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前言

按照广义战争的定义，如果把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信息战、舆论战等非军事热战的战争形态也考虑在内，世界已经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了。最近几年发生的地缘冲突和大国对抗，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家间竞争，而是一种现代型的“广义战争”。

况且，就算按照狭义战争的定义，世界四个火药桶，已经有三个（俄乌、中东、印巴）在爆炸中或者时不时的引爆，只剩下朝鲜-台海-南海的亚太链还勉强维系着平静，实际上却暗流涌动，气氛也烘托得差不多了，很可能只剩下一条导火索。

军事联盟已经形成，文明圈层重新凝聚，“战争-科技-经济”产业链大循环加快构建。世界主要国家的军费开支最近几年不断提高，战争已经成为AI科技革命的重要应用场景并反过来加快其迭代更新，防务和安全领域的投资也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全球主要国家军事支出

在康波新旧转换和交叠的大变局时间，在经济、政治、社会矛盾难以出清的阶段，在新旧工业大国特别是后发的新型工业化国家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愿以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的方式消化这些产能——因为这将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新旧大国的权力交接很可能“必有一战”。当然，作为两个大国，拥有可以互相毁灭（二次打击能力）对方的核武器大国，战争的形式不一定是军事热战，而是往往采取更加隐蔽的新型战争方式，让对方从内部自我瓦解，以冷战的方式让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

自从中美贸易战之后，我就将广义战争因子纳入到了宏观经济分析和对应的资产配置模型之中。宏观交易模型中的战争因子，并不仅仅是指战火已经弥漫的极端状态，而是各种形式的对抗与冲突变量，这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提高战备意识，并加快防务资源的补库存。俄乌战争后，这一因子的内核与权重进一步提高。黄金、加密币等古典避险资产与新型货币，有色、芯片等战争原材料与战略资源，AI大模型与军事智能体等用于战争中的核心科技，以及可以为全球提供战争科技服务的上市公司，都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重点。一定仓位的波动率多头来对冲风险敞口是必要的。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防务订单往往带有严格的保密特征，需要我们以战争经济学的范式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分析，才能找到映射大争之世的“时代红利”。

本文目录

一、文明史视角：战争是人类的正常态，和平只是偶然？

二、战争之谜：战争如何发动，又如何结束，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三、战争与政治：军事是“政治根权力”，稳定的秩序都是战争打下的

四、今天的世界：我们已经身处广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不自知

五、现实之问：大争之世下的资产配置思路与交易策略

一、文明史视角：战争是人类的正常态，和平只是偶然？

如果了解人类几百万年的狩猎文明历史，就会明白战争与杀戮是深藏在人类这一物种基因中的本能。如果熟悉人类最近几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会发现有八九成的时间是处于各种战争、动乱与冲突之中，岁月静好的和平时期看上去很像是一种偶然和上天的恩赐。

最近一百年，人类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文明了，越来越有秩序了，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理性了。然而很不幸，如果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等综合计算一下，早已经超过以往历史叠加的总和——当然，只有工业革命的科技文明成果，只有民族国家利益链形成的联盟结构，才让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动员与现实成为可能。一个复杂的战争文明形态在人类的现代化转型中出现，军事与战争成为工业化成果的集中展示，并推动工业科技和工业社会组织结构的进步。

当精神分析学家将人类几百万年狩猎文明的杀戮和战争基因揭示，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残暴种群。同样有历史社会学者通过种种考古学的证据发现，人类还是天生就是一个具有合作与和平基因的种群，智人——现代人的祖先——与黑猩猩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最早的进化出了道德理性，组建了自觉的社会组织。

人类虽然大部分时间处于围猎大型动物的狩猎文明时期，但是注意了，第一，这是非洲东南部因为地理变化（非洲大裂谷）导致气候变化，从而使森林变成草原，部分猿猴（后来的智人）不得不从熟悉舒适的树上下来直立行走以适应环境，也不得不团结合作形成团队的力量来抵御草原上猛犸等大型动物的捕猎。所以，人类的暴力倾向是被动的适应性进化。

