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刘婷

当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退、传统工业化基本完成，中国经济正面临一场深层次的“成年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煦明最近出版的新书《从追赶向成熟：中国经济关键十年》为理解中国经济的当下与未来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冯煦明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他的这一判断——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经历一场从追赶型经济体向成熟型经济体的深刻过渡——主要基于两点：其一，经过四十多年跨越式发展，中国已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船舶制造等诸多领域，中国已从过去的“跟跑”转向“并跑”，部分领域甚至实现了“领跑”。宏观数据同样支撑这一转变：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非常接近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门槛。

其二，“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经济在行业结构、市场格局、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逐步走向定型。因此，未来十年恰恰是两种特质交织并存的过渡期——既有追赶阶段的特征，又日渐显现成熟经济体的轮廓。

冯煦明强调，随着中国经济从追赶向成熟的过渡，未来发展的核心路径已不再是简单模仿发达国家，而将依靠自身科技创新、改革与内需拉动。

他指出，虽然房地产、钢铁、汽车等传统领域数量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但在新能源革命与人工智能技术（AI）革命的双轮驱动下，叠加服务业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中国经济将开启以“新、深、优、绿、外”为特征的“第二成长空间”。其中，“新”是指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大幅提升；“深”是指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根基将更为深厚；“优”是指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倒逼产品和服务品质优化提升；“绿”是指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革命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外”是指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方式和渠道将更加多元化。

冯煦明表示，在技术变革层面，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被寄予厚望，但就业冲击的隐忧同样真实。未来十年，传统的朝九晚五坐班制岗位数量大概率净减少，但灵活性、任务型、技能型的工作将更加多样化。这要求政府、企业和个人积极拥抱AI的同时，增强应对风险的韧性与敏锐度。

此外，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一个看似矛盾的悖论：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冯煦明认为，这一现象源于供需两侧的结构性不平衡。供给端，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连创新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增劳动力持续增长；需求端，每单位GDP所需的劳动力在减少，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新能源等行业劳动密集度偏低，而房地产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则增长乏力，同时AI对程序员、会计审计等一些知识型白领岗位造成了劳动替代效应。破解之道在于，国家层面应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增强劳动者技能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匹配度，个体则需持续学习，提升适应AI时代的敏捷性。

对于备受关注的消费市场，冯煦明指出，未来十年的主题既非消费降级，也非简单的消费升级，而是消费细化分级和品质提升。他预言，几乎所有消费领域都将按年龄、收入、亚文化等维度深度细分，而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下，这种细分非但不会缩小市场体量，反而可能越分越大。中国将成长出更多的千店品牌与万店品牌，乃至走向全球的本土消费品牌。

冯煦明还表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地理版图的重塑将更加聚焦于高能级城市与创新策源地：地区间产业竞争的层级逐步从县域竞争升级为市域竞争，乃至城市群与都市圈之间的竞争；由单点的企业竞争、小集群竞争，转向大集群竞争、产业带竞争。

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受访嘉宾确认

界面新闻：您在新书《从追赶向成熟：中国经济关键十年》中提出，未来十年是中国从追赶型经济体向成熟型经济体过渡的关键期。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冯煦明：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有两点。其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上落后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高端船舶制造、生物医药等众多领域，中国已经处于第一梯队，由过去的“跟跑”转向了“并跑”，部分领域甚至实现了“领跑”。从宏观上看，2025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门槛值。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组不等同于发达国家，且即便迈入高收入门槛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仍然有较大发展空间。

其二，2035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一个重要战略节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一个量化目标——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届时若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意味着中国将在经济社会运行的很多方面成为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到那时，行业结构、市场格局、社会治理等领域也将逐步定型。

因此，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从追赶型向成熟型过渡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渡阶段，经济的某些方面仍然保留着追赶型经济体的特征，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逐步显现出成熟经济体的特质，两类特征交织并存。

界面新闻：有观点认为，随着经济由追赶阶段逐步向成熟阶段过渡，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会收窄，您认同这种观点吗？未来中国经济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冯煦明：我不认同这一观点。对于一颗果实而言，成熟之后，确实难以增长了；但中国经济并不是一颗小小的果实，而是一个大型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会不断地成长演化。中国经济接下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与以往追赶阶段的“第一成长空间”相比，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第二成长空间”的发展前景和机遇将集中体现在六个维度：

一是向“新”成长，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大幅提升；二是向“深”成长，产业发展的根基将更为深厚，城乡区域发展的层次和特色更为丰富；三是向“优”成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倒逼产品和服务品质优化提升；四是向“绿”成长，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革命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引领者；五是向“外”成长，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方式和渠道将更加多元化，企业“出海”图强；六是投资于人和人的成长，实现由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和人才红利的转型升级。

总体来看，未来进一步发展已经很难通过简单学习模仿发达国家来实现了，而是转为主要依靠国内自身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内需、增强全球市场经营能力来实现。

界面新闻：您预测AI将在未来十年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这种渗透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会不会被就业冲击和社会摩擦所抵消？

冯煦明：AI将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巨大提升，而且正在成为大国博弈中科技和产业竞争的焦点，因而中国必须加快AI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AI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在宏观层面，AI一方面能够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却可能收窄经济增长的“宽度”。这里的“宽度”是指经济增长通过就业和工资性收入惠及人群的范围大小。在微观层面，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类似案例：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行业增加值增长很快，但创造的就业岗位比较有限；与此同时，AI技术也对程序员、会计审计等一些岗位造成了明显的劳动替代效应。

我想说明的是，AI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轮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大变革下，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概念、理念都需要主动或被动作出适应性调整。例如，什么是就业，什么是工作。历史上，就业、工作的概念内涵本身就在不断发展演化——从采集狩猎社会到农耕社会、游牧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以及工业化进程之后服务业占比主导的社会，就业和工作的概念内涵、具体形态，都在动态变化。

