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技秩序崛起，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在这个时代，先进的科技如潮水般汹涌澎湃，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智能机器高效运转，承担起繁琐的工作，人类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造和思考中。交通系统愈发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让世界变得触手可及。医疗科技不断突破，疾病的困扰逐渐被驱散，人类的生命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同时，科技也在重塑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人们在科技的引领下，不断探索未知，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科技秩序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

VivaTech这一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展会刚刚落下帷幕，今年会场上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幕是：panel talk结束后，当黄仁勋走下舞台，绝大部分观众也随之起身离场，而此时作为嘉宾的马克龙仍在台上和主持人寒暄。面对台下稀稀拉拉的观众，和座椅噼里啪啦反弹的噪音，谁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可谓一目了然。

如今的科技领袖上可成为大国总统的座上宾，下可改变数亿民众的生活方式，历史似乎将前所未有的重担交给了他们，这究竟是历史常态还是权力的天平已然此消彼长？

法国总统马克龙 (黑色西装) 和正在离场的观众   图源：自己拍的

一、科技秩序萌芽

一切或许要从2007年那场发布会说起。

在那场划时代的发布会上，初代iPhone正式发布。乔布斯用 “three revolutionary products， An iPod， a phone， and an Internet communicator” 完成了手机行业的范式转移。

全新的交互模式彻底改变了人类处理信息、构建关系、甚至组织社会的方式，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此开启。从此之后，我们每天至少花费一半时间流连于屏幕之上，往返于信息之间，与其说我们在使用智能手机这一“工具”，不如说我们活在智能手机塑造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中。

毫无疑问，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塑造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形成新的秩序。

而在工业革命之前，科技更多是宗教和政治的附庸。彼时科技被用于修建神庙和教堂，是巩固教权的手段；当科技试图挣脱宗教的掌控，布鲁诺便成为了火刑柱上殉道者。

哪怕过了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也不过是王室和贵族的“门客”；只有战争来临之际，匈牙利的炮匠乌尔班才能受到重用，就算他制造的大炮能够轰开拜占庭屹立千年的城墙，他也仍在战后迅速失宠，落得晚景凄凉。

如今科技不再侍奉宗教或政治，它自身就是“新秩序”的本源。主导我们未来生活的，是宗教信仰，是政治制度，还是科技创新，恐怕不再有人能轻易给出答案。

二、科技、宗教、政治的分庭抗礼

面对科技秩序的崛起，宗教最先显露颓势。科技在解构古早“神迹”的同时，创造了数不清的现代“神迹”；用实际方案，消解了“终极答案”。

某些带着布道者气质的科技领袖，甚至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宗教的生态位。他们不只打造产品，更在建构一个“信仰体系”。他们塑造出的共识过于强烈，以至于显露出某种宗教的意味： 他们的愿景成为教义，产品成为圣物，粉丝成为信徒，总部大楼成为科技教堂，发布会成为布道大会，而质疑者则被视作异端。

乔布斯无疑是这一变迁中的开山之人。他将科技产品塑造成一种价值取向。iPhone 不是一部手机，而是“改变世界的魔法”；MacBook 不只是工具，而是进入创意阶层的身份象征。

他的演讲方式、审美标准、对“极简”的执念，构建出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美学世界观。他不是在售卖技术，而是在售卖意义，“Think Different”是这套信仰体系的起点，IOS和Android之间互相的鄙夷和永恒的纷争则是当代互联网上的“十字军东征”。

科技对政治的直接挑战首先体现在货币发行权上。虽然历史上常常有统治在货币上刻上自己的头像作为权力的象征，但直至17世纪，随着现代国家制度建立，政府才开始系统地垄断货币发行。

这一权利在400年后的今天受到挑战。

2019年，Meta主导发布了名为 Libra 的全球数字货币计划。目标是构建一种稳定币系统，让全球数十亿用户跨国转账而无需传统银行。这一计划不出意外地招致监管无情的铁拳，Libra项目最终于2022年停止运作。

Sam Altman 的Worldcoin 项目则直指政府福利分配的职能。该项目通过虹膜扫描技术构建全球唯一身份（World ID）并向每个被认证的个体定期发放代币形式的数字基本收入，构建起一套基于科技的福利制度，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这一概念。

过去20年间，随着技术革命的渗透，科技越来越像“准政治主体”介入社会运行，科技领袖也越来越像政治家那样运用“叙事”构建社会共识。

这在条路上走得最远的当属Elon Musk。他用当今最前沿的科技构建起一套“末世拯救者”的叙事体系。他让人们相信，星际殖民是人类免于灭绝的必要路径（SpaceX）；而在完成星际殖民之前，我们需要用清洁能源终结化石燃料（Tesla）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用自由主义社交平台（X）确保人类不会因为分歧而自我毁灭，最终为星际殖民的技术储备争取时间。脑机接口则是人类与AI共存，而不被取代的唯一解法（Neuralink）。

这套叙事体系使马斯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凝聚了极强的社会共识，从而获得了调用全球海量资源的权力，促进了多项技术对社会的渗透，并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这种成功进一步增强了这套叙事体系的说服力，越来越多的“信徒”被“末世拯救者”的故事凝聚在一起，这使得马斯克的权力空前膨胀，以至于足以干预政治。

所以美国民众最先看到“科技领袖”政客化，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过程中与马斯克联手，科技话语权与政治主权达成了里程碑式的合作。

他们首先通过DOGE（政府效率部）完成了科技+政治的叙事整合，即特朗普能够获得马斯克主导的前沿科技的鼎力支持，这为其执政前景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如果DOGE能利用AI技术解决政府冗员的问题，那么气候变化，国家安全，社会福利等等棘手的公共议题都有可能在前沿科技的加持下实现突破。如果这些复杂的公共议题都能转化成“工程问题”，那科技和政治的结合将对社会产生空前的影响。

在这一叙事下，这次大选中“硅谷科技圈”集体右转，最终团结在特朗普周围，期待能和他分享权力，在未来四年大干一场，向科技极客的理想更进一步。以AI技术为例，能源已经成为其发展的一大制约，而解决能源问题显然早已超出商业公司的能力圈，科技和政治的联姻恐怕是无可避免的双向选择。

在特朗普的支持下，科技领袖马斯克获得了空前的政治权利。他的推文能影响俄乌局势；他的公司能左右NASA的深空战略；他能通过DOGE解聘联邦雇员，也能直接参与重大国事访问；他对别国主权问题指手画脚；他认为“Without me， Trump would have lost the election” ，他甚至直接指责特朗普“such ingratitude”，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比特朗普更像美国总统。

这自然激起了民众普遍的反感，因为他总统级别的影响力在现在的政治框架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合法性的来源，他的政治权力既无问责机制，也极度缺乏制衡。于是民众团结起来，用股价的暴跌和舆论的声讨将他赶出政府。

但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马斯克不会是最后一个染指政治权力的科技领袖，乔布斯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传播科技福音的布道者。刚刚过去的20年在人类历史上仅仅只是一个瞬间，属于这颗星球的“技术爆炸”才刚刚开始，但冲击波已然将旧秩序冲得七零八落。站在历史转折点上，或许是时候思考究竟让谁来主导我们的未来，因为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知半论，作者：格拉古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