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关系如今似乎进入了所谓的“垃圾时间”。特朗普时期，其强硬的对欧政策及贸易争端等行为，给欧美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让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然而，这不能全怪特朗普。长期以来，欧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分歧就一直存在，只是在特朗普执政下被进一步放大。欧美在价值观、战略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双方在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同时，全球形势的变化也让欧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并非某一个领导人所能完全左右，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在经历几次反反复复后，特朗普终于答应继续向乌克兰援助武器，也让欧盟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又把美国绑在了乌克兰这辆战车上。

另一方面，在经贸问题上，欧盟也持续“认怂”，希望能与美国达成解决方案。只要美国肯让步，欧洲就会跟进。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从安全、经贸、价值观、国际秩序等多个层面对欧洲构成威胁，欧盟则持续努力维护盟友框架，冯德莱恩不仅强调和美国是盟友，还特别指出和中国不同。欧盟核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也声明是美国的友邦和盟友。

抛弃公开场合的外交辞令，欧美之所以还能够维持盟友框架，这和欧盟多管齐下应对2.0版的特朗普密不可分。

欧洲靠组合拳暂时与美国斗而不破

首先，欧洲利用和美国的文化基础、传统关系和各种制度性渠道，保持了从元首层面到实务层面的密切沟通。这是非西方国家如俄罗斯、中国所无法拥有的优势。

像特朗普当选后，宗教就发挥过两次重要作用。一次是特朗普当选后，天主教标志性教堂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法国借此机会邀请特朗普出席典礼，从而率先获得宝贵的交流机会。另一次则是教皇方济各葬礼。这也成为特朗普就任后首次出国访问——此前他一直强调要首访沙特。在这次访问中，实现了欧美之间、美国和欧洲大国之间的高层会面，冯德莱恩也是在这个场合第一次与特朗普面对面，并达成后续安排正式会晤的成果，此外还促成了特朗普与泽伦斯基的会谈。

至于G7和北约制度性渠道，更使得双方能够在外交、国防、经济三大领域的负责人保持密切接触。

中国讲见面三分情，这其实是古今中外通行原则。哪怕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至少会减少误会、防止恶化，形式有时代表实质。

其次，面对特朗普关税，把报复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真的付诸行动。

每一次美国提高关税，欧洲都会高分贝反对，并誓言报复，但却从未实行过。虽然美国暂缓对等关税，但3月生效的对钢铝征收的25%关税仍在、后来对汽车的25%关税、10%的基本关税实施后，欧洲都没有进行对等反击。此前宣布的报复措施也借口美国暂缓对等关税的名义取消。6月4日，特朗普更是将钢铝关税升至50%，欧洲也仅仅是口头谴责和反对。暂缓期过后美国宣布对欧洲加征关税30%，欧洲依旧没有报复，还是致力于谈判。

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欧洲认为特朗普是对全球发动关税战，中国更是美国的主要目标，它希望能将美国祸水他引或东引。二是欧洲深谙特朗普虚荣的性格，认为应对这样的人要奉承，不要直接和他对抗，然后再通过谈判达到目的。仅就目前来看，欧洲也确实达到了这个效果。

第三则是把特朗普的观点巧妙化为已用，这突出体现在俄乌冲突上。

特朗普2.0延续了他第一任期亲俄的立场，并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欧洲一方面继续力挺乌克兰，另一方面迎合特朗普的立场并转化为对俄罗斯施压的手段。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声称要实现双方停火，但在那个时期，欧洲无人敢谈和平，谁谈和平就意味着是俄罗斯的同路人，是绥靖，欧洲的主流声音是支持乌克兰打到最后一人。

但随后欧洲迅速调整了立场，也转向追求和平，和特朗普结成统一战线，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俄罗斯接受。不出所料，被占据优势的俄罗斯拒绝了，欧美从而又有了一致反对俄罗斯的契机。

此外，拜登时期，西方一边倒地孤立俄罗斯，中断了和俄罗斯的一切外交接触。特朗普再度执政后，却多次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话。为此，北约秘书长吕特解读成特朗普的功绩：认为他在打破美俄之间的对话僵局上“值得肯定”，促成对话是重要的。

