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颁奖季来临，东邻日本再度风光无限，将两个奖项揽入袋中。获奖者分别是坂口志文与北川进，前者与两位美国学者一道，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者与澳大利亚和美国两位学者一起获得化学奖。

巧的是，坂口志文与北川进都与京都大学有关。北川进在京都大学任教，而坂口志文则于1976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医学院。进入21世纪以来，在被世人艳称的日本“诺奖井喷”现象中，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一道，双峰并立，先后有多人折桂诺奖，几乎到了拿奖拿到手软的地步。所以此次北川进获奖后，有自媒体报道，京都大学表现得很平常心，未见有高调的吹吹打打之举。为此，我特意去京都大学的网站看了一下，发现自媒体的这一说法基本可信，在网站上，对两位获奖者的报道分别各自只有一句话，确实低调得可以。从网站上我还发现，北川进还是京都大学的副校长，这倒是媒体报道时很少提到的。

因为今年的两位获奖者都与京都大学有关，不禁让我回想起今年六月的日本之游，期间我与妻子曾用一天时间在京都大学转悠，一窥这所世界知名大学的风貌，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6月19日，吃过早饭，我们就坐地铁往左京区京都大学的方向赶去。在一般的旅游攻略上，都没有将京都大学纳入其中，但逛大学是我们多年来乐此不疲的兴趣，到京都，当然要到大名鼎鼎的京都大学去转一转。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从林文月的《京都一年》一书中读到，京都大学附近有一家“临川书店”，以服务于京都大学的师生为主，以好书多和价钱高而闻名，老板极有眼光，所售之书常常号称“仅此一家有”，如果一本老板认为“别家所无”的好书突然出现在别家，他会毫不迟疑地派人高价收购下来，以维持“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和自家书店的“信誉”，因此而往往使读书人恨得咬牙切齿而又无可奈何。作为爱书人，这样的书店，自然要去“朝拜”一下。不过，《京都一年》出版于1971年，我有点担心，半个多世纪了，这家书店是否还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在今出川通街出了地铁，步行两分钟左右，这个担心就烟消云散了——“临川书店”就在眼前，它不仅还在，似乎还活得不错，因为在它也就七八十平米多的店中，除了一名店员与经理外，中间还摆放着四张桌子，四个戴口罩的年轻人正在专注地工作。如此规模的书店而有这么多的员工，可见应该还活得不错。与经理聊起来才知道，“临川书店”创办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已经寿登百岁。后来一个月的日本游下来，有一天我们忽然悟到，原来在日本，百年老店并不稀奇，我对“临川书店”的担心是少见多怪了。

从“临川书店”选了本书后，我们往京都大学进发，很快，就来到京都大学博物馆。

京大博物馆创建于1997年，馆藏260万件标本及文物，是日本最大的大学博物馆。我们重点看了自然主题展区中的纳玛象头骨化石与三叶虫、恐龙化石及亚洲黑熊标本。但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是文化史展厅中的中国从殷商时代到明清时代的各种器物、钱币，实在是琳琅满目得令人心情复杂。另外一个，是博物馆进门后的大厅左手边的朝外窗户上，悬挂着16世纪朝鲜王朝国王李昖致当时日本国王的汉文国书原件（部分）。李昖在位41年（1567-1608年），他本人儒学造诣颇深，奉行“百花齐放”政策，故其执政时，朝鲜文化繁荣而有活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但他不幸与日本强人丰臣秀吉生活在同一时代，1592年，丰臣秀吉兴兵入侵朝鲜，史称壬辰倭乱。李昖这封写给日本国王的信，字体娟秀，文辞古雅，因为不是信的全部，看不出具体的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看，应是李昖在丰臣秀吉兴兵入侵朝鲜后修书日本国王，表达谴责之意，信中写道：“日本国王殿下：交邦有道，自古而然。二百年来，海波不扬，何莫非天朝之赐，而敝邦亦何负于贵国也哉！壬辰之变，无故动兵，构祸极惨，而及先王丘墓，敝邦君臣痛心切骨，义不与贵国共载一天······”应李昖的请求，中国明朝出兵帮助朝鲜击败了壬辰倭乱，但无论对于朝鲜，还是对于明朝，这都是一场惨胜。明朝因投入不菲的人力、物力，削弱了自己的边防力量，这影响了其后来应对清兵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为覆亡埋下了伏笔。

李昖这封信，其珍贵性不言而喻，但展示在博物馆大厅的入口附近，却不免显得有些奇怪。不知博物馆方面是基于何种考虑而如此布置，但眼前这封浸透了四百多年历史烟云的信，一睹之下，着实令人感慨遥深。东亚国家间的这种复杂的互动与相克相生，何其源远流长，而其中的一些戏码，仍未退出历史舞台，思之不禁有动于中。

