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园弄》像是一场对女性主义的精明嘲弄。在这个看似平凡的空间里，女性的命运仿佛被预设在狭窄的酱园弄中。她们在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下，被束缚于琐碎的家务和生育之中，仿佛失去了自我和追求梦想的权利。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却透露出对女性能力的轻视和对她们应有的独立与自由的剥夺。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揭示出在某些时期和环境中，女性主义理念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让人们在思考的同时，也不禁对女性的处境感到深深的担忧与反思。

备受瞩目的《酱园弄》终于上映，除了此前在戛纳时就有的两极分化的评价，这也是今年来第二部以女性作为卖点的大导作品（另一部是冯小刚的《向阳花》）。然而，看完之后，我只能说，陈可辛还是太“超前”了，打着女性觉醒的旗号，实则借女性符号包装了一部政治剧情片/商业片。

先放立场，我并不认同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片。相反，私以为，这还是陈可辛对女性主义的一次精明嘲弄，是老实人冯小刚看了得琢磨三天三夜的“鸡贼”。

女性主义片这个概念是陈可辛团队自己靠的，在宣传里他本人也完全不避讳这点，并且称自己的作品一直很关注女性在电影中的表达，且不是为了红利而拍摄此片。然而，女性主义对《酱园弄》来说更像是一次浮皮潦草的口号“觉醒”，在片中完全沦为道具主义。

电影中的核心女性有这么三位：杀夫的詹周氏、读报的王许梅、写字的西林小姐。剧情里她们也有互动，主要表现为，詹周氏入狱之后，王许梅替她读报、教她认字、陪她谈心；而狱外的西林小姐则替詹周氏写檄文讨公道，在法庭上为她辩护，更联合修女嬷嬷用假怀孕保下她一条命。在某些陈可辛制造的“高光时刻”里，她们也三位一体，试图掷地有声地念出一些女性主义台词，比如杀夫是旧社会离不了婚的女人不得不的绝境之举。

然而，这三位女性的互动之肤浅，不但没有让任意一位女性角色获得高光，还让她们彻底沦为了道具。为什么有互动我还要说这不是女性主义？自从Laura Mulvey提出女性对象化这一理论后，学界逐渐延伸出“symbolic woman”vs“subject woman”的讨论，意思是象征性女性和主体性女性，前者是被拿来投射的符号，而后者才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就算陈可辛同时用了章子怡、杨幂和赵丽颖三位足够强势的女性，《酱园弄》也依然没有离开symbolic woman的语境。

先说赵丽颖饰演的西林。这个人物在蒋峰原著中的原型是苏青，她之所以关注詹周氏，是因为她自己创作进入瓶颈，又遭遇情变（胡兰成和好友张爱玲和交往抛下了她），她对詹周氏有共情、也有作家式的观察。但到了陈可辛导筒下，西林变成了一个性转版的鲁迅，掐头去尾，没有前史，有时也像一个二流的剧作家，混迹在上海滩，除了喊几句口号，你无法理解这个文化人，为什么要关心一个杀人凶手。除非，导演只是需要一个喊slogan的工具人。

在她身上，甚至有大量去性化的表达，所谓性别确认并不是给她戴了一顶卷曲的大波浪假发，又或者藉由雷佳音之口性别羞辱就能达到的——西林的很多行为，甚至换成一个男演员都不违和。因为她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浪漫女性发自内心的情感观察。这是《酱园弄》电影对女性角色的第一次符号化投射。

再说杨幂。她饰演的电影原创角色王许梅，在片中的命运同样是断裂的、无机的，甚至更加被动。显然这也是一个有文化的女人，只不过比西林更妖，但这也让杨幂带来了更多令人难以容忍的情节。比如，她披着红衣在狱里请女囚们吃蛋糕，兴致起了，她竟然说了一句“小骚货们，站起来唱”。到底谁是谁的小骚货？

而作为妖女，她的下场当然是悲惨的，同样是在时局不明时被枪决，她的身上完全没有李安赋予王佳芝那种悲悯的美感，而是沦为了一具艳尸。老实说看到这里我对隐含的某种价值判断不寒而栗，这仿佛是对女性的某种嘲弄：王许梅不像西林那么高洁，她为了活命委身于狱卒，买通嬷嬷，但偏偏被枪决在黎明前夕。当然可以说，这是为了“借命”给詹周氏，但原著里詹周氏自己命就很硬，捱过两次枪决，根本用不着再废一个女人。除非，这是某种隐形的价值判断：妖女必须死，有文化的妖女更得死。

