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的舞台上，总有一些人选择靠讨好吃饭。他们仿佛将尊严抛诸脑后，只为了那一顿顿看似丰盛的饭局。然而，一顿饭终究撑不起一份真正的尊严。靠讨好得来的短暂满足，如同泡沫般易碎，无法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为价值。真正的尊严来自内心的坚守，来自对自我的尊重和对原则的捍卫。当人们过度依赖讨好去获取物质享受时，往往会失去灵魂的高度。我们应明白，尊严是用坚守和努力铸就的，而非一顿饭所能左右。只有坚守尊严，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踏实而有意义。

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被称为“小费免税”的法案。

根据这项法案，收小费的员工可以从联邦税中扣除最多2.5万美元的小费收入，预计平均每年能为符合条件的员工省下1800美元。

这项被称为《小费免税法案》（No Tax on Tips Act）的政策，一时间被赞誉为“服务业从业人员罕见的政策胜利”。有人欢呼：“终于有人替劳动者说话了！”也有人质疑：“为什么不是直接涨工资？”

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在美国生活近一年，我对“小费”这事始终不太习惯——每次结账时，面对屏幕上的小费按钮，总觉得下手不自然。

这一次小费免税的讨论让我发现到，小费不“小”，它背后牵扯的，不只是“给不给”“给多少”的选择，更反映了美国服务业制度中深深的裂痕。

在北卡小城生活，外出就餐并不频繁，偶尔去餐厅吃饭，我通常会准备一些现金零钱作为小费。

每次账单下方会印三个选项：10%、15%、20%。我并不会严格照着比率走，而是根据服务情况直接给现金。快餐多数是drive through窗口点单，不需要给小费。但如果是在屏幕结账系统中，得当着服务员“三选一”，避无可避。

几个月前，一位在中餐馆打工的华人朋友在朋友圈吐槽，说自己热情服务，倒茶不断，却遭遇客人“零小费”。她写道：“不给小费不是节省，是素质问题。”

我看后有点愕然，心里嘀咕：不给小费，真有这么严重吗？“公平”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小费究竟是一种制度、文化，还是潜规则？

“小费免税”法案所引发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对“公平”与“制度”的理解有关。

Cheetie Kumar，一位詹姆斯·比尔德奖提名厨师，也是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Ajja餐厅的老板。她对这项法案提出了尖锐批评。她是这里的独立餐厅联盟（IRC）的副主席，联盟内有几千家成员。

对“小费免税”法案，Kumar认为，它不是为了让低薪工人活得更好，而是会进一步强化服务行业的两极分化。服务员依赖顾客的心情吃饭，后厨则完全看老板心情定薪，这项法案给了前者一点甜头，却让整个系统理所当然地倾斜下去。

“这实际上对餐馆没什么帮助。它只会在短时间内帮助这个行业的少数人……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提案——它将花费政府数十亿美元。”

在她看来，法案表面上是帮服务员减税，但实际上忽视了整个服务链条中最被低估的后厨工人群体。根据联邦法律，如果餐厅服务员的工资低于最低标准（2.13美元/小时），小费只允许在前台员工之间分配。厨师、洗碗工、准备员等后勤人员则分文不取。

这种分配机制其实源远流长。小费制度并非美式“感恩文化”的产物，而是带有深刻种族与阶级烙印的历史遗留物。

19世纪末，奴隶制被废除后，大批南方雇主不愿为黑人前奴隶支付全额工资，便借用欧洲贵族社会中的“赏钱”传统，将小费制度化，把“给薪水”的责任悄悄转嫁给顾客。

这种制度在20世纪初曾受到广泛批评，多州一度立法禁止小费。作家William R. Scott在他1916年的书The Itching Palm: A Study of the Habit of Tipping in America（《痒痒的手掌：美国小费习惯研究》）中甚至怒斥：“小费是不合美国精神的。它是民主胸膛上的一颗毒瘤……小费令人堕落，它制造出一个奴性的阶层。”

The Itching Palm: A Study of the Habit of Tipping in America（《痒痒的手掌：美国小费习惯研究》）

然而，随着大萧条的到来，以及后续雇主降低成本的压力，小费制死灰复燃，并最终被写入联邦法律。

今天，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允许“低工资+小费补足最低工资”的国家之一。在这种逻辑下，服务员的真正“雇主”不是老板，而是不确定性极大的顾客。

这也正是Kumar所批评的：“这个体系让人们把餐厅工作，尤其是服务员的工作视为一种临时工作，而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

目前，小费制度深刻影响着美国餐饮业的经济运作。

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住宿和餐饮业对GDP贡献率约为3.3%。截至2025年5月，餐饮业就业人数已创历史新高，餐厅和饮料业雇佣超过1050万工人，占餐饮业总人数的80%。其中，独立餐厅尤其依赖小费来维持低成本运营。

美国餐饮协会预测，2025 年整个餐饮和食品服务业将增加 200000 个就业岗位，其中 150000 个将在餐饮场所领域。

截至2025年5月，美国餐饮业就业岗位较2020年2月增加了105300个（增幅0.9%）。 

更深入来看，一家餐厅的厨房团队与服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当大：前者起薪常年维持在15美元/小时以下，后者在高消费地区依靠小费轻松拿到30~50美元/小时。这种落差在心态上制造了紧张与不满。

Kumar指出，大部分餐馆利润率仅为4%~6%，如今房租、保险、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如果将服务成本计入菜单价格，一盘意大利面可能要卖45美元，消费者会买单吗？恐怕多数人宁愿接受“低价+高小费”的模式。

这样，小费成了一种社会“共谋”的回避机制——顾客以为自己在奖赏服务，其实是承担了雇主不想承担的工资责任；服务员靠讨好顾客求生存，厨房员工则继续被忽视。

Ajja餐厅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全体员工领取高于联邦最低工资的时薪，取消小费，统一收取服务费，由团队平均分配。

Kumar说：“我们不想把收入建立在讨好客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团队合作与专业价值之上。”但代价是，像她这样的餐厅无法享受“小费免税”的政策红利，反而每年要额外多交数万美元的税。

她说：“我有个朋友在密尔沃基，他每年多缴7万美元的税，只因为选择了公平支付工资。”这些“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的餐馆，反因制度设计处于劣势。

因此，她与独立餐厅联盟正推动一项名为《公平征税服务费》（Service Fee Tax Parity Act）的立法提案，主张只要服务费全额用于员工工资，且不超过总账单的25%，就应享受与小费同等的免税待遇。

从一个顾客的角度来说，或许可以接受依据服务态度来给小费，但这背后的系统和分配，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

那位在中餐馆工作的华人朋友，她的愤怒让我印象深刻。明明给客人倒茶、添饭、介绍菜品都非常耐心，但对方就是不给小费，还一脸理所当然。

“小费免税”法案的初衷也许值得肯定，确实能减轻部分员工的税负。但若问它是否能改善整个行业的工资结构和雇佣模式，答案并不乐观。

表面上，它是对劳动者的关怀；实质上，它或许反而加固了一个本就不公平的制度。

我意识到，问题或许不在于“给不给小费”，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为什么人们仍要靠一张笑脸、一顿饭后的一笔小费，来维持最基本的体面与生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