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渔场曾是渔业资源丰富的宝库，但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衰退危机。过度捕捞是首要原因，长期以来的大量捕捞使鱼类数量急剧减少，许多珍稀鱼种濒临灭绝。海洋污染也对渔场造成了巨大打击，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石油泄漏等事故，导致水质恶化，破坏了鱼类的生存环境。此外，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洋生态系统变化，如水温升高、洋流改变等，进一步影响了鱼类的繁殖和迁徙。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中国最大渔场的渔业资源陷入衰退困境，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未来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

在浙江省11个地市中，舟山颇为特殊。它既是我国唯一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大的海鲜商品生产、加工、储藏、销售基地。作为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因其独特的资源禀赋造就了当地发达的水产加工业，有着“中国渔都”之美誉。

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加，渔业资源遭受了长时间、高强度的滥捕，导致舟山“四大鱼产”（大、小黄鱼，带鱼和乌贼）资源急剧减少。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的捕捞量明显下降，渔业资源面临着严重的衰退。

近5年来，一些舟山渔民的捕捞效益也在持续降低。“近5年我身边约有10%的“笼子船”运营不下去了，活下来的利润比起几年前也大幅降低，”船老大沈科对虎嗅ESG组说道。

为何渔业资源会持续衰退？国内可持续渔业究竟有没有解法？

传统渔业资源正在衰退

“中国渔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过度捕捞导致的传统渔业资源衰退问题，资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当地老渔民告诉虎嗅ESG组：“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会儿，走在沙滩上，一脚下去都能踩到鱼。”

渔业资源衰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舟山渔场。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海洋渔业资源衰退速度由2013—2017年的年均13%下降到2018-2022年的年均4%，但受气候变化、水域污染、工程建设、过度捕捞等影响，渔业资源依然呈衰退趋势。

渔业权研究专家刘舜斌认为，渔业资源衰退的重要原因是捕捞强度过大。捕捞强度过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渔船数量总体还是太多。回顾历史，虽然我们对渔船数量及渔船马力都在做控制，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基本没有控制住。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近些年，渔船盲目增长的势头虽得到控制，但捕捞强度与资源状况仍不相适应。“以大黄鱼为例，虽然近些年大黄鱼种群数量有所恢复，但仍然没到能够自然繁衍的程度。”

另一方面是捕鱼机械化程度不断在提高，捕捞船从最早的木帆船到机帆船再到钢质船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船只大型化、捕捞网具大型化，捕捞效率不断攀高。绿色和平也向虎嗅ESG组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仍存在破坏性的、选择性差的渔具（比如网眼极小的“绝户网”），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并且这种对目标物种与非目标物种的无差别捕捞，也会导致非目标物种的兼捕问题。

两者相叠加，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海洋生物资源的衰退，当地老渔民表示：“以前带鱼产卵一般要1年龄以上，但现在带鱼为了应对人类的高强度捕捞，生物种群开始自我调节，0.5年龄（幼年期）的小带鱼都开始产卵，这放在以前根本不可能。”

船老大沈科对海洋资源的衰退有深刻的感受，在他的直观感受中，身边不少“笼子船”因资不抵债被拍卖。沈科认为，近年造成渔业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鱼的数量越捕越少，二是鱼的价格在不断下降，三是需求萎缩。

如前文所述，渔获数量的减少自然是因为渔业资源的波动。但渔获需求、价格的双降却令人感到诧异。沈科表示：“需求方面，最直接的是受福岛核废水事件影响，海鲜没人愿意吃了；价格方面，前几年珍贵的大黄鱼能卖几千元一斤，今年只能卖几百元一斤了。”

据沈科观察，目前800万一艘的大型渔船“卖给别人都没人要，如果是贷款买的渔船，捕鱼获得的收益连利息都付不起”。而在5年前，一艘这样的渔船三年就能回本。

人工成本的攀升也是渔船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工成本比5年前翻了快一倍，但收益在下降，入不敷出。”沈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主要是因为其渔船采用的是合伙制，几名合伙人分润就行，而不必去雇人支付人工成本，“因此还能够有得赚”。

为了能够捕到足够的鱼获，当下像沈科这样的渔民不得不开展远洋捕捞，好在如今渔船在冷冻储存方面的技术有突破，使渔船能够一个月不靠岸持续作业，增加经济效益。但总体而言，传统渔业资源的衰退导致了舟山渔民的生存困境。

捕捞强度为何失控？

为何过度捕捞难治理？刘舜斌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渔民不是法律主体：“所谓渔民不是法律主体，指的是在我国包括《渔业法》在内的所有与渔业相关的法律制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渔民’的概念。换句话说，只要是中国公民就能够下海捕鱼。”

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放开，渔民收入快速增加，大量非渔劳动力开始进入渔业领域，捕捞强度也不断增加，”刘舜斌说道：“在短缺经济时代，因为要解决老百姓吃鱼难的问题，渔业法是以发展生产为导向的，但未来我们应考虑建立捕捞业准入制度。”

渔业资源是公共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地悲剧”性质。刘舜斌补充说道：“海洋里的鱼从法律层面讲属于无主之物，谁先捕到就是谁的，所以捕捞生产是竞争性的，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会造更大的船、用更大的网，陷入内卷式竞争。”

另一方面，渔业发展过程出现分化，即传统渔业分化为商业渔业和生计渔业。而我们没有建立起对应的分类管理体系，导致一些渔业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捕捞强度的增加。