第二，人类在产生暴力倾向的同时，也被动演化出合作与和平的倾向。面对草原上的大型猎食动物，单一弱小的人类如何变猎物为猎人，只能靠团聚在一起。于是人类就进化出了一种看似矛盾但又非常合理的群体性格：族群内高度合作，具备非常高的利他甚至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对待猎物和其它可能带来威胁的族群，却表现出异常的残暴。历史研究发现，人类早期种族和部落间的战争与屠杀简直是“家常便饭”。今天，在非洲等地区的原始部落，仍然存在着种族大屠杀的“返祖现象”（比如臭名昭著的卢旺达大屠杀）。

第三，工业革命前后是人类“战争—和平”文明史的分水岭，也是人类文明与道德驯化历史的分水岭。就如美国历史学家克拉拉所言，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处于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周期就是人口周期，当人类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会残酷的被动调整，其中战争是重要的调节手段。人们通过战争来争夺因为人口数量大爆炸导致的稀缺资源，洗牌和供需平衡之后开始新的和平与盛世周期。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物质和医疗条件大为改善的同时，以康德理性哲学、卢梭启蒙哲学、洛克自由哲学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精神开始对人类进行前所未有的道德驯化。于是，尊重规则、彬彬有礼、行止有度、平和文雅的现代形象成为人与人交往、国与国交往的基准。然而，很不幸，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所未有的残暴，击碎了人类现代文明已经摆脱战争的美梦。所以有精神学家认为，残暴是人类几百万年形成的潜意识或者基因，现代文明的驯化只是一种压抑，压抑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中释放出来。

因此从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来看，战争的确是人类一种基本的集体行为方式。它摧毁着文明，同时也在孕育着新的文明。从科学发明到组织再造，再到伤痕回忆激发的艺术创造（比如记录战争的荷马史诗），战争都是重大的或者是最主要的驱动力。我们唾弃战争，就像我们唾弃死亡，但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来看，战争与死亡一样，既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同时又在创造着新的历史。

二、战争之谜：战争如何发动，又如何结束，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战争缘何发起，又缘何结束，到现在都是一个谜。这一点有些类似金融危机。虽然从气氛烘托和紧张度看，战争的概率在大幅上升，但是具体什么时间发生和结束，其实是非常难预测的。就像今天的俄乌战争，直到俄已经开始大规模调兵，美国情报部门才发出警告。事实上，那不是预测，因为战争已经开始，无法挽回，能做到的只是提醒。

战争与金融危机都很难准确预测，大概的原因是一旦预测大面积流行，那么战争双方包括第三方就会介入，从而干扰了战争的进程。假如很早美国就准确预测到了俄会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那么包括乌、北约诸国及美国在内的利益相关方恐怕就会采取外交或其它举措，这样就会改变俄的行动策略，从而让战争提前或者延后。最终，结果与预测不一致。

战争与文明属性有高度的关联。相对于大河和农业文明，海洋与商业文明，草原和游牧文明往往具有比较高的战争倾向，其产业、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结构，更容易发动战争，尤其是争夺资源的战争。因为对于商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来说，对外侵略和殖民收获的土地和市场资源，可以实打实的带来好处。而农业文明则不同，因为需要有规律的种植时节、成熟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灌溉系统，战争是严重得不偿失的。为了维护一个稳定的农业耕作与灌溉系统，农业文明国家宁愿构建一个超稳定的大一统结构，并辅之以秩序和伦理至上的儒法文化，以避免发生战乱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战争与国家和民族特性高度相关。罗马帝国在扩张过程中，将征服异国得到的土地和财富分配给将士们，形成了有效的“战争-土地-财富”的一致性激励，再加上前期的共和精神，让罗马将士斗志昂扬、所向披靡。帝国体制更容易发动战争，或者帝国需要依靠战争而生存，帮助帝国维持特有的战争动员体制和君主极高的权力。同时，民族意识和种族意识特别强的国家，也最容易发动战争。比如二战时期德国的德意志民族和日本的大和民族，当时这两个罪恶昭著的法西斯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种族和基因高人一等的宣传，动员国民义无反顾的投入到了战争的洪流中。