第四则是正反打中国牌。

欧洲面对俄罗斯和美国，自然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并且从正反两个方向打中国牌。

所谓反打，一是媒体密集炒作“特朗普的政策是帮了中国，将使中国成为赢家”，希望以此影响和改变特朗普。二是一再表示或暗示欧洲和美国应该一起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试图转移特朗普的打击方向。

所谓正打，则是从特朗普当选后欧洲就开始调整和中国的关系，从过去频频批评中国改为强调和中国的合作，从而成为和特朗普谈判的筹码。

这里最能体现欧盟立场变化的是它打破外交惯例，提出中欧五十周年高峰会在北京举行。中欧建交后，于1998年开始举行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双方轮流主办，由中国总理和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共同主持。如果中方承办，国家主席往往会出席并会见欧洲代表。今年是中欧建交五十周年，欧盟本是东道主。但为了便于中国领导人出席和会见，欧盟提议改在北京举行。

国际关系上打破惯例都是相当罕见的事情，往往是由于非常重大的因素。中法建交六十年，打破惯例也仅有两次。冷战时，中美打破外交惯例，两个没有建交的国家却实现了元首访问。由此可见欧盟试图打中国牌的企图。

不过相对来说，欧洲打中国牌并不算成功，这既有欧洲自身的原因，也有特朗普重返白宫客观上对中欧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

特朗普上台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

一是安全问题。

过去欧洲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对中俄正常的经贸关系容忍度还比较高，认为这个因素对俄乌冲突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更何况欧洲自己也清楚，自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仅少于中国和印度，名列第三。天然气和固体天然气的采购上，甚至超过中国高居世界第一。但特朗普再度执政后采取亲俄疏乌远欧政策，形同欧洲孤身应对这场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对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容忍度下降。

二是经济摩擦升级。

特朗普对全球发动贸易战，中欧都不得不寻找替代市场。中欧是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自然都会把希望寄托于对方。欧洲要求中国更加开放市场同时减少对欧洲出口，中国也同样更加重视欧洲市场。今年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降34.5%，但对欧洲出口则上升12%。双方在这个领域上的冲突反而升级。

三是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欧洲成为西方道统的唯一捍卫者。

面对中国，欧洲有更强的危机感。因为俄乌冲突中国是受益者之一，现在特朗普上台，中国更是赢家。独自支撑西方的欧洲面对中国的崛起，更加难以接受。

总的来看，欧洲为了应对特朗普的冲击，多管齐下，尽量减少带来的风险和危害，至少到目前仍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但从历史的角度，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实质已经进入尾声。

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已经进入垃圾时间

刚刚在加拿大结束的G7会议，没有发表共同宣言，特朗普借口中东冲突提前离去，撇下盟友连和他商谈关税战的时间都没有。这一幕不过是再一次反映了欧美关系的现状，双方实际已经进入无意义的垃圾时间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特朗普的个人原因，而是历史结构性因素导致的。

冷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发生了两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二是，维持全球秩序最重要的力量，以及主导国际事务的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实质性走向尾声。

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定型于二战，牢固地发展于冷战。其相同点有二：一是有共同的敌人，要么是纳粹德国，要么是苏联；二是博弈的主战场在欧洲。

在这个背景下，欧洲愿意接受美国的主导，美国也愿意约束自己，既遵守双方共同制订的规则，也重视双方的团结。

但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双方既没有共同的敌人，欧洲也不再是美国的利益中心。在欧洲看来，俄罗斯威胁到它的安全。但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它的霸主地位。以致于在今天的国际现实中，中欧关系优于中美关系，俄美关系经常优于欧俄关系。

所以在这短短的三十多年里，双方在小布什时代、两次特朗普执政时期都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在欧美关系被视为典范的奥巴马时期，也第一次提出亚太转移，率先启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战略。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冷战后，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张逐渐演变为倡导多边主义，强调联合国是跨国国际行动的合法性来源，并以此与美国对抗。2003年，法国和德国联合中国、俄罗斯组成和平联盟，共同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要以行使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迫使美国绕过联合国采取行动，付出了重大的道义代价。但此前仅相隔四年的科索沃战争，欧美并没有征得联合国授权，就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了军事行动。