未来十年，随着AI应用的推广和深化，人们对就业、工作的理解会再一次发生深刻变化。一个基本趋势是：就业概念将逐渐从岗位和职务主导，转向任务和技能主导。实际上，这种倾向近年来已经有所体现，比如，灵活就业人员的快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AI会净增就业还是净减就业”这个问题，放在以前是成立的，但未来随着AI推广应用到一定程度，将不再是一个“好问题”。我的预判是：未来十年，以往工业化时代人们熟悉的朝九晚五式的坐班制岗位数量大概率会净减少；与此同时，灵活性、任务型、技能型的工作会更加多样化，就业形态会比现在更加丰富。

AI引领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是大趋势，将带来巨大的机遇，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不论政府、企业和个人，一方面要积极拥抱AI带来的新机遇，适应AI时代的新变化，同时也要保持足够的敏锐度，增强应对风险的抵抗力和韧性。

界面新闻：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就业压力仍然存在。这个“人少了却依然难找工作”的悖论，核心症结在哪里？

冯煦明：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处于下降趋势，这一趋势未来十年仍将延续。这是对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一个基本判断。但找工作的难易程度，既要看劳动力供给，也要看劳动力需求；既要看总量因素，也要看结构因素。之所以出现“人少了却依然难找工作”的现象，是供需两方面总量和结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连续多年创新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增劳动力供给在持续增长，正因如此，当前就业压力在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群体中表现相对突出。

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总量上看，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创造每单位GDP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在减少。从结构上看，近年来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劳动密集度较低；而房地产、生活性服务业等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吸纳就业的能力弱化。此外，AI对劳动的替代效应逐渐显现，也制约了互联网、金融、会计审计、法律等一些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国家层面应及时调整大学专业设置，推动学科和专业点整合，促进人才供给的技能结构与产业发展需要相匹配。个体层面也应持续学习，将学校学习、实习见习、利用AI大模型自主探索学习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不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增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变革的敏捷性。

界面新闻：扩大居民消费是“十五五”时期政策支持的一个重点方向，未来消费市场将呈现怎样的发展前景？您怎么看待网络上关于消费降级和消费升级的争论？

冯煦明：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扩大消费存在很大空间。未来十年，消费市场的主题并非消费降级，也不是简单的消费升级，而是消费细化分级和品质提升。从食品到服装，从家电到汽车，从餐饮到文化娱乐，从便利店到超市，从旅游住宿到医疗康养……几乎所有的消费领域，市场结构都将更加细分，按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段细分，按收入群体细分，乃至按亚文化人群细分，等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品类将更加丰富，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的消费品质整体将得到提升。

消费市场的细化分级，并不意味着市场体量越分越小，反而很可能越分越大。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孕育下，中国市场上将成长出更多的千店品牌与万店品牌。同时，一些本土品牌在国内市场发展成熟之后还将逐渐向海外市场溢出，成长出一批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以及植根于中国市场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文娱品牌。

住房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最大，而在衣、食、住、行各类消费中，住房消费也是短板最明显的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房地产市场在历经了过去几年的调整后，接下来将逐步探索进入新的发展模式。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的房地产超级周期的确很难再次上演，但在城市更新、老旧住房改造、物业和家居品质提升、“好房子”建设、低密度住宅和独立住宅换代升级等新趋势的带动下，房地产市场未来十年仍将存在新的发展机遇。

界面新闻：您判断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靠多生产钢铁、汽车、手机来拉动增长的路走不通了。那么接下来产业的增长点在哪里？

冯煦明：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传统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十年将进入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阶段。

一方面，钢铁、水泥、手机、电脑等传统工业产品产销增长将明显放缓，部分行业逐渐进入饱和阶段，内卷式竞争加剧，激烈的竞争将推动行业集中度上升；另一方面，在新能源革命和AI革命的双轮驱动下，新型工业化在产业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服务业将迎来一轮工业化浪潮，物流、金融、酒店住宿乃至文旅等领域的产品和生产流程将更加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效率大幅提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轮新能源革命并非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能源产业的基本属性——传统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产业依赖资源禀赋、“靠天吃饭”，而新能源革命后，光伏、电池、储能等能源产业具备越来越强的制造业属性，中国长期积累的制造业优势将充分释放。

未来十年，中国将不再是单纯的能源进口国，而是既进口、也出口。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另一方面，中国将成为新型能源的输出国，既向其他国家出口新能源产品，也为其提供新能源技术支持、工程建设服务，乃至能源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从追赶向成熟的过渡，在华为、宁德时代、大疆、DeepSeek等企业的示范带动下，深度研发、持续创新将成为更多中国企业的共同选择。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壮大，产业向技术含量更高、价值含量更高的领域和环节转型升级。相比以往，中国未来将有更大概率成为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的全球策源地。

界面新闻：产业发展与地区发展紧密关联，互为依托，未来地区产业竞争将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

冯煦明：一个突出特征是地区间产业竞争的层级在上移。改革开放之初到2010年前后，地区间产业竞争主要发生在县域层面。为此，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县域竞争”。例如，“苏南模式”“顺德模式”“晋江模式”“义乌模式”，都曾一度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样板。

而随着经济从追赶向成熟的过渡，由于产业链条更趋复杂、服务业对人口密度要求更高等因素，未来十年地区间产业竞争的层级逐步从县域竞争升级为市域竞争，乃至城市群与都市圈之间的竞争；由单点的企业竞争、小集群竞争，转向大集群竞争、产业带竞争。正因如此，近年来“深圳模式”“杭州模式”“合肥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