当战争的发动者与战争代价的承担者不是同一个主体的时候，战争更容易发动。从历史来看，为什么战争对帝国的君主是一个极致的诱惑，因为战争的灾难和代价并非完全由其承担。战争的诱惑对君主来说就像是一场豪赌，令人欲罢不能（想一下赌徒的疯狂）。虽然事后来看，历史一般来说还会做出相对公平的评价。

长期的国家间和社会内部不平等，也是战争发动的重要诱因。如同《善与恶的发明》一书所指出的：“历史上，有效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机制似乎主要有四种：战争、革命、制度崩溃和瘟疫”（P175）。诡异的是，今天这四大因素似乎正在同时发生（特朗普的MAGA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和制度衰退），反过来也意味着人类不平等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宗教让人从善，但宗教也容易引发战争。宗教冲突不同于其它的利益冲突，一般来说很难调和。特别是当极端宗教思潮泛滥，战争和恐怖行为发生的频率就会增加。宗教战争代表着最深层次的文明的冲突。中东地区处于多宗教的交汇处，同时也是战火不断的地方。

战争与地理环境也有着玄妙的关系，总结人类战争史，会发现有一条位于北纬30-45度之间的战争带。罗马与异族的重要战争，秦国统一六国中的大决战，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大规模决战，欧洲百年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中的三次战役，朝鲜战争等等，大规模战争为何大部分发生在北纬40度左右的高纬度地带？这些都与地理环境与资源分布高度相关。从空间来看，这些地区发动战争的概率比较大。今天还在战火中的俄乌战争，也是处于这样的纬度。

战争也与资源紧密联系。古代时期的战争往往发生在平原和粮仓地区，工业革命后集中在煤炭（二战）和石油丰富的地区（中东），接下来的战争可能会围绕“硅基”开展微妙的地缘冲突和芯片战争。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或许不是偶然，那就是每次战斗民族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时候，都是原油在100美元以上的时候，毕竟战争是最大的财政支出，枪炮一响、黄金万两。

俄罗斯发动战争都是在石油超过100美元的时间

从博弈论的角度，战争真正的发动动因往往来自于：

一是信息误判。既可能误判了对手，又可能误判了自己，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双方通过沙盘兵棋推演就可以提前知道结果，不用真的大动干戈。从这个角度来说，战争就是一个信息证伪的过程。

二是形势所迫。很可能双方都不想动武，发动的一方也可能知道自己打不赢，甚至是自投罗网，但是疯狂的气氛已经烘托到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历史来看，战争前的欧洲已经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没有理性可言。各个国家的决策者和人民都已经脱离了理性决策状态，而理性的声音又往往被亢奋的声音淹没。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此高涨的集体情绪里，战争已经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三是矛盾转移。一方面是政治矛盾的转移，政治极化和党争等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战争很可能成为统治者消除异己并重新凝聚共识的重要手段。一旦处于战争的紧急状态，其它的内部分歧都需要放到一边，反对者很容易背上叛国、通敌、投降等历史罪名。另一方面是经济矛盾的转移，往往伴随着工业产能过剩，失业和经济萧条，战争的动员成本大幅下降。钢铁、船舶、汽车等过剩的产能可以迅速转入战争产业链，在国防和防务上大幅补库存；在街头酒吧游荡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军营，从而可以有效的降低社会风险。

四是利益和理想驱使。国家一旦处于战争状态，军事预算会大幅提高，这对军事产业集团来说是好事，可以在战争的订单猛增中赚的盆满钵满。一些政治决策者本身就有征服和战争的理想，年轻的精壮主战派也会极力说服国家发动战争，以摆脱和平时期按资排辈的僵化升迁方式建功立业、脱颖而出。

