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著名公众号近期推送了一篇以“大涨0.03，韩国生育率超过上海了”为标题的文章。文章将上海市与韩国进行比较，并讨论了韩国2024年生育率较2023年有所上升的原因。但问题是，上海市和韩国的生育水平真的可比吗？

上海市生育率低于韩国的依据是什么？

基于该推送文章可知，其认为上海市生育率低于韩国的依据是2024年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72，而同时期韩国为0.75。从该数据看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的确低于韩国。若将比较的时间提前一年至2023年，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更是只有0.6，较韩国0.73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更低，结论依然稳健。

上海市和韩国的比较合理吗？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指出，生育水平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走低。中国情境下，城镇地区的生育率水平长期低于乡村（王广州，2021）。更何况中国的户籍制度还将城市人口按照户籍属性区分为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两部分，户籍人口不仅较非户籍人口有着更低的生育意愿，实际的多孩生育率也显著更低（陈蓉、顾宝昌，2021）。尽管从人均GDP看韩国属于发达国家，但其内部也必然存在以城乡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之分，即城市地区的生育水平高于农村地区。

仔细分析这篇推送提到的上海和韩国两者总和生育率的计算口径可知，文章比较的是韩国整体和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直接比较这两种计算口径下的总和生育率并不合理。举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例子，若将总和生育率的高低用作田忌赛马中“上等马”和“下等马”的评价标准，用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与韩国总和生育率进行比较，都难以称得上是用“中等马”对战“上等马”，而可能更加接近“下等马”对“上等马”。因为上海市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中国整体中至少存在两个维度的更低，一是城乡之中更低，二是户籍和流动之间更低。

因此，不宜直接比较上海市和韩国的生育水平，要比较两个地区生育水平的高低，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合理选取指标的口径。若想讨论中国和韩国的生育水平，可直接比较中国和韩国整体生育水平的大小。而若想讨论中国和韩国（大）城市生育水平的状况，可比较上海市（或北京市）和首尔市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显示，首尔市2024年的生育水平仅为0.58，远低于同时期韩国的0.75，也低于上海市的0.72。因而，仅从（大）城市的视角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并不低于同时期韩国的水平。

上海市的生育水平低在何处？

2024年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非常低，从人口学的视角看其背后的原因主要可归因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多孩的生育水平低，其二是生育的推迟。

从2024年时期出生人数中的孩次比例看，2024年上海市多孩占比显著低于同时期的首尔市。上海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二孩及以上孩次在总出生人数中的占比分别为22.5%和29.8%，较首尔市31.1%分别低约9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上海市在较首尔市有着更高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情况下，二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人数占总出生人数中的比例更低，也意味着上海市多孩生育水平偏低。

反过来，首尔市多孩占比高，但总和生育率更低，主要来自0孩占比高的影响。说明不断升高的不婚水平是当下首尔乃至韩国低生育率的主要症结，这是韩国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上海市多孩生育水平偏低不仅体现在总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更低，也体现于平均活产子女数之中。“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市各年龄段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均在1.4以下。50~54岁年龄段女性平均活产子女数最高，达1.30，。该数据随着年龄下降而不断走低，40~44岁为1.20，30~34岁为0.93，20~24岁仅为0.09。

平均活产子女数偏低意味着生育过二孩及以上孩次人口占比较小。以40~44岁为例，若认为该年龄女性均至少生育了1个孩子，1.20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意味着该年龄段仅有不到2成的女性生育了2孩。考虑到各个年龄段均存在相当比例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女性，故实际上该年龄段至少生育过2孩的女性大概率会超过2成，但真实的数值不会太高。

从平均生育年龄看，2024年上海市户籍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为32.58，较首尔市34.61岁更低，也低于韩国整体的33.69岁。从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看，上海市在2023-2024年增加0.02岁，首尔市增加0.04岁。若将时间拉长并分析2020~2024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可知，上海市在此期间增长约0.84岁，年平均增加0.21岁，首尔市在这四年上升0.63岁，年均增幅为0.16岁。平均初育（一孩生育）年龄上海市的增加幅度较首尔市更高，2023~2024年上海市增幅达0.15岁，首尔市为0.11岁；2020~2024年的年平均增幅分别为0.24岁和0.22岁。

已有研究指出（Bongaarts & Feeney， 1998），常规总和生育率指标会因为时期生育年龄变化的影响而显著失真。这意味着在地区生育年龄持续推迟的时期，其人口表现出来的低总和生育率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进度效应的扭曲（郭志刚，2012）。这里我们基于并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Lesthaeghe & Willems， 1999；Adali， 2008），分别根据2023-2024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和2020~2024年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计算了两种消除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TFR’）。结果显示，上海市的两种TFR’分别为0.735和0.911。首尔市的两个TFR’分别为0.604和0.688。令人惊奇的是，在利用2020~2024年生育年龄年平均变化计算得到的TFR’指标，上海市不仅高于首尔市，甚至也会高于韩国。结果背后体现的是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受进度效应，即婚育推迟的影响程度更大。

总结

当下社会充斥着各类数据，登记数据、调查数据和日志记录数据等等。各类数据的样本结构可能并不一致（周皓、雷琳旋，2025），而依赖于单一数据的研究可能会加深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偏见”，会带来形成认知偏差而不自知的情况。这要求我们了解数据，深入分析并理解数据形成的原因。

参考文献

陈蓉，顾宝昌. 低生育率社会的人口变动规律及其应对——以上海地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为例 [J]. 探索与争鸣， 2021， (07): 70-79+178.

郭志刚. 常规时期生育率失真问题及调整方法的新进展 [J]. 人口研究， 2012， 36 (05): 3-14.

王广州. 中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难点与策略 [J]. 学术探索， 2021， (10): 71-82.

张现苓，盛亦男.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J]. 人口研究， 2023， 47 (05): 88-101.

周皓，雷琳旋. 国内大型社会调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结构比较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5， 39 (03): 114-128.

Adali T. Tempo effects on period fertility in Turkey: A study from Turkey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J]. Hacettepe Üniversitesi Nüfus Etütleri Enstitüsü Nüfus Bilim Dergisi， 2008 30(31): 43-54.

Bongaarts J， Feeney G. On the quantum and tempo of fertility[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2): 271-291.

Lesthaeghe R， Willems P. Is low fertility a temporary phenomen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9， 25(2): 211-22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作者：王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 博士研究生），编辑：沈小杰（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