这其中的原因显然并不仅仅是双方再无共同敌人，欧洲也不再是主战场。

从历史上看，二战结束之前，欧洲一向是大搞单边主义的，美国则倡导尊重国际规则。现在双方完全相反，变化的原因则是实力。

现在的欧洲已经丧失了实行单边主义的能力，尽管它可以包装成自己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能再争夺霸权，要从过去的实力均衡原则转向以规则和法律为基础的一体化。事实上，假如未来欧洲再度拥有了可以奉行单边主义的实力，它仍然会回到十八和十九世纪。

当欧洲实力衰弱，它自然重视国际规则，也反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单边主义，这样弱小的一方才会更安全。强大的美国则要保持行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这妨碍了更能保护弱小者国际秩序的建立。这就是2003年老欧洲和美国摊牌的原因。

此外，在冷战时，欧洲虽然实力远逊于美国，但仍然能够对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这也成为它能够保持在全球事务中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冷战结束后，欧洲发现自己连配角的地位都要保不住了，美国甚至连欧洲支持的象征意义都不在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和俄罗斯谈判，欧洲都上不了谈判桌。

这一方面是欧洲无能，连发生在家门口的冲突也解决不了，仍然依赖美国出手解决。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了共同敌人，美国也无需为了维持欧美团结而约束自己。所以，欧洲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另一个含义实质是要继续保有对美国的影响力。

所以不难理解的是，在俄乌冲突之前，欧洲和中国、俄罗斯维持了远比美俄、美中更好的关系。在无法直接约束美国的情况下，欧洲只好打中国牌、俄罗斯牌来影响和约束美国。

最后还要说的是，二战以后欧洲为了避免再度发生战争走向了邦联性质的联合之路。摒弃武力、以谈判和经济合作为手段，通过尊重和运用国际规则来解决问题，并以此实现了长达八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以西方文明“三人行我必为师”的特点，欧洲自然会认为自己的成功模式必然适合于全世界。这既是它的软实力，也是它影响全球事务的主要手段。比如就在美国撤出阿富汗十天之前，欧盟还警告塔利班不可武力夺取政权，否则会被国际社会孤立，呼吁双方立即恢复实质性谈判，结束暴力，永久停火。虽然在国际现实面前根本行不通，但确实反映了欧盟模式的特点以及试图以它的模式行销世界的意图。

但美国的行为模式，仍停留在原始丛林阶段或者霍布斯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尽管美国的行为更符合国际现实，但客观上却是对欧洲模式的否定。双方在这个层面的冲突也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即使拜登执政，也一再无视欧洲的利益甚至损害欧洲的利益。第一件就是2021年8月阿富汗撤军并未和欧洲协商，给欧洲的撤离造成困难，以致于时任欧洲外交高级代表博雷利不满地说：“没有人询问欧洲人的意见”。紧接着不到一个月，美国又抢走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巨额潜艇订单。

以下的事件则是俄乌冲突发生之后：2022年8月出台保护主义色彩深厚、损害欧洲产业发展的《通胀削减法案》。同月，时任议长佩罗西窜访台湾，拜登并未进行阻止，激化了台海形势。此时的欧洲正全力应对俄乌冲突，自然不希望美国再去挑衅其他大国，因此非常不满。此外，美国借俄乌冲突之际高价向欧洲出售能源。试想在冷战时，美国是绝无可能如此行事。

在世界各国看来，当欧洲面对二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冲突、迫切需要美国支持的时候，打着大西洋主义旗号的拜登却丝毫不顾及欧洲的利益，甚至火中取栗。那么随后上台的特朗普在安全、价值观、国际秩序方面都对欧洲构成威胁，就毫不奇怪了。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由于以上原因，欧美跨大西洋关系已经走入尾声，特朗普执政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或者他也是这种历史背景的产物。现如今，“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就是这种关系的写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作者：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