虽然从战争动力学上来说有这么多的动力，但是现实中战争的发生是一系列复杂变量的综合作用，战争的结束也同样如此，比理论家和模型描述和预测的都极为复杂而不确定。

三、战争与政治：军事是“政治根权力”，稳定的秩序都是战争打下的

无论是东方的《孙子兵法》还是西方的《战争论》，都将政治放到战争意义的首位。《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战争论》直接就说，战争是政治的延伸。战争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硝烟漫天，更重要的是：战前如何动员，战后怎么收场。为了战争而战争，就连一般动物也不会做这么傻的事情，它们的战争本能里肯定隐含着生存和利益诉求。

通俗的说，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就是解答“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战前的政治动员，战后的秩序重建，以及战争过程中的种种财政支出和外交斡旋，都组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一个战争从组织、动员到开打、热战再到谈判、结束，往往经历好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把广义的战争考虑在内，非军事对抗之外的冷战形态会延续得更加漫长。今天的两个大国之间，已经陷入到一种新型的冷战之中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金融战、外交战等等已经开打多年。从战争的角度看政治，中美两国现在的状态就是进攻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从战争的角度看政治，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是战争的延续”。

放到当下，如果说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往往具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战争是国际政治的延伸，就是两个大国必须通过战争这种国家实力的极致较量，以重塑国际权力格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与旧有的霸权国家必须来一场真正的较量，才能找到与新的国家综合实力格局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地位，否则就不会平衡，各种对抗和摩擦不断。战争是国际政治实力格局失衡后再平衡的一种方式。第二层，战争是国内政治的延申，也就是国内政治极化后矛盾的输出。发生的过程往往是，社会极度不平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泛滥，集中映射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就是政治的退化与极化，温和派被逐渐淘汰，极端政治分子上台。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成为社会民粹主义、政治集权主义、军事主战派的代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就演变为“政治为战争服务”，政治体系成为战争的动员机器。

拿当下的三个例子举例，一个是身陷战火中的俄罗斯，看似是因为与乌克兰的地缘冲突，实际上是俄本身在战争发生前，实力被证伪以前，军事大国与政治大国两者地位的不匹配。一方面，俄总统还沉浸在过去军事大国的迷梦中，毕竟其重武器和核武器实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经济大幅下滑，政治地位也不断下降，在北约的咄咄逼人东扩下地缘失衡，希望用军事实力兑现为政治地位，结果低估了战争科技发展的速度。可以说今天的俄乌战争是双方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同时又发生误判的结果——俄罗斯误判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乌克兰误判了俄罗斯地缘安全再平衡的决心。但是错误已经开始，只能继续将错就错下去，直到双方政治内部出现变化，才会对错误进行纠偏，从而战争结束才能成为可能。

另一个是向全世界发动关税闪电战并扬言收购他国领土激化矛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特朗普高票当选总统不是美国的偶然，是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也是美国过去几年极左行为的物极必反。人们高票选举特朗普或许并不是支持和喜欢他，而是更加无法忍受极左主义的行为。然而当特朗普当选为总统后，他要兑现对选民们的承诺，解决美国当下的一摊子问题，就必须强化自己的权力，而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必须夸大美国的危机和敌人的威胁。比如他今年4月初突然发动关税闪电战，大幅提高各国的进口关税。而他之所以能有如此一意孤行的权力，前提就是宣布美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假如有一天他的权力不稳，也很有可能宣布美国进入安全紧急状态，大幅提高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这样，战争虽然会给普通人和全世界带来伤害，但是对特朗普集中权力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为了解决不可调和的内部政治分歧，竟然不惜引诱朝鲜对韩发动战争，从而可以让韩国进入紧急状态，以赋予总统紧急状态时期的军事至高权力。当然，这场闹剧最后以失败收场，但是整个过程让人回想起来不寒而栗。一个国家的总统竟然为了一己之权力不惜让国民陷入战火之中。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军事这一暴力工具都是政治的根权力。国家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秩序之前，必须要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一方面出清极化的政治矛盾，另一方面又通过组织战争形成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战争结束后，为动员战争而形成的军事组织往往摇身一变成为官僚体系和治理组织。国家这一战争机器仍然保留着暴力机器的期权（不一定行使），成为维护国家正常和平秩序的政治基础。历史小说《雍正王朝》中康熙向雍正交接皇权的惊涛骇浪的过程，就充分展现了这一点。即使有康熙本人的遗嘱和近臣的证明，如果没有大内侍卫、九门步兵，以及西山锐健营、丰台大营的军事支持，雍正也没有办法真正的顺利获得皇权。可见，政治的根权力就是军事，战争是政治权力塑造的过程。

