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题图来自：AI生成

2013年，山下敦弘导演的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以近乎“反励志”的姿态呈现了一个日本年轻女性对主流成功学的疏离。没有激烈的对抗，也没有悲情的控诉，只是平静地展示了一种“不参与竞争”的生活可能。

23岁的小镇女孩玉子在东京读完大学后返回故乡，成为了终日懒散度日、百无聊赖的家里蹲。每天不是吃就是躺，无所事事地看电视、看漫画，嫌爸爸啰嗦生气吵架，无精打采地敷衍邻居，怨天怨地怨社会就是不怨自己。

很多观众都羡慕玉子这种心安理得的松弛，从职场加不完的班，到学生做不完的作业，再到商户打不完的价格战，我们每个人仿佛都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的竞争漩涡。

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总是被反复提及：当时代的红利消退、上升通道收窄，模式面临转型时，我们为什么还是无法停止内卷？

答案也许并不在个体的选择上，而在于历史进程和思想发展阶段的不同。

回顾历史，许多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可能经历高强度竞争阶段。而当下我们关注到的竞争现象，也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逻辑及其转型过程有关。

努力改变命运

当努力能够带来确定性回报，人们自然会选择向前奔跑。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2022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约为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49283元，增长足足超过了140倍。

在这条快速上升的增长曲线上，投入与回报的关系清晰可见。尤其是千禧年后的20年，房地产和互联网两大行业成为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引擎，也让无数寒门子弟实现了阶级的跃迁。

以房地产为例，2000年全国商品房每平米均价约为2112元，2020年上涨至9860元。而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更是令人叹服，贝壳研究院《中国住房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北京住宅均价从2000年的4千/平，上涨到了2020年的6万/平。

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显示，住房资产比重已经占据居民家庭总资产的59.1%，远高于美国的24.8%。这意味着，买房不仅是居住行为，更是财富积累的核心方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拼”是理性的策略。年轻人通过努力工作攒下首付，家庭通过置换更优的房产来实现资产的增值。整个社会默契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搭上时代的列车。

互联网行业更是如此。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开始兴起，平台经济迅速扩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行业“小镇做题家”的致富神话。

2012年，百度上地大厦的一场Summer Party中，李彦宏亲自给三个表现超出预期的团队颁出了“百度最高奖”，28名基层员工，分走了300万美金。

2016 年，腾讯手游《王者荣耀》上线仅两个月，全球注册用户破亿。当年团队年终奖人均140万，核心员工甚至分到了290万，最低分红也有60万。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在北京大学国发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过去四十年最强大的激励，不是口号，而是现实——你真的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因为看见，所以相信。这种可预期的上升通道，使得“卷”成为个体主动的选择，而非被动地承受。

4年前，字节在考虑取消“大小周”时做过一次内部调查，其中三分之一的员工支持，三分之一的员工反对，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取消大小周后会损失掉很大的一部分收入。

即便从2020年以来，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些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互联网行业也步入了存量竞争的阶段，招聘需求急转直下，裁员事件频发，从业者开始感受到职业不确定性的增加。

虽然“卷”的边际效益在下降，但惯性仍在持续。因为过去几十多年形成的生存逻辑，很难在短时间里就扭转过来。

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想要过上低欲望、慢节奏的生活，需要更长时间的调整与改变。

其中，我觉得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个体趋于稳定，卷的天花板很低，动力自然减弱；二是“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与社会支持的提升，缓解家庭对“面子”和“出路”的焦虑，社会“唯学历、轻技能”的认知被打破。

拿德国来说，社会结构非常稳定，中产阶层占比很高。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2022年数据显示，约有58%的家庭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中位数收入的60%～200%）。

但与此同时，代际的流动性又很低。OECD《2018年就业展望》的报告里指出，德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5，高于OECD平均水平0.4，这就意味着德国父母的收入对子女未来的影响很大，这也导致了德国人“过度努力”的动力不足。

其次，在德国，教育并不必然带来高收入或者是高地位。2021年《明镜周刊》曾经报道过，柏林出租车司机中约有3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包括多名硕士和博士。

德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是按照分层模式的逻辑在运行，小学毕业后，就会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发展意愿来进行分流。

学生有三条路可以自由选择。一是走“学术型”人才的综合大学（Uni）路线，优势是文理领域都能深耕，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但毕业后就业难度高，收入不稳定，简单来说，就是上限高、下限低，适合对学术有浓厚兴趣且能承受就业不确定性的学生。

二是走“技术型”人才的路线，这类学校是和行业的需求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学生一边实习赚取收入，一边完成学业，可以说是毕业即就业。下限有保障，但上限低，适合希望快速进入职场、追求稳定收入的学生。

三是走“专业型人才”的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路线，承担衔接高级技工和基础科学研究者的角色，可以获得本科学历，兼具理论和实践，上限和下限都比较高，几乎没什么劣势，这也是德国普通家庭最认可的路线。

这种教育分流之所以能够高效地推进下去，一方面是因为选择自由，即便是学习能力强、思维活跃的年轻人，也会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规划来做出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分配。

另一方面是社会拥有强有力的劳动保障体系，保证工人拥有稳定的就业环境。学生在选择技术路线时，不需要顾虑职业尊严和未来的发展。一名熟练技工的平均税后月收入可以达到3800~4500欧，接近初级工程师的薪资水平，所以不存在当工人没面子的观念束缚。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2023年职业教育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0万青少年进入职业培训体系，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选择技术路线”。

思考与展望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经说过：

我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大众的文化心理仍带有前现代社会特征。

换句话说，现在的物质文明已经迈入了21世纪，但精神文明仍在追赶。

今天的年轻人依然普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进大厂”等于成功。《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年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1200名职场人中，52%认为“别人更卷所以我不得不卷”，只有14%表示“愿意参与改善劳动条件的集体行动”。

一个选择放缓节奏的年轻人，可能要面临房租的压力、家庭的催促、职业的断层……所以，多数人很难复制“玉子”的选择。

“卷”是经济起飞的产物，曾是时代的馈赠，它承载了一代人改变命运的渴望。但如今，我们似乎不能再依赖过去的那套“奋斗”逻辑了。

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所有人都拼命奔跑，而是允许有人慢下来。

或许，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不想慢下来，而是还没学会如何不靠‘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当有一天，年轻人不再以“进大厂”为荣，工人不再因职业被歧视，当高效工作与健康生活能够更好平衡时，或许才是我们真正走出“内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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