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下李嘉诚码头的资本巨鳄贝莱德（BlackRock），究竟如何重仓中国资产？

最近，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宣布与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协议，拟向该财团出售旗下和记港口集团非中国资产。此次交易涉及和记港口集团持有的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该公司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交易总企业价值为22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57亿元）。

贝莱德资产管理公司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截至2024年底，贝莱德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业务范围涵盖股票、债券、房地产、对冲基金等多种资产类别。拥有接近2万名员工，服务着超过40个国家的投资人。相关资料显示，贝莱德目前管理着超过11万亿美元的资产。

近年来，贝莱德不断加大对中概股等中国资产的投资力度，具体持股比例如何？钛媒体App根据市场公开信息整理如下：

钛媒体APP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可以看到，贝莱德投资的企业涵盖了互联网、消费、新能源、金融等多个重要行业。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4年6月30日，贝莱德是美团第二大股东，理想汽车第五大股东。

“贝莱德并非只是简单地持有股份，而是持续增持。在2024年，贝莱德增持李宁约1324万股H股，使持股比例超过5%；2025年又增持了阿里巴巴、中国石油、比亚迪等多家公司的股份，这表明其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以及对所投资企业未来发展的积极预期。”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向钛媒体App表示。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为各类资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贝莱德通过多元化的资产布局，能够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贝莱德的投资布局有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把握机会，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柏文喜指出。

此外，作为多家中国互联网与科技龙头的大股东，贝莱德通过指数基金、ETF等工具实现对中概股的超配。“这种被动投资+主动研究的策略使其在获取市场平均收益的同时，得以深度参与中国新经济生态的价值分配。”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告诉钛媒体App。

贝莱德在中国的业务布局可以追溯到2004年，当时通过参股中银基金进军中国市场，后续一直积极拓展在中国的业务，并于2021年正式获批设立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贝莱德中国基金是其在中国市场的重要布局之一。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2月28日，贝莱德中国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中国建设银行、小米集团、平安保险、美团、网易、福耀玻璃等，以下是为具体情况：

此外，房地产也是贝莱德关注的领域，早期专注收购和投资商业地产，近年来投资策略更加多元化，涵盖了物流地产、长租公寓、工业地产和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2016年，贝莱德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联合收购了上海怡丰城， 交易金额约28亿元人民币。2018年，贝莱德收购了上海长泰广场的部分股权，交易金额约15亿元人民币。2020年，贝莱德收购了上海绿地创驿大厦的部分股权，交易金额约10亿元人民币。

随着中国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物流地产在中国市场具有良好的增长潜力和稳定的回报率，也成为贝莱德关注的重点领域，2021年，贝莱德开始加大对物流地产的投资，通过其房地产基金与普洛斯合作，投资金额约为5亿美元。2022年，贝莱德与易商红木（ESR）合作，投资了多个物流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根据行业消息，投资金额约为3亿美元。这一合作进一步巩固了贝莱德在中国物流地产市场的布局。

“贝莱德收获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红利，同时也为自身的资产组合增加了实物资产的稳定性。”柏文喜认为。

贝莱德在地产债券和股票市场也采取了灵活的操作策略。2021年，贝莱德旗下的BGF亚洲高息债券基金开始大举购入中国出险房企债券，包括恒大债券。业内人士分析道：这一策略反映了贝莱德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债务重组的预期，尽管后来由于恒大债务处置的不确定性，贝莱德在2023年减持了部分债券。

在股票市场，贝莱德采取了“低吸高抛”的策略，对部分出险房企的股票进行短线操作。例如，2021年下半年至2022年，贝莱德对融创中国的股票进行了多次短线交易。此外，贝莱德还增持了一些优质房企的股票，如万科和旭辉集团。

值得关注的是，贝莱德在华业务扩张并非毫无阻力。

“混合型基金规模四年缩水超半、管理层频繁更迭等现象，暴露出外资机构在适应中国监管环境、理解本土市场文化方面的深层挑战。这种‘水土不服’既源于中美资本市场规则体系的根本差异，也反映了全球资本在追逐收益与尊重东道国主权之间必须把握的微妙平衡。”袁帅分析道。

从更宏观视角看，贝莱德的中国投资轨迹既受制于地缘政治波动，又反过来重塑着全球产业链的价值分布。

贝莱德在中国的资产布局，也是动态演进的商业现象。上述人士认为：其本质是在开放市场原则与金融安全底线之间寻找最优解的过程，这既需要中国持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机制，也要求外资机构在追求商业利益时更主动地融入本土发展逻辑，最终实现资本效率与国家利益的共生共赢。 （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孙骋，编辑｜刘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