在国际上，美国之所以能成为稳定国际秩序的“霸权国家”，根本上就是靠军事力量，定期不定期的发动战争“秀肌肉”，以维护其国际政治权力的威严。美国每年的军费占全球总军费的三分之一以上，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战争-政治-货币”循环机制。当然，美国国际政治权力独霸一方，也为原本缺乏强制性治理基础的国际社会提供了秩序。特朗普奉行的孤立主义、美国至上和MAGA，并不是全部退出国际事务，而是退出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责任。既希望从国际事务中获得好处，又不希望承担大国的责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一旦从一个负责维护秩序的世界主义的大国退化为一个精致利己的国家主义者，国际秩序将会陷入权力真空期，在新的“共主”出来之前，很可能处于礼崩乐坏的大争之世状态。

四、今天的世界：我们已经身处广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不自知

不用刻意渲染，今天的世界已经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了。只是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国际政治和地缘格局如此复杂的今天，战争的形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热战，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存在。

冲突激烈并后果可控（不用动用核武器）的局部战争已经不断。世界四个火药桶，已经有三个（俄乌、中东、印巴）在爆炸中或者时不时的燃爆。俄乌战场上还在跑轰隆隆，刚轰炸完加沙的以色列又不断的向伊朗发射导弹，而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当然普遍认为伊朗的大部分军事将领被定点清除后，还击能力让人怀疑。印巴地区刚刚经历了激烈的空战，但鉴于彼此都没有胜算，战争暂时告一段落。从战后的新闻叙事来看，似乎并没有输家。没有输家的战争意味着后面还会继续较量以证实彼此的真正实力。仅剩的最后一个火药桶朝鲜半岛，去年底也差一点因为前总统尹锡悦的政变闹剧而陷入战火。

这些火药桶都是局部的，世界安全秩序真正的压舱石还是在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之间。然而很不幸的是，中美之间从特朗普开始，已经进入了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与战争之中。可以说，第一阶段的冷战铁幕已经落下，拳击台的锣声已经敲响，两个重量级拳手已经处于你来我往的较量之中。只是在核武器的二次打击和共同毁灭的威胁之下，双方采取的是除热战之外的几乎所有战争形式。首先是特朗普在2018年正式发动贸易战，在第一任期已经加码的关税基础上，在第二任期的今年4月2日又不宣而战发动关税闪电战，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之后又开始极限拉扯，从日内瓦声明到伦敦框架性协议，不断地测试对方的底线，并企图通过贸易战的冲击拖垮对方的经济。

其次是科技战，2022 年 8 月 9 日，拜登政府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投资 2800 亿美元，意图提升美国芯片产业链自给自足率，促进制造业本土化。该法案强调针对中国的单向限制，获得联邦资金补贴的芯片制造商至少 10 年内不得进行与提升中国半导体制造能力相关的重大交易等。2022 年 10 月 7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出口管制条例》修订规则，新增限制针对中国开发和生产的先进计算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设备、超级计算机等，还将从事高端芯片制造业的 “美国人” 列为严格监管范畴。努力构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同盟，拉拢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加入 “芯片四方联盟”，试图在芯片产能供应、技术与标准分享、设备与材料等方面搞内部协同、外部封闭。同时，游说并施压荷兰和日本政府，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光刻机等等。

