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的一骑绝尘中，中国大学迎来2025。

2025年，注定要成为变革的年份。是以战略敏捷赢得战略主动，还是在延误中错失转型机遇，中国大学踏上征途。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学科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给创新人才培养带来哪些启示？澎湃新闻特推出“大学2025”专题，以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之变。

日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许子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AI对于应用型的文科影响较大，而对于研究型的文科只是作为辅助工具。大学应该以全人教育为目的，不应该成为职业培训场所，但这是理想的说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是头等大事。优越感和使命感是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宝贵的传统，不应该放弃，但同时要面对现实，因为在这个层次的人多了。

海报设计：白浪

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一个人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这就是成功；很多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就是好的社会。”日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许子东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相似的观点，他在去年播出的《圆桌派》节目里谈及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时也这么说过，在他看来这就是理想社会。他跟好友窦文涛、马家辉、陈鲁豫坐在一起侃侃而谈，让观众想起了多年前《锵锵三人行》几人同台畅聊的画面。

今年5月底，在上海见到许子东时，澎湃新闻记者一眼就认出了这位高挑儒雅的学者。他跟屏幕里的形象大致不差，两鬓添了点细碎的白发，但聊起天来思维敏捷、风趣幽默、尖锐犀利。

他曾说喜欢“无效聊天”——人们暂时剥离了社会身份，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彼此打断，也彼此反馈。此次专访前，关于采访的内容和问题，他问都没问。当见面聊完，记者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锵锵三人行》这档节目留给大家的影响是什么？许子东说了四个字，“平等对话”。

“知识分子”是他身上最显著的标签。有人评价他，“入世这么久还没被磨平棱角，敢说，有知识分子的担当。”面对科技冲击下盛行的“文科衰退论”，他也有话要说。他极力捍卫文科的价值，但又一针见血指出文科发展的一些弊病，批判文科被工具化的危机，试图重申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影响当下的年轻人和大学教育。

AI冲击与文科价值再定位

澎湃新闻：这段时间关于文科缩招的话题引起很大关注，尤其是AI发展越火热，“文科衰退论”声势就会越大。您是否同意文科缩招？

许子东：文科分不同的类型。应用型、工具型的文科会受到AI比较大的影响，例如培养秘书或者成批培养作家，因为这种教学方法更多是依靠知识普及和积累，工作方法也比较规范。AI对这类文科，无论是帮助，还是挑战，都会比较大，所以它们必须要发展才能生存。至于研究型的文科，我觉得AI只是作为辅助工具，不会影响到这些学科。

最简单的区别方法就是，你问DeepSeek问题，如果你觉得它的答案说得很好，你没法再补充了，那你这个学科就“差不多”（这样）了；如果你觉得很不满，你要讲的东西它完全没讲出来，那你这个学科还有发展的余地。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在AI的冲击下，顶尖高校的文科应该保持适当规模，而文科缩招更应聚焦中底部普通高校。您怎么看？

许子东：我觉得这不是以学校来划分的，就算是比较顶尖的学校，它对文科生的培养也还是有不同的类型。例如有的高校部分文科生往政工方向培养，他们不需要研究《文心雕龙》，但可能需要比较强的文件处理能力等。AI会促使文科分化，分化当中可能包含学院分工，但是不完全等同于学院分工。

澎湃新闻：您之前说，从鲁迅的“生存-温饱-发展”三阶段论来看，文科是“发展阶段”的产物。那是不是建议学生先解决生存温饱的问题，再来谈发展？

许子东：对文科生来说，发展就是生存。不能发展的话，生存都没办法生存。

澎湃新闻：这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培养人到底应该是以什么为目的？是以就业为目的，还是以全人教育为目的？

许子东：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当然是以全人教育为目的，大学不应该成为职业培训场所，不应该成为一种工具，但这是理想的说法。对国家来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是头等大事。

每年有10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这是巨大的进步。以前的人才培养结构是金字塔型，现在是大烟囱型。从社会结构来讲，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说明知识分子跟普通民众之间没有那么大的鸿沟了。其次，说明知识分子跟政府官员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因为很多人会进入公务员系统。这是很好的。

但现实问题是，（这么多毕业生）带来了就业的压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你一考上榜做了读书人，一生已经是地位不同了，上可做官，下可做乡绅。现在情况不一样，大学生数量那么多，大学生跟普通民众之间没有那么大差别了，但人们（对于读书人）的心理还在对不对？一个地方尤其是在偏远地方，谁家孩子读了北大清华，敲锣打鼓之后就有了期待，盼着孩子以后会很有出息。所以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巨大的财富，也是巨大的压力。

