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个大国有责任从全球福祉的角度对全球失衡作出共同努力。期待90天内，中美能够针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谈出一揽子的办法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孙颖妮 实习生 闫嘉仪

编辑 | 王延春

40天的极限“关税拉锯战”后，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中美两国同意取消对等关税彼此加征的大部分关税，并就经贸问题进行持续磋商。

5月14日前，美方对华税率从145%降至30%（含以芬太尼为借口的关税税率20%和10%的基准关税），中方对美税率将从125%降至10%，双方降幅相同。互降关税后，中美股市上涨、美国企业抓紧时机补货，中国工厂迎来出货潮，海运订单量飙升……

90天的关税战暂停，为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宝贵缓冲期。然而，在一些专家看来，暂缓并不意味着和解，调整亦不等于转向。关税政策已成为美国内部治理逻辑外溢、政治周期博弈外化的重要工具。若中美双方不能从根本上回归经贸规则的理性治理逻辑，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长期构成全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转变，到底是“休战信号”还是“缓兵之计”？接下来，中美的谈判重点是什么？中国的谈判筹码有哪些？90天的“冷静期”后，中美贸易将走向何方？

对此，《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

90天“冷静期”后，中美贸易谈判走向

《财经》：持续40天的“关税拉锯战”后，美国对中国关税政策突然出现大反转，这背后是怎样的考量？

张燕生：我认为关税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既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50%。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如果美国加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145%的水平，大国贸易博弈不断升级，会导致两国贸易实际中断，这对中美两国经济，尤其世界经济都是巨大冲击，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弥补冲击带来的损失。

1990年至2008年是经济全球化的黄金年代。这段时期，中美经济尤其供应链深度融合、相互依赖。如果采用“对等关税”进一步对全球化刹车太急，世界受不了，中美两国都受不了。这种情况下，中美互相取消91%的关税，暂停实施24%关税90天，对缓解美国、中国以及世界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十分必要，是不得不做出的一个改变。

《财经》：您如何看待中美日内瓦经贸高层会谈取得的成果？

张燕生：《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表前，由于中美对关税的出手和反制立场强硬，外界普遍对两国谈判的前景和预期成果持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存在着很大认知差异与沟通难度，但最终结果却出乎意料。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通过谈判取得成果缓解冲突的意愿。大家现在关心，这份共识能否切实缓解关税对外贸企业的影响？假定美国此次加征关税之前的关税税率是20%，加上10%的基准关税，再加上以芬太尼为借口加征的20%关税，共50%的关税对中国企业来说仍然是不可承受的。我认为双方的联合声明仅仅是一个开始。后期若能够取消以芬太尼为借口的20%关税，使中美整体关税税率降至30%左右，对中美双方非常重要。中国企业成本会有所增加，但贸易往来仍可维持。

《财经》：今年4月之前，美方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两轮10%的关税。对这20%的关税，您认为中美应该如何谈判？

张燕生：我们去年底在美国调研的时候，美方表示中国人完全难以想象芬太尼在美国的滥用程度和关注程度。中国是世界禁毒最严的国家，不会出现美国这种新型毒品泛滥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严峻社会问题。美国曾向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加征25%的关税，目的是促使墨西哥、加拿大共同管控好芬太尼以及非法移民问题。之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派遣了上万名甚至数万名警察前往边境，限制芬太尼流入以及非法移民入境，特朗普随后暂缓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措施。

美方希望中国管控好芬太尼前列原料，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美有较大差距。美方为了让中国“积极配合”，施压将关税加征10%。中方认为，我生产的是前列药，不是供生产毒品的原料。中方公安部长都参加了谈判，并实施了相当大力度管控芬太尼前列药输出。但中方是埋头干，没有大力宣传。芬太尼治理本应是中美之间最容易开展合作的谈判领域，为何却演变成了双方矛盾焦点，且加征的关税从10%一路提升至20%？这暴露出美国思维中的霸权逻辑：倘若10%的关税未能达成目的，就提高至20%，20%不行便威胁加到40%，本质是采取施压的方式要求中国必须替美国治理芬太尼问题做出努力。而对中国而言，我们生产的是合规药品原料，美国境内的贩毒分子利用这些原料从事非法活动，是美国的治理问题。

这也反映出现阶段中美思维逻辑不在一个频道。在中方看来，既然芬太尼这种毒品严重危害美国民众生命安全，那中美应该从全人类健康的角度出发，对毒品防控作出共同努力。事实上，中国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中国已经通过全链条管控和国际合作参与解决芬太尼问题。但中国再怎么努力，同样需要美国的配合。美国若不配合，甚至打压，中国单方面的努力没有意义。于是本可以合作、可以谈的问题，变得复杂、曲折。我认为双方仍需换位思考，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善意。

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正变得愈加尖锐。对此，美国认为中国应当承担责任，而中国认为1990年至2008年全球失衡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本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IT泡沫和本世纪最初十年的金融、楼市泡沫助推全球非理性繁荣，造成中美经常项目失衡加剧，当前全球失衡和高通胀同样是美国采取了扩张性政策所致，不应当采取关税战的方式让贸易伙伴承担失衡责任和代价。对此，中美两个大国有责任从全球共同福祉出发，为应对全球失衡作出共同的努力，好好谈一下合作应对。因此，我们期待90天内，中美能够针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谈出一揽子的合作办法。

如何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财经》：有观点认为，限制稀土出口、对美国农业采取反制措施以及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是中国进行关税谈判的重要筹码，您如何看？

