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阿力米热

人口压力，笼罩吉林省。

近日，吉林省卫健委、财政厅联合印发《吉林省生育假期成本补贴制度实施细则》，明确提出给予用人单位生育假期成本补贴。

根据上述文件，吉林省规定：自2025年起对落实女职工180天产假、并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按每名生育女职工2000元的标准发放生育假期成本补贴。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吉林是东三省中，首个出台此类补贴政策、直接发钱为用人单位分担生育成本的省份。

实际上，吉林省率先“试水”，并不令人意外。

2024年吉林省常住人口减少了22.1万人。其下辖的8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均是减少态势，长白山人口持平。叠加吉林省正经历着较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使得劳动力市场面临压力。因此，破解人口困局、改善人口结构，已迫在眉睫。

为什么是吉林？

过去十年，吉林省一直背负着“人口流失”的标签。

数据显示，吉林省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后，此后一直处于下跌状态。2010-2024年，吉林省人口数从2746.6万下降至2317.31万，缩减429.29万人，若以2020年为界，其十年下降的人口数大约400万人。

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失较为严重，吉林省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人口降级，其下辖的吉林市从400万量级降至300万，延边、白城、通化从200万降至100万，辽源和白山总人口已不及百万。

而减少的400多万人，有两层因素。一方面是人口流出，另一方面是生率下滑，导致自然人口不断减少。

人口数量变化分为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其中机械增长为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的差值。

时代周报记者根据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数据的推算发现，吉林省早期以人口流出为主，目前已逐渐转向以人口自然减少。

具体来看，在2011年-2015年，吉林省人口年均减少约26万人。同期，自然增长率整体为正，年均自然增长率约为1.79‰。

这意味着在那段时间，人口流出是吉林省人口总量缩减的主因。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杨继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那段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正发生转变，东北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从经济表现来看，自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吉林省的煤炭、石油等化工资源优势与全国产业发展需求相吻合。2003-2012年，吉林省GDP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13.42%，高全国平均增速3.11个百分点。

到2014年，吉林省GDP增速降至6.5%，低于全国GDP增速7.4%，且在全国中排名靠后。此后其经济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经济活力不足、产业转型乏力、就业机会减少，导致人口外流是那段时期的主要原因。”杨继瑞说道。

而继人口外流之后，吉林省的出生率随之波动下行，也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其结果就是人口迁出对总量减少的作用逐渐减弱，继而是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缩减。

在杨继瑞看来，自然增长率为负是人口结构和经济变迁的叠加影响。“东北受计划政策影响较深，导致经济和人口自然增长要比全国更早进入负增长的拐点。”数据显示，吉林省人口自然负增长比全国提早了4年。

不仅如此，在总人口上，吉林省先于全国11年开始出现持续的人口负增长。

这一结论出现在民建中央网站公布的民建吉林省委提交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提案《加快完善吉林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议》中，改提案着重提到2011年起，吉林省先于全国11年开始出现持续的人口负增长，严重的少子化已成为吉林省的基本省情，为此建议大力鼓励一孩生育、降低教育成本及扩大生殖辅助技术投入。

由此可见，扭转出生人口数下跌走势、改善人口结构，是吉林省当务之急。

现金补贴用人单位

出生率实际上受多方因素影响，但普遍认为养育成本是关键因素之一。

国家统计局2021年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80%的育龄妇女有生育一孩的愿望，但实际生育率却明显低于意愿水平。

其首要原因“经济负担过重”，占受访者比重的60%，除了经济负担，占比较高的还有生育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看护和接送孩子的时间、增加的家务时间和家庭教育时间等。

机会成本则包括有报酬工作时间的减少、个人闲暇时间的减少、工资下降等。

吉林省多次出台刺激生育的政策，正是为了逐步改善以上问题。

例如，发放生育补贴、增设普惠拖育，甚至还推出“生育贷”，为符合的夫妻最高提供20万元的婚育消费贷款，按生育数量给予不同程度降息优惠。这是全国首次由政府层面提出婚育消费贷款。

而此次吉林省出台的“给予用人单位生育假期成本补贴2000元”政策，是一项旨在降低企业因女职工休产假而增加的用工成本负担的激励措施。它是地方政府支持企业、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最终鼓励生育的配套政策之一。

新生儿 图源：图虫创意

辽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心主任宋丽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育儿成本持续上升背景下，多地已发放生育津贴及育儿补贴。但部分企业仍承担婚育假期用人单位的薪资支出，这可能导致休假者遭遇职业发展阻力。

“因此，政府通过补贴减轻企业负担，从而避免年轻人因婚育休假而影响职业发展，最终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婚育成本上的共担。”

所谓生育津贴，是对女性因为生育离开工作岗位造成收入减少的一种补偿，相当于是休产假期间的工资。若用人单位缴纳了五险一金里的生育保险，那津贴就由社保支付。反之，津贴需要用人单位给足。

一般而言，生育津贴由医保经办机构发放给用人单位，再由用人单位支付给个人。

如果说生育津贴是兜底性质，那生育、育儿补贴则是激励。如生育补贴是政府对生育子女家庭的一次性奖励；医疗、学前教育、拖育等育儿补贴是生育福利里的一部分，减轻育儿成本。

可以看出，当前的补贴机制主要面向生育者个体，而用人单位仍需承担较大压力。“五险一金、工资成本、津贴主要由企业承担，而各地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较少，难以适应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宋丽敏说道。

在2022年中国人口协会“新时代的性别平等与人口发展”分论坛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杨慧，曾聚焦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和假期工资两项直接成本，测算过育儿假成本。

测算结果显示，企业承担每个有3岁/6岁以下孩子的男女职工的育儿假成本，全国平均为1.72万元。分省来看，重庆企业需要承担的育儿假成本最高（3.09万元），吉林省等6省份育儿假成本在2万至2.97万元。

对当前背景的吉林省来说，承担万元以上育儿假成本，足以企业降低其落实育儿假政策的积极性。宋丽敏认为，吉林省对于企业给予用人单位生育假期成本补贴，正是顺应了企业的需求，此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