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大学本身是全人教育，是灵性发展，不要变成工具。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就业压力非常大。刚毕业的学生没有分配，一快毕业就要到处找工作。不像工作了几年的年轻人，他们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阅历。所以，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待。

文科生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澎湃新闻：您长期研究鲁迅文学，前几年有一个词在年轻人里面很火，“孔乙己的长衫”。您之前在解读这个现象的时候说，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优越感和使命感。那是不是应该劝年轻人放下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接纳取得好成绩、取得好学历不一定等于成功？心态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

许子东：优越感不应该放弃，使命感也不应该放弃，但是同时你要面对现实，因为在这个层次的人多了。如果只盯着公务员考，当然卷得厉害，但现在不像以前，途径和出路也多了，毕业生还可以去外企、继续深造等等。

中国读书人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不是缺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他们比一般人更关心国家的事。但有人文精神并不代表道德高，我们既要打破读书人找不到出路的困境，也要打破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读了书，就比工农的品质高，就有了高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个幻觉。但总体来说，多读书，对国家的事多关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应该继承发扬。

澎湃新闻：当下社会，文科生也面临一些困境，包括可能工作机会不算多、工资不算高、可替代性比较高等等。根据您的预测，以后AI普及度越来越高的话，文科生就业会不会更难？

许子东：就业其实是看工作的机会。讲讲我熟悉的，比方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做了很多年中文系主任，学生毕业后多数是到中学教书，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中学老师的工资起薪是三万多港元，每年稳定加薪。毕业五年后，他们聚餐请我去，每个人月薪已经涨到五六万港元。毕业十年后，他们有了小孩，成双成对，每个人月薪又涨到了八九万港元。当然，香港的房价、房租也很高。不过他们的工作很稳定，不大会因为AI而改变。即便将来学生使用AI，老师也会有办法来鼓励学生更好地使用，或者限制他们的用法。

我比较担心的是秘书这个行业，我们有数量庞大的办公室人员，文件处理、资料整理这些工作原本可能需要人工整理一天，现在用AI可能一个小时就搞定了。教师、研究人员不会被AI取代，而是会得到更好的帮助。以前我们做研究，80%的时间都在整理资料、抄卡片，后来有了搜索引擎，我们不用抄卡片了，现在又有了DeepSeek。

说AI会威胁我们的研究，太早了。有时候我对什么好奇，会用DeepSeek查一查，例如我输入我的名字和一本书，它给我的结论大概不错，但是没有新意。它起到的作用是把已经有的东西整理好给你看，收集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搜，那你的价值在哪里？（做研究）一定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做研究的，以及比较理想的教育，其实不太受AI的影响。我让AI帮我整理我30年前写的一本书，它用了很多现在的术语，我当初不会这么说话的，但它的“脑子”里只有现在流行的术语，也不能说它错，但是有点面目全非。所以，有时候用AI搜集资料也不一定靠得住。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荣誉教授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供图

重塑文科评价体系

澎湃新闻：您说到，现在文科的培养机制在往工具化的方向发展。具体的表现是怎样的？

许子东：具体表现就是鼓励创新少，强调规范多；鼓励独特性少，强调正确性多。许多事都要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也一定要弄出一套标准答案。对于文科来说，强调唯一准确的教材，这是限制它的发展。举个例子，唐朝科举考试主要考诗赋（诗赋取士制度），为什么？因为如果考经文，考政治文章，大家都会背，分不出考生水平的高低，放开诗词考试，反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简单来说，文科不能单靠背书，如果背书背得准的人，分数就高，那教育就出问题了。

澎湃新闻：如果不以发表论文、著作这些为指标的话，应该怎么重建文科评价体系？

许子东：这个具体操作起来很复杂。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写论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受到理工科评审方法的影响，文科也强调论文，同时轻视著作，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不要说学生了，我们教授也要按照这个标准来。

比方说，我在大学这两年在写一本书，可能就没有文章发表，过两年可能会出一本很好的书，但这一年评审考核没有论文，大学就不给我加工资了。香港的大学是跟西方接轨的，内地也照这个方向接轨。有一次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我们新办一个期刊，名字就叫《核心期刊》。

论文有一套评审机制，例如SSCI（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按照英美的制度标准，同行匿名评议，比较公平合理。但送审机制对国内整个学风影响很大，很多文科论文一律引用西方某些理论家的观点。因为有些评审专家一拿到文章会先看注解引用，那些引用数量越多、引用的人物越尖端的论文就越受认可。这样会逼着很多研究生连基础的文学史和史书都来不及看，就直接看最尖端的论文，连论文题目都差不多。他们也没办法，要迎合这种风气。