在20世纪90年代初，渔船还归集体所有，在渔业实施股份制改革后渔船产权归渔民所有。比如一条船卖给20个渔民，他们共同拥有这条渔船的所有权。但在渔业股份制实施过程中股权不断向少数渔民集中，“2006年，拥有渔船股份的股东渔民占比不到30%，其他渔民都成为了‘雇工’，”刘舜斌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出台的渔业普惠性扶持政策，刺激了捕捞强度进一步增加，资源向少数人集中。

刘舜斌认为，按照生产主体对渔业进行分类，有助于实施更加有利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扶持政策，“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化管理。渔业发展过程中的渔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资源配置制度加以调和，而资源产权化是重要的改革途径，现代渔业管理理论提出渔业资源产权制度有‘个体可转让配额’、‘社区配额’、‘渔业要素投入权’等形式，这些都有成功的实践案例，浙江省已经在舟山渔场开展梭子蟹配额捕捞试点，取得了宝贵经验，需要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从海洋保护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对于“禁渔期”还是“增殖放流”计划，如果管理问题不解决，便难以达到更长期的效果，管理的核心是要解决对人的管理问题。“渔船控制不了是因为下海的人控制不了。其次，在国家领导人重视下长江开展了10年禁渔，舟山沿岸渔场处长江入海口，很多生物江海互通，可以研究长江禁渔政策向海洋延伸，采取更严格的禁渔措施，舟山岛礁周边的鱼类、藻类将会很快恢复，”刘舜斌说道。

不过站在渔民的角度来看，船老大沈科却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今年情况尤其严重，海里根本没有鱼，每趟船开出去都亏本，”沈科主要以捕捞螃蟹为生，近几年螃蟹数量在减少，收购价在升高。“几年前6块、8块1斤的螃蟹这几年能卖到10块，现在赚钱的渔民都是把船开到中韩边境去捕捞，那边鱼多。”

沈科认为，当地渔业的现状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在做的是延长禁渔期时间，以求能在开放时捕到更多的鱼，但价格卖不上去，只能算勉强维持生计而已。“现在是没有办法，只能硬撑，如果有机会肯定想把船卖掉去远洋了，像我们捕鱼的没有别的技术，过得去就这样混着吧。”

海洋生态亟需加强保护

在渔业之外，舟山渔场海洋保护还面临着多项议题。

据浙江省环境公报指出，舟山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依然脆弱，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浓度依然偏高。2023年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面积达标率仅为28.3%，47.1%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短期内难以改变），嵊泗海域、朱家尖东部海域及东极海域也成为了赤潮高发区域。

此外，绿色和平向虎嗅ESG组指出，遗弃、丢失或抛弃的渔具（Abandoned, lost or otherwise discarded fishing gear, ALDFG）由于其在海中继续捕鱼的能力被形象地称为“幽灵渔具”，不仅对环境与资源造成直接破坏，甚至导致了海洋塑料污染问题，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每年全球有2%的渔具落入海中成为了“幽灵渔具”。这个看似不大的比例背后，是每年64万吨被遗弃在海中的渔具。”

据绿色和平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墨西哥沿海曾有约300只海龟因被“幽灵渔网”缠绕而死。类似的惨剧也曾发生在小头鼠海豚身上，一年内曾有44只小头鼠海豚死于渔网缠绕，这起事件导致当年的种群数量骤降至10只。而现今，该物种的成年种群数量也仅为18只。

“不可持续的渔具和渔法不仅危害生态环境，还对沿海社区的生计和渔业经济造成了影响。幽灵渔具会缠绕正常作业的渔网或正常行驶船只的螺旋桨，后续修补的费用、停工的损失等会直接提高捕捞成本，而超过一定比例的幼鱼兼捕也会导致渔业资源的减少而最终影响渔业收益。”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推广渔具标识等手段来帮助渔具回收和减少海洋塑料污染。加装标识的渔具如同打上了“身份证”，在规范渔具合法性和控制、管理捕捞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地环保组织“千岛海洋”负责人何力认为，要想解决这些有关部门难以管到的细节，只有依靠提高公民意识来改善。为了提高公众对于海洋保护意识，何力在舟山从事海洋公益事业长达8年之久，他创立的“千岛海洋”通过组织公益活动、传播公益内容等形式吸引了大批志愿者参与。

在这8年里，他的感觉是越来越有希望：“8年前我们做净滩活动只有几个人参与，但现在整个参与人次已经超过了2.89万人次，舟山市每10个人里就有2人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同时，我们真正有机会作为一个枢纽机构去解决多方协作的问题，让政府、企业和公众都能在同一桌面上去沟通交流，拿出更好的可持续生态转型方案。”

关于如何平衡好渔业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何力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其一是转型，随着传统渔业的减少，舟山的传统渔民也在减少，更多的情况是外地人进入当渔民，可以通过休闲渔业、水产养殖来解决人口结构的变化。

其二是渔业装备的现代化，当下很多渔船使用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绝户网”，现代化的捕捞技术还要提升。其三是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入手，号召志愿者参与到海洋保护、生态维护中来，让生态修复做到全民参与。“当然，核心还是公民自身的意识要提升，”何力说道。

近年来，舟山也在不断出台政策制度完善促进海洋生态修复。例如2017年舟山发布实施了我国第一部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地方性法规《舟山市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条例》，“十三五”以来，全市海洋牧场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每年增殖放流各类苗种约15亿单位。同时，拆解三无渔船1400余艘，立案查处3525起。

但如前文所述，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海洋生态需要长期坚持保护，同时辅以多种手段协同治理，才能逐渐好转。

恰巧在前几天，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也在法国尼斯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致辞中表示，海洋、气候、环境、生物多样性等全球问题紧密相连，要取得为海洋而战的胜利。的确，人类共有且只有一个海洋，我们理应为后代留下一片蔚蓝的家园。

文章标题：中国最大渔场的衰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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