告别博物馆，向南步行几分钟后，来到京大侧门。进入校园后，立时感觉满目清凉。一座座古朴的红砖楼沉静地掩映于苍翠的树木之间，行走期间，绝少见机动车的影子，楼前楼后倒是一片自行车的海洋。这天是周四，距日本大学的暑假还有一个多月，上午时分，校园内却人影寥寥。我们继续向南，不知不觉间，来到了著名的面对学校正门的钟楼前。钟楼的东侧，有一棵挺拔高大、枝叶蓊郁的古树，树下立有一座石碑，立于大正十二年，也即1923年，碑文为时任京都大学校长荒木寅三郎撰写，记述此树由捐赠人德富淇水于20年前捐赠，碑文中感叹，立碑之时，捐赠者已“归道山而树则蔚然曰硕茂，使过者永怀遗教焉。”德富淇水是日本著名右翼思想家德富苏峰之父，不太清楚他有何思想垂教后世。京大校徽上的樟树图案，不知是否与此树有关。德富苏峰是日本扩张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二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而作为西医、教育家的荒木寅三郎，有个臭名昭著的女婿——731部队首恶石井四郎。尽管我心里清楚，株连要不得，但荒木寅三郎的这些社会关系，不由得不让人产生“刮目相看”之感。

钟楼内有京大校史馆，我们在此盘桓了一个多小时，对京都大学的历史有了粗略的了解。它创办于1897年，是继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后日本创立的第二所公立大学，起初校名为京都帝国大学，创办之初的目标是培养自然科学人才，后来发展为综合性大学。虽然是公立学校，但京都大学却处处高举学术自由的大旗，不到四百字的学校办学理念阐述中，“自由”一词出现了三次。在京大的发展历史上，也的确可歌可泣地为学术自由奋斗过，最著名的，是1933年的“泷川幸辰事件”。

泷川幸辰是法学院教授，他在自己的专著中对“通奸罪”只适用于妻子提出批判，遭到一些政治势力的攻击，并被指有马克思主义倾向。校方屈服于教育部的压力，对泷川幸辰做出停职处理，结果法学院师生群起抵制，多名教授提出辞呈。这一事件，成为京大历史上耀眼的篇章，至今，无论是校史馆，还是京大的官方宣传材料上，都不惜篇幅对这一事件做浓墨重彩的介绍，法学院师生聚集一处，宣读教授集体辞职的照片，成为京大校史中的经典图像。1949年，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根据此一事件拍成故事片《我对青春无悔》，更让京大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彪炳史册。

战争中的京都大学是无法回避的篇章。校史馆中，对此有专章介绍。二战后期，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京都大学的学生开始被征召走上前线，先后有两百多名在校生死于战场，“神风特工队”中也有京大的学生。校史中对战争的措辞是简略而暧昧的，它没有谴责军国主义，也没有表达对年轻生命的陨落的痛惜，只是说，许多学生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并非是为国家或天皇而战，而只是为自己热爱的家庭与美丽的京都而战，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日本遭受了侵略一般。不过，陈列柜中有一封战死学生的家书原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信中表示，不惧怕死亡，但同时也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留恋之情。事实上，据《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赫伯特·比克斯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书揭载，日本战败后，京都大学的年轻学生们很快就掀起觉醒的反战浪潮。1951年10月，裕仁天皇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他们发出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书：“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可惜，这样的光荣篇章，缺席于京都大学的校史馆中。

带着些微失望的情绪，走出校史馆。我本以为，高举自由旗帜的大学，应该对战争抱持鲜明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而在京大校史馆，我并没有看到这些。

不过，尽管对待历史是暧昧的，但我还是得说，在现实的京大校园中，不难领略自由之风的吹拂。在钟楼右前方，我们遇到一辆彩色的流动小吃车，与经营者年轻的夫妇聊起来，知道他们来自大阪，是几天前临时申请到京大校园内售卖小吃的。如此高雅的象牙塔，却允许流动小贩进入，这令我们不免称奇。而京大的正门，矮小低调，无人守卫，任人自由出入，更令我们产生“友邦惊诧”之感。临别之际，站在校门口回望，一位身穿鲜艳和服、气质高雅的白人女士款款从学校里走出，猜想应该是在此任教的老师，惊鸿一瞥中，也能看到这所大学的参差多态。

带着斑驳的感受，傍晚时分，我们告别京大。暮色苍茫中，心中有一个信念是清晰的：别人的幽暗也好，暧昧也好，都属于他们自己，外界其实是很难改变的，下功夫将其优长之处“拿来”，才是聪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