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成立、2013年登陆H股的徽商银行，是全国首家由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设立的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经历2005年合并安徽省内5家城商行和7家信用社后，已成长为资产规模突破2.49万亿元的城商行。

但如今，2026年半年报发布之际，这家银行却在面对核心管理层长期缺位与股东分红分歧带来的双重治理考验。

董事长一职缺位至今

8月26日，徽商银行披露的中期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该行高管层完成了新一轮换防。

具体而言，2026年5月15日，副行长徐广诚因工作调动辞任，据悉，徐广诚于2022年9月加入徽商银行，此前在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多年，曾任银行卡中心总经理、宿州分行行长、芜湖分行行长。

徐广诚离任10天后，董事会于5月25日宣布聘任杨国强为副行长、叶翔为行长助理。杨国强此前在农业银行系统任职，曾担任安徽省分行网络金融部负责人，2022年10月出任淮北分行行长。

叶翔则是徽商银行内部提拔，2007年加入该行后先后负责公司银行部、马鞍山分行、零售银行部等多个业务板块。

需要一提的是，中期报显示，两人任职资格均已获得监管部门核准，经过这一轮调整，徽商银行高管层班底逐渐完善。

虽然高管岗位陆续得到补充，但董事长一职自2025年7月30日原董事长严琛辞任后已悬空超过一年。

徽商银行曾表示将就董事长继任人选“适时另行刊发公告”，可截至发稿日前，该行既未公布继任者，也未指定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的人选。

董事长缺位所带来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没有人主持会议”这么简单,通过查找《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相关规定，我们发现“三会一层”的完整运作是监管评估的基础要求，董事长作为董事会运作的核心角色，其长期缺位直接影响董事会会议的召集效率、重大战略议题的推进节奏，以及与管理层之间的权责衔接。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行正处于A股上市辅导阶段，辅导机构在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时，需就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全性、决策机制的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核心决策岗位长期悬空，辅导机构能否就上述事项出具肯定性结论，存在不确定性。

收入增长承压、分红分歧频发

人事变动的同时，徽商银行交出了一份规模平稳扩张的半年报。

2026年上半年，徽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217.44亿元，同比增长2.01%，净利润96.11亿元，增幅3.03%，资产总额较上年末增长7.06%至24902.19亿元。

不过，通过仔细对比数据发现营收增速2.01%，资产增速7.06%，两者差距明显。

营收增长滞后的直接原因在于收入结构，其中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了11.32%——规模扩张贡献了21.13亿元的增量，利率变动抵消了4.68亿元，在净息差收窄的背景下，规模扩张有效对冲了利率下行的负面影响，维持了利息净收入的正增长。

但这意味着利息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贷款规模的扩大，而利率变动对收入形成了反向作用。

利息净收入增长的同时净利息收益率从1.55%降至1.51%，收窄4个基点，这说明在同样的资产规模下，银行通过放贷赚到的钱在减少。

换个角度说，如果息差没有收窄，利息净收入的实际增长会高于11.32%。但息差在收窄，说明贷款利率的降幅超过了存款成本率的降幅，利息收入的增长空间被压缩了。

与此同时，非利息收入方面该行金融投资净收益从上年同期的29.80亿元降至15.72亿元，降幅约47%。

利息收入的增长依赖规模扩张来抵消利率下行的影响，而非息收入又出现大幅下滑，两相叠加，营收增速被压低至资产增速的三分之一左右。

营收增速低于资产增速之外，该行来自股东方面的压力也在上升。6月30日的2025年度股东大会上，徽商银行董事会提出的分红方案为每10股派现2.5元（含税），合计约34.72亿元，占净利润22%，

但第二大股东“中静系”曾在会前半个月递交临时提案，要求提高至每10股派3.41元，合计47.34亿元，分红比例升至30%。

“中静系”称该行分红比例在57家上市银行中排名第46位，“长期处于行业末流”，并指出，2013年至2015年该行曾按30%以上比例派现，但此后多年分红比例不足10%。提案还测算，上调分红至30%对资本充足率影响仅约0.09个百分点。

不过，大会投票结果显示，“中静系”临时提案获赞成26.28%、反对50.20%、弃权23.51%，未获通过，董事会原方案则以74.03%赞成、25.95%反对获得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是双方围绕分红持续博弈的第十个年头。期间赞成“中静系”提案的比例从2024年的17.54%升至2026年2月的25.55%，再到此次的26.28%，连续上升。

赞成票与弃权票合计接近半数，表明对现行分红政策持保留态度的股东群体正在扩大。

尽管“中静系”的诉求再次被否决，但支持的股东比例逐年攀升，这家银行的分红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

整体来看，这家资产规模突破2.49万亿元的银行，正面临经营与股东关系的双重考验。

就目前而言，如何在息差收窄、投资收益下滑的经营压力与董事长悬空、分红争议的股东矛盾之间找到突破口，是刚完成高管团队调整的新任管理层必须直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