以刊物为核心作为衡量学术的标准，有其不可避免性，因为它容易量化。例如你要来应聘助理教授，大家就会看你发了几篇论文。但它实际上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过去中国没有这套机制，但出了很多好学问、很多大家大师。所以我觉得多元更好，可以保留以期刊作为衡量标准，但不能“唯论文”。

澎湃新闻：如果学生用AI来写论文，老师应该怎么处理？

许子东：比较难的是怎么辨别学生交上来的论文是否采用了AI。一般写得太顺，很多规范性学术腔的，可能是抄来的。香港的大学图书馆有一套标准教你检测论文重复率、引用率等是多少。但这也有个问题，引用多不代表这篇文章不好，以前周作人写文章大部分都引用了别人的话，但写出了很好的文章。不能说引用多就一定是不好的文章，有些学科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要对抗科技、对抗取巧、对抗功利还是有一些新的挑战。但是我想，至少读书人心中应该有一点良知，知道哪些是捷径，哪些是大道，捷径只能走一时，人都愿意一时走捷径，但你心里要知道这不是真的学术研究，不是正经做学问的道路。

文科与时代的关系

澎湃新闻：您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怎么平衡理工科和文科的发展？

许子东：有一次有人采访我，聊到理工科是这个社会的加速器，文科有的时候是发展过快时候的刹车，我说文科不是刹车，是方向盘。我到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我一位朋友送我一副眼镜，看上去跟普通眼镜没有什么不同，但轻轻一按就可以录像、拍照片，它可能会带来很多伦理问题。例如我戴着这副眼镜去泳池拍照，没人知道，也没说违法，但这是不道德的，这是文科研究讨论的范围。理工科只管造出来，东西造得越来越快，但需要文科作为方向盘来把握好方向。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是自动驾驶，要什么方向盘？不管怎样，我们文科总有办法解构和重构。

有件事情很有意思，有一次在港大的庆祝集会上，毕业生很多是政府官员、企业大老板，大家讨论到底是文科生厉害还是理工科厉害？理工科毕业生说他们 more intelligent（聪明）。我们一位文科教授回答说，you are more intelligent，we are more intellectual（智识）。

澎湃新闻：这几年国内外不少高校削减了部分人文学科，这种现象甚至被称之为“全球文科倒闭潮要来了”。您怎么看待这股趋势？

许子东：我女儿在伯克利（全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她原来读的是建筑学，受同学影响，后来又修了一个双学位，读了经济学。我那天参加了两场毕业典礼，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的毕业典礼上，很多都是亚洲学生。华人偏向于让孩子读经济学，接下来要么继续读MBA，要么直接工作。伯克利的经济学学生很容易找到工作。可是到了建筑系的毕业典礼，我发现没什么亚洲人，基本上都是金发的白人。而哲学、美术史那些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是白人。也就是，亚洲国家、新兴发达国家的小孩到美国读书，一般会选择比较好就业的专业。

回到学科的问题上来，理工科相对来说对社会贡献直接，收回（教育投入）成本快。文史哲这类传统文科的话，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或者至少要有心理准备可能毕业不能马上找到工作，能够做其他工作过渡一下，但你热爱这个专业。

读理工科，你需要它；读文科，你热爱它。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是最美丽最浪漫的，你投入时间精力在这个学科上，这是决定你一生的事情。所以选择读文科还是读理科，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当然也取决于你的条件。

澎湃新闻：您说，AI可能会消灭人的差异性。人文学科可以帮我们对抗这一点吗？

许子东：人文学科肯定有帮助，它本身强调独特性。AI现在什么都做得很好，但它没法做到独特。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不是AI专家，我是出于对自己的专业有惯性的热爱。

澎湃新闻：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有一本书《精英的傲慢》，里面有一句灵魂拷问：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答案是什么？

许子东：一个人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这就是成功；很多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就是好的社会。

澎湃新闻：再回看《锵锵三人行》，您觉得这档节目留给大家的影响是什么？

许子东：平等对话。观众看电视节目通常是往上或者往下看的，我们看教育类节目，头是往上的；我们看娱乐性节目，头是往下的。而《锵锵三人行》它最大的特点是平等，这里面没有权威，也不必怯懦，像一家人在家里吃饭聊天，吃饭的时候是最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