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熟知京剧《沙家浜》，大多只知道阳澄湖畔留下三十六名新四军伤病员坚持敌后斗争，很少有人区分文艺创作和真实历史，也不清楚这批从芦苇荡走出来的战士，在1955年全军授衔以及后续补授军衔里，一共走出多少开国将校，史料记载存在口径差别，只能依托军史馆、新华社官方公布名单梳理客观事实。

1939年5月，叶飞带领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南，接连打出浒墅关、虹桥机场等胜仗，队伍快速扩张。当年十月，受国民党顽固派军事施压，上级命令江抗主力西撤往茅山根据地，大批作战负伤、身患重病的战士无法长途行军，只能留在常熟阳澄湖周边后方医院隐蔽。当时后方医院伤病员总数超百人，夏光专门组织留守骨干集中登记，登记在册核心人员三十六人，这就是三十六伤病员的由来。湖区日伪军水陆巡逻频繁，所有通道全部封锁，药品、粮食长期短缺，1939年末到1940年初这段时间环境最为凶险，不少伤员伤重离世或是扫荡中被捕牺牲，存活下来的人大多常年躲进芦苇荡过夜，依靠当地百姓暗中送物资掩护。

刘飞在顾山战斗左胸中弹，弹头一直留在体内，属于重伤员，留在湖区养伤。同期后方医院还有叶克守等伤病人员，但他不在三十六人登记骨干名单内，不能归入这批人的授衔统计。登记在册的骨干包含时任参谋长夏光、政工干部黄烽、基层连长吴立夏等人。主力撤走之后，上级派人传回指示，要求以这批登记的三十六名伤员为骨干重建武装，守住苏常太游击区。夏光出任新江抗东路司令，刘飞负责部队政治与作战统筹，三十六人一边养伤，一边收拢失散战士、动员本地青年参军，短短几个月重建起游击支队，也就是后来沙家浜团的前身。皖南事变是这支武装发展的重要阶段，直到1949年，这支部队整编为华野一纵，正式划入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序列。

这批登记在册的三十六名骨干后续历经苏中反扫荡、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建国前大多担任团、师级指挥岗位。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再加上1961年补授少将，能够确认出身三十六名登记伤员、有明确军衔记录的人员，分别是一名中将、一名少将、一名大校、三名上校，其余多人授中校、少校，还有部分人建国后转业地方，脱离军队系统，没有军队授衔。

刘飞是这批人里军衔最高的将领，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养伤期间他伤势最重，却全程主导队伍重建，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三团政委、旅长，解放战争任华野一纵副司令员、二十军首任军长，建国后历任安徽军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弹头留存体内直至离世。

黄烽1955年首次授衔为大校，1961年全军调整军衔时晋升少将。他长期负责部队政工工作，从阳澄湖畔游击支队政治干事做起，一路做到师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全程跟着这支芦荡发展起来的部队转战南北。

确认可查的三名上校分别是梁玉贵、金耀宗、巫中。梁玉贵当时在后方医院任职，主要负责医务救治、管理医疗物资，并非对外后勤统筹；金耀宗、巫中长期在步兵团担任军事、政工主官，1955年统一授予上校军衔。

夏光作为当年新江抗司令，是郭建光原型核心人物，1952至1958年他一直在海军军校服役，属于现役军队干部，1955年没能授衔的核心原因是早年曾与组织失联，历史评级流程搁置，1958年才转业地方，并非单纯脱离作战部队。转业后他长期整理江抗与沙家浜斗争史料。吴立夏同期留在芦苇荡登记名单内，负责伤员日常警戒与小规模游击战指挥，1955年授予中校军衔。

这里需要说明史料存在的客观局限，当年敌后环境恶劣，没有完整纸质档案留存。刘飞、夏光晚年回忆能够核实姓名的登记骨干有限，新华社2007年发布官方资料，确认现存可查证姓名共22人，剩余十四人姓名无可靠记录。各地史馆流传七份不同名单，统计口径不一致，出现差异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后期新增入院的伤病员被并入三十六人名单，另一类是医护、警卫人员被错误划入骨干登记名单，史学界只以2007年新华社刊发的22人名单作为权威依据。

三十六人刚留在湖区时随时面临牺牲风险，能完整坚持到解放、参与授衔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依靠芦苇荡扎根重建的这支队伍，从几十名伤员发展成野战军主力军，二十军军史馆完整留存这批人的作战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