张燕生：全球化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中国的谈判筹码。但是这个筹码使用要小心，用好了是正效应，用不好就会起副作用。美国的战略就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瓦解全球化时期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是一个巨大损失。因此，我认为去谈如何防止中美脱钩更为重要。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贸大国脱钩，其他贸易伙伴不得不选边站，对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美国发动关税战的核心目的是刀刃向内，通过扩大出口，吸引全球投资，鼓励美资回流，支持国内减税以提高经济效率，推动再工业化。中国也希望保持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底线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情。当前的任务之一是全方位扩大内需，如果中国对外需的依赖减少了，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依赖会上升。中美竞争现在比的是谁利用竞争与博弈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和效果更高。

《财经》：4月，中国对美出口下跌21%，对各国整体出口增长8.1%，您如何看待中国与第三方国家的贸易关系？

张燕生：这其中一部分是贸易转移效应，中国不能出口到美国，就会出口到欧洲、日韩以及金砖国家。美国是世界最大、最开放的市场，利润也最高最丰厚，如果中国转口贸易全部流入其他市场，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实力承接的。这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很可能会像美国一样筑起高的关税壁垒。中国应对不好，就可能导致关税壁垒的对外延伸，不仅对美国出口受阻，对欧洲、日韩、金砖国家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出口转内销，这会产生两种可能性影响，一种是出口转内销的商品流入国内下沉市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福利。还有一种可能性，出口转内销对国内供应链和市场产生冲击。因此，如何应对美国关税战、如何应对贸易转移、如何做好出口转内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财经》：中国应对关税战的最佳策略是什么？

张燕生：无论国际经贸形势和中美关系如何变化，都要保持战略定力、底线思维、历史耐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内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是重要的应对举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巨大、开放规模巨大的大国现代化，经济增长绝对不能建立在依赖外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的全局战略和长期的战略调整。大国不可能靠别人的市场“奶酪”发展自己，大国必须跟全球分享自己的市场“奶酪”，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美国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大吗？

《财经》：特朗普一直对贸易逆差持负面看法。从经典贸易理论的角度，我们如何理解贸易顺差和逆差？

张燕生：贸易顺差逆差本质上反映的是全球经贸失衡状况及背后的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国际社会始终会面对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机制和责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国际社会坐下来谈1945年以后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美国的“怀特方案”，另一个是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怀特方案是将美国、美元、美债作为战后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方为基础构建全球治理架构，其中一部分是美国贸易逆差为全球提供国际清偿手段的可持续性。而凯恩斯方案则从全球共同福祉角度出发，主张构建超主权货币（Bancor）、超主权国际清算联盟等来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当时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怀特方案被采用。该体系的根本缺陷是无法摆脱“特里芬困境”，全球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只能靠危机出清。今天美国试图进一步摆脱“特里芬困境”，推卸逆差、美元、美债、美国安全保障支出等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特朗普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为美国卸包袱。要推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贸易项目不能继续保持逆差作为提供国际清偿的工具；美元就不能继续受国际责任约束而是要满足国内的发展需要；美债就不能继续充当便利高效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无偿供给，美国不想承担那么大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因此，关税战不只是要解决贸易顺差逆差的问题，而是要实现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公共责任减负。

全球经济失衡，谁来承担再平衡的责任？美国想让顺差国承担。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美国方案就是美国承担太多权利，相应肯定就要付出太大代价。现在问题是，当美国不想再承担这么多责任，下一步如何变革？没有全球政府，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又不愿继续负责任，其结果就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会乱。美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世界的问题，特朗普的这一切动作都有他自己的逻辑。

《财经》：2025年这次新的关税战，特朗普的诉求和策略与2018年第一轮关税战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张燕生：2018年时，特朗普就想像当下这么做，但没有达成，因为当时美国建制派不配合。经过了拜登执政时期，特朗普对于想做什么和怎么做更清楚了。这一次，特朗普用关税为工具，其中一项是对全球开征10%的基准关税，相当于告诉其他国家，不管你是顺差还是逆差，都要替美国买单，替美国承担一部分公共责任。第二项是针对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加征关税，第三项是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的“对等关税”。可见，他的诉求和2018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当时的特朗普没有今天想得清楚。

《财经》：很多专家认为，特朗普发起“关税战”的诉求之一就是重建美国制造业，您觉得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有多大？

张燕生：特朗普发起“关税战”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再工业化。1990年到2008年，美国经历了两场经济泡沫。一场是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另一场是2008年时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通过这两场泡沫，华尔街金融寡头和大科技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但美国实体经济付出了空心化虚拟化泡沫化的惨痛代价，“占领华尔街”就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华尔街的愤慨。

因此，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美元就应该贬值，提高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不能升值、让华尔街大科技公司获利。美元汇率不应该由金融和资本项目决定，而应该由商品和服务经常项目决定。美国经常项目要从逆差转为顺差，对等关税会迫使贸易伙伴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促进扩大对美投资和美资回流。现在美国能不能够再工业化，要看特朗普如何解决美国制造的高成本、缺工、缺供应链配套等问题，如何重塑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人类社会沿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知识社会、数字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过来的。自从发展服务业以及数字化、知识化和服务化后，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情况。如何防止产业空心化、虚拟化、泡沫化，实际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国再工业化，相当于在做一次历史上从未成功过的重塑人类产业文明的社会实验，特朗普能够成功吗？

《财经》：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说,“制造业难以回流美国，美国人也不想回到工厂拧螺丝”。他认为特朗普的想法很荒谬，您怎么看？

张燕生：奥巴马、拜登、特朗普，三任美国总统都在做同样的事——重振美国制造业，无非特朗普最彻底，向全球发起关税战。可是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怎么建设新世界是一个严峻问题。比如台积电、苹果等企业如果想在美国投资，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美国经历了几十年“去工业化”，缺工人、缺配套、缺技能，生产成本又那么贵。在这种过渡时期，特朗普的破坏作用就显得比建设作用更大。

责编 | 张生婷

题图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