第三是金融战，比如美方定点制裁中国部分重要金融机构，采取冻结账户、处以巨额罚款、切断其与美国金融系统联系等手段，利用 SWIFT 和 CHIPS 系统，监控中国金融机构交易行为，制裁重点机构，切断其获取及使用美元的渠道，冲击其对外交易支付结算，加剧市场恐慌，诱发金融风险。限制中国企业在美融资，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以争夺审计底稿审查权为由，提高赴美上市门槛或强制中概股退市；联合做空机构发布沽空报告，做空中概股。发起汇率战，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采取限制中国实体融资、限制贸易进口、加征关税等制裁措施；单独或联合盟友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等等。中国也采取相应的回击措施，但是由于金融实力相对较弱，对美国的金融反击能力有限。不过总体上，在特朗普制造的各种金融冲击之下，中国还是通过全面的防风险攻坚战进行了有效的抵御，并不时通过抛售美国国债，开始对国内投资者投资美股进行征税等进行还击。

另外，美国还在台海、南海等敏感地缘地带进行军事干预和骚扰，充分利用舆论战的造势，企图制造战略陷阱，让中国放弃以民生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战备和防务上，企图阻断国内经济正常的大循环，以达到拖垮对方经济的目标。这个手段，曾经用在当年与苏联的冷战中，最后拖垮了苏联。对于这样的战略陷阱，中国应该加以识别和重视，围绕民生、内需、消费和经济建设，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应被动的跟着对方走。（参阅《赵建：警惕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陷阱”》）

五、现实之问：大争之世下的资产配置思路与交易策略

首先要认识到一点，今天我们所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类似一二战那样的热战，是一种局部热战和大国冷战的复杂交叠阶段，是一个大争之世。大争之世中的大类资产主要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1，波动率当然很高，这源自于各种不确定性。

2，黑天鹅防不胜防，未知的未知无法用风险量化并定价。

3，系统性风险高于个体风险，也就是β的风险溢价高于α。

4，宏观交易的黄金时期，也是宏观风险的高发期，每一个研究微观资产的交易员和投资者都必须熟悉宏观交易。

5，国别和区域风险差异很大，相应的溢价也差异很大。

6，国别和地区间的不平衡会带来Carry trade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并不稳定，从而导致资本潮汐比较紊乱。

对应着上述特征，大争之世中的资产配置思路和交易策略可以参考以下六个：

1，资产的多元化配置，不仅是多品种，还需要多国别、多币种。

2，安全资产成为最主要的底仓和核心资产。然而，美元美债的安全性信仰已经出现裂缝，注意这里是信仰裂缝而非信仰崩溃，因此还需要保留一定的配置比例，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黄金等古典避险和安全资产。

3，加密币代表着未来，稳定币作为以某种法币为锚的电子现金，一旦基础设施和交易体系搭建成功，很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时会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失控。因此配置以稳定币为代表的加密币是有前瞻性的选择。

4，围绕战争产业链进行配置。今天的战争打的是科技，是AI和芯片，是现代战争的科技服务能力。需要长期配置战争+科技产业链的上市公司龙头。

5，大宗会在分化中逐渐走向强势。有色由于能够更能表达战争和科技两大加速器，表现应该会比表达中国大投资的黑色要好。粮食受益于气候和俄乌战火，但当前更直接受到全球周期下行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影响。

6，大争之世下，短期需要一定的波动率多头作为保护；更长期的配置，覆盖的应该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然而正如《二战启示录：财富、战争与智慧》的作者巴顿.比格斯所言：世界没用永恒的东西，随时关注市场动向，市场知道的比透露的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