最后，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反倒是在剧情symbolic woman里最合理的：因为原著就是一个记者的主视角，詹周氏是被记者凝视的人物，但这种凝视混合了男凝和作者凝视，要更复杂一点。这点陈可辛倒是没弄错，毕竟小说一开场就写薛至武用手电筒照詹周氏：光圈仿佛男人的手一点点地向上抚摸。游过膝盖，他明白这是个穿旗袍的女人，他手电筒向右侧倾斜，从大腿外侧缓缓上移，最后停在旗袍的开衩处……他继续移动手电筒，从胯部轻划到腰间，细不过二尺，似乎没生过孩子，一个弧线穿过胸部，将光圈留在锁骨上。

但也正因如此，作为全篇最题眼的女人也难逃凝视，这跟女性主义到底有什么关系？这里就要说到中国的男性大导们的一种惯性了，在阐述女性主义时，似乎总是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某种绝境，比如民国年间无法离婚的无根女性，比如沦为阶下囚的女犯人们（《向阳花》），他们的历史包袱总是这样的重，好像是把女性主义当成了一种绝境里才能迸发出的东西，而不是波伏娃说的那种天生天然的东西。拜托，现在是2025年了，女人们的女性主义，是天赋人权，用不着倒回民国，也用不着非得进监狱。《出走的决心》里，咏梅和李倩的温情絮语，通过一番电话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才是女性主义的日常实践，而非把它强行英雄化。

在否定《酱园弄》压根跟女性表达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同时，我也会承认，这还算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因为陈可辛难得地把薛至武和詹周氏设置成了一组“宿敌”关系，这种人物情感结构通常见于男人之间，但就是这个命硬的詹周氏，让后来去劳改的前上海公安局副局长记挂了一辈子。甚至在章子怡的演绎下，片中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猎杀戏”，国际章果然是从不屈服。

原著《翻案》也有诸多政治时局元素，甚至更明显地承认，所谓的酱园弄悬案，无非是一群律师和文化人试图谋求名声、建功立业的砝码。所以，我才会在开头说，这是一部没那么难懂的政治片，而使用了那么多流量明星，也不难察觉主创的商业意图。

但即便回归原著，女性表达仍然是失焦的，因为蒋峰虽然也试图建立对民国婚姻法的讨论，即彼时的女性没有离婚的自由，只是男人的所属物。但小说的结尾，又提到新婚姻法通过之后，杀妻的案件激增，藉由律师之口留下一个悬问：他们以为推动的社会进步就真的是进步吗？文艺是挺文艺，但直接给女性表达彻底泄了力。要承认这种摇摆态度是“中国两万万女性的未来”，现在的近7万万女性估计很难同意。

基于《酱园弄》整体故事做得还不错的前提下，也可见陈可辛的精明之处：在政治、类型、甚至玄学意味上都表达不错的一部电影，他偏偏选择（或者说宣传团队）使用女性表达来提纲挈领，完成一种意图上的移花接木。这比隔壁实打实去拍女囚的冯小刚不知道聪明到哪儿去了。他聪明就聪明在，事实上他压根没打算理解女性，所以他不会露怯，不会像冯小刚一样年逾六旬还被嘲笑不懂女人。但现在回过头看，冯小刚是不是有点直男那笨拙劲儿了？

《酱园弄》影评（图源：豆瓣）

一年前，陈可辛在GQ的采访里说，自己想拍的不是一部黑白分明的简单粗暴的杀夫电影，而是想拍一个临界点，是一个女人生活的临界点，也是一段关系的临界点。而如果结合原著，《酱园弄》显然也是一个社会时局的临界点。他形容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感觉是“迷人”，因此多年来念念不忘。这当然是他作为导演的自由，但是，女性没必要为他买单。如果我们可以批评《某种物质》和《阿诺拉》假借女性自由发挥男凝，那么就应当也承认：

《酱园弄》，跟女性主义没鸡毛关系。我们只是感觉，被精明地嘲弄了。下次，不进电影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