一。不能崩溃，不能放弃，不能软弱，不能出问题，因为你的工作关联到其他人的工作。

但如果我家人生病了，我和女友分手了，上班路上看到小猫被车撞了，你还要我保持情绪稳定，我觉得这是很暴力的事情。这对人要求太苛刻，对人的理解太狭窄。

简单心理：感觉很多人都自顾不暇，很少有人愿意承担他人的情绪和故事。作为老师，如果你希望和学生建立互信，是不是意味着你得付出很多情感劳动？你会感到疲惫吗？

袁长庚：这个是肯定的。但你在这个时代当老师，最沮丧的不是这些，是你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很有限。

一个人要快乐地上学，跟知识有真诚热烈的交流，取决于各种你无法控制的要素。小到生活细节，大到培养方案是不是合理，知识和实践的关联是否紧密，老师只是体系的一部分，你没办法修复所有的事情。

简单心理：我们的社会对失败者有很强的羞辱，充满了对强者无限的崇拜与肯定。

袁长庚：我觉得这还是现代性的结果，并不是人类的常态。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些英雄史诗里讲的最多是英雄一路有多不容易，多少人为你做出了牺牲，并不会把光环和荣耀都给某一个人。比如《史记》写项羽跟刘邦，虽然刘邦取得胜利，但是司马迁给项羽这个失败者留出很高的位置，我们经常会对失败者给予极大的同情和肯定。人类文化里比较闪耀的部分，通常是对人的弱势、局限性的包容和肯定。

不要对做owner有迷思

简单心理：你关注的“情感”、“失败”、“年轻人的困惑”这些在学术圈是不被重视的，你为什么没做学术圈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课题？

袁长庚：我受西方现代人类学影响很深，它会关注人身上很丰富的侧面，比如情感问题、生命观念、幸福观，会关照人的苦痛经验和人生失控的部分。这给我的影响是，我反而能看清楚学术界的某些游戏，你如果规定什么问题是重要的，那它就在定义别的问题不重要。这我就不买账了。

我一开始也肯定在乎这些，也很焦虑，我毕竟是学者，那我要不要在学术上证明自己？但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很多东西自己骗不了自己。

简单心理：这种转变是怎么来的？

袁长庚：我并不是一个成长很幸福的人，我妈妈很早去世，我很早就体会到人的敏感、孤独、无助，我在整个学院体制里走的路，我也不会去感谢某个单位或制度，但我会感谢一些老师朋友帮助过我。

35岁前后，我突然有一种幸存者心态。我从山东很普通的小地方一路走过来，上小学的时候，我学习很好，但我永远考不过一个女生。后来我被我爸弄到乡镇中学，管得严，升学率高，也和小学同学都分开了。后来特别偶然的情况下，我看到这个女生的微博，她现在在我们那的化工厂当质检员，穿着灰色的、很肥大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要爬很高的烟囱去检查废气值，她会写今天上班真无聊，或是跟领导吵架了，下了班她会穿裙子，去运煤铁路上拍好看的照片。

我会想，为什么我现在变成了大学老师。我完全不认为我现在的生活是应得的，这里面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比较幸运，又是个男孩，社会对你比较宽容。你就没有那种成功者的包袱，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你也相应地不害怕失去，因为你得到它本来也是有偶然性。我也会想什么对我是重要的？那肯定不是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简单心理：你在讲“失败者社会学”时，一定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吧：如果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很挣扎——工作不顺、生活挫败，也不符合社会主流的成功标准，那他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

袁长庚：我当时会给学生写信，有一句话是：“我希望你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好、做得开心，但是我也希望十年以后，你给我写信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邻居，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很好的爱人，一个很好的爸爸，一个很好的妈妈，一个很好的同事。”

你会从工作里退出来，但是你不可能从生活里退出来。我在这个世界上没见过绝对的成功者。同时我也没见过绝对的失败者。我小时候有个长辈，他工作平平无奇，但他对我们很好，买好吃的，带我们去溜冰场，小孩都觉得他是最好的长辈。

你要做一个成功人士，这个有能力的问题，也有运气的问题。但是你想做一个好的家人，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到的。就像我跟学生的关系，我不是最好的人类学学者，但是我可以做让学生有安全感的老师。

简单心理：你当时为什么在给学生的信里写下这句话？

袁长庚：我没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学校上过学，我跟同时代的朋友交流，很多朋友说如果放在今天，我们可能毕业都难。我们那时候的社会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多元性。我已经是比较在乎成绩的，但很多课不想学了，60分就可以，但这对现在的学生是很大的问题。如今的评优、奖学金、机会都跟分数有关系，牵扯到一整套资源分配的逻辑。

绩优主义要求你赢家通吃，不包容人的存在有多元性，这对个体是灾难，如果你不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时时比较，别人还没开始指责你，自己就先崩溃了。这些年西方社会对绩优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批判，大家都意识到这种价值观是灾难，不可持续，让社会很畸形。

我很想让学生知道，人生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和可能，你不要被这个困住，你还可以去想想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简单心理：在一个下坡路的时代里，我们可以把握什么呢？

袁长庚：项飙以前有个说法是，敢于过不占有的生活。我很喜欢的大卫·格雷伯生前有一个类似的说法，青年人不要轻易进入债务状态。这两句话有一致性，你不要通过占有一个物、一件事来显示自己的生活健康或稳定，不要对做owner有迷思。

同时你可以反思，你有没有得到过性别不均等的社会的某种庇护，阶层的庇护，家庭的庇护，不是让大家感恩，而是我觉得你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