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 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货币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很“神秘”的。
在《货币之手》的译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看来,这种“神秘”有很多种来源,既包括社会公众对于货币政策功能的误解,也包括货币政策领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还包括一些货币政策背后不可言说的真相。
而本书将带领读者破除对货币政策的片面认知。
《货币之手》的作者约翰·范·奥弗特韦德(Johan Van Overtveldt)曾担任比利时财政部部长和欧洲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许多货币政策决策者,并与之交流;也有机会参与一些重要会议,能够观察到一些重要决策的制定过程。因此,使得本书成功地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帮我们揭开了货币政策“神秘”的面纱。
从内容上看,本书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开始谈起,强调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尔后详细分析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起因、过程和央行采取的救助措施,并讨论了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复杂性;接着又对近十几年来全球主要央行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创新及其初衷和得失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同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使得这本书成为一本很好地学习现代货币政策的教材,而不仅是一本通俗读物。
以下文字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为本书所撰写的推荐序:
这是一本需要小心阅读的书!记得马克思曾引用英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的一句话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单单因为这是一本关于“货币”问题的书,就值得我在本文的最初提出这种善意的提醒,更何况,其主要内容还是在讨论非常时期拨弄“货币”的那只“神秘之手”。
本书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之后的欧债危机中,美欧央行行长富有争议性的救助行为入手,回溯到1802年桑顿的《英国票据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研究》(以下简称为《票据信用》)和1873年白芝浩的《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所奠定的央行最早的理论基础,历数了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到美国金融海啸,再到欧债危机,兼及日本“失去的10年”里的货币政策操作,针砭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道德风险、影子银行、杠杆过高、收入分配扩大、僵尸综合症、低利率加剧银行保险养老机构脆弱性的“救世主变恶霸综合征”、政治家惰于结构性改革的“树懒综合征”,甚至央行自身的这种“未经选举的权力”所引发的权力结构失衡(作者作为比利时前财政部部长,在央行一贯“不解释、不道歉”做派面前,他有充分理由产生这种愤怒)等问题。最后,作者给出了自己思考的出路:在宏观经济层面,结构性改革是更重要的;在货币政策层面,应该更具前瞻性,从单纯的物价稳定转为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并重,但其操作本质上仍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之所以说需要小心阅读,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因为本书的文风。对央行在经济面临系统性风险的特殊时期所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及其得失进行评估,一般来说,似乎应该由严肃的学术研究来承担更为合适。本书却独辟蹊径,以一种经济学杂文式的文风,对名人雅士的格言或金句旁征博引,文笔优美,读来不累!但此时尤其需要小心的是思辨与抉择、批判与建设之间的鸿沟:理论上的美好愿望,在现实操作中如何落地,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其次是因为本书所涉问题之广。在历次金融危机的救助中,央行都是各方寄予希望的焦点,由此也导致了事后大量其他问题都被放在了央行的“罪状”之上。这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比如收入分配问题。央行的救助避免了金融机构的倒闭,但也通常会带来金融市场的上涨,由此会招致声讨:此举增加了富人的财富,令低收入群体有限的储蓄受到侵蚀。但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本质上到底是应该由财政来负责,还是由货币来调节?当然,央行行长们自己也要避免陷入“致命的自负”之中。
再比如,在央行这种“未经选举的权力”日益“成了国家财政的一部分”时,“央行行长的神秘之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触及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由此所导致的权力失衡,到底是由于央行自己的咄咄逼人所致、还是由于财政的无能或不作为所致?回顾2008年之后那段海啸爆发日子里央行的所作所为,似乎更多的情况是情非所愿,迫不得已。如果那时财政有能力进行注资,或者干脆大而化之地说,政府在更早之前就有意愿进行前瞻性地结构性调整,央行其实本无必要做得那么多。
最后是因为国内国外的情况有所不同。文章合为时而著,作为与政策有关的文章就更应如此。一部经济金融学说史,本质上就是一部经济金融问题史的映射。然而,以2008年为分水岭,中外经济周期从之前的一致转为反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3年左右的小周期来看,中外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正好相反。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央行之手是“神秘之手”,那么,比央行之手更神秘的则是所谓经济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病理诊断。回顾不同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的全部时段,最初的诊断无不都是“结构性问题”,而事后看来,“长期低迷”往往都是被“结构性问题”的诊断所耽误的,最后让其从长期低迷中走出来的,几乎靠的都是央行“神秘之手”的货币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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