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2点，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大门口，陪诊师汤孝琴掏出手机查看订单信息——她要陪独居老人周奶奶检查身体。从挂号窗口到诊室，再到药房，她熟练地穿梭在医院的楼梯间和走廊，不时蹲下向老人解释检查流程。诊室外的长椅上，78岁的甘泉路街道居民周奶奶等待叫号，“有她在，我心里踏实”。

在上海，这座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比近40%的超大城市，像汤孝琴这样的持证陪诊师已超千人。从街道志愿者到市场化服务，从“跑腿代劳”到专业分级，上海试图通过政策引导、职业培训和行业规范，破解老年人“就医难”的痛点。然而，职业认同模糊、收入保障不足、监管标准待完善等问题，也让这场探索任重道远。

温情破土：萌芽在老社区里的新职业

上海市普陀区的甘泉路街道是典型的居住型社区，也是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截至2024年12月底，该街道人口老龄化程度达52.19%，独居老人3007人，其中80周岁以上高龄独居老人1155人。

在老年人数量如此庞大的社区，“陪诊”需求与日俱增。

在甘泉路街道新长居委会，记者遇到了周奶奶的“老朋友”——钱建芳。2012年，当时还是新长居委会主任的钱建芳牵头建起一支“为老服务专管队”，退休后她依然发挥余热，承接“甘泉社区家庭互助养老”服务项目，为社区老人提供上门理发、帮助购物、陪同看病等邻里互助式个性化服务。而其中的“陪同看病”正是“陪诊师”的早期雏形。

很多老人更信赖邻里间的互助模式。一方面，老居民们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另一方面，无偿互助确实更省钱。但随着需求激增以及志愿者年龄老化，这种纯公益模式逐渐难以为继。若想推动市场化的陪诊服务真正走进社区，需从政策和服务能力上“破题”。

春风化雨：政企联手开展职业化探路

转机出现在今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印发《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提出在上海9个区开展试点，组织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助医陪诊服务。

政府背书加速了职业认同。春节期间，趁着政策出台的“热乎劲”，普陀区民政局牵头“惠敬老·靠谱养老党建共同体”共同发布惠老服务六大攻略，这“六福”大礼包中的“平安福”——陪诊服务一经推出，便受到辖区内老人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路上的阻碍，普陀区民政局与国融乐养健康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简称国融乐养）联手推出了智慧陪诊服务，运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安排专业人员为老人提供诊前评估、陪同应诊、费用代缴、诊后关怀等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舒心的就医体验。

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预约，陪诊师接单后会主动联系客户并对接就诊需求，全程陪伴老年人就医，代办各项繁琐事务，如导诊、排队、付费、取药等。“尤其是在服务结束后，陪诊师还会进行回访关怀，提醒客户遵照医嘱，叮嘱老人按时正确用药，让老年人感受到家人般的用心陪伴和温暖安慰。”

荆棘与星光：市场化之路的“身份”之困

“我们要做家庭健康养老首选的数智康养产业赋能平台。”国融乐养总经理徐亚峰向记者展示着手机里的数字化监管系统：每单服务实时定位打卡，关键环节拍照存档，保险覆盖意外风险。

国融乐养成立于2023年，自开展陪诊服务至今已培训1000余名陪诊师，其中10%为具备医学背景的“金牌陪诊”。作为上海市陪诊联盟单位之一，“国融乐养陪诊”已成功接入上海的移动端政务服务平台“随申办”，可以像预约网约车一样下单。

然而，陪诊服务的市场化运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徐亚峰说，为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能力，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携手国融乐养联合编写了《陪诊师教材》，“当时连培训老师都没有，只能先培训老师，再培训学生”。

除了从业人员的数量和专业性，市场需求、行业监管和职业认同等也同样面临挑战。

徐亚峰介绍，目前上海陪诊服务定价主要分两档：基础陪诊每小时50至70元，专病陪诊每小时可达100元。但市场需求集中在低价区间，且60%的订单由子女购买。“老人舍不得花钱，宁可在医院‘碰运气’。”徐亚峰坦言，企业陪诊业务仅占总营收1%，主要靠康复护理等衍生服务支撑。

更棘手的是职业“身份焦虑”。徐亚峰说，尽管上海率先开展陪诊师认证培训，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尚未收录该职业。徐亚峰坦言，一些机构打着陪诊服务的招牌，变相损坏消费者权益，成为“高级黄牛”，这不仅与陪诊服务的理念背道而驰，也挤压了正规企业的发展空间。

健康的行业生态需要引领者，也需要靠政策和制度为从业者保驾护航。如今，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和国融乐养联合制定的《陪诊服务规范》已申报地方标准。

“希望尽快出台国家标准，否则培训、监管都难统一。”徐亚峰说，陪诊服务的行业专业化、规范化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今，他正筹建区域性陪诊联盟，邀请异地机构入驻平台，强化以陪诊为切入点，延伸至康复辅具租赁、居家照护、健康管理的产业链构建。

心门的钥匙：“临时家人”的温情与守望

5月的一个雨天，汤孝琴按照订单时间，提前赶到华东医院的大门口，这次她要服务一位从南京来上海看病的患者。通话确认患者的位置后，她远远看见一位老人提着袋子，在雨中有些手足无措。她快步迎上去，很自然地接过袋子，“您好，我是您今天的陪诊师，我们先去诊室吧，这里我熟悉的”。老人一愣，随即眼里漫上暖意。

前一天下午接到订单后，汤孝琴特意来踩过点，摸清了诊室的楼层和就诊流程，就是不想让远道而来的患者失望。“专业、用心，别人是能感受到的。”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虽然两个月才接了十来单，但汤孝琴却并不在乎，她给自己定了一个温暖的小目标：“我就想实实在在地帮到一百个老人。等我自己老了，说不定也有人这样帮我呢。”

汤孝琴说，接单后第一件事是联系客户，确认时间地点，叮嘱带齐资料，甚至提醒天气变化。流程看似简单，考验却在细节里。最耗神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临时增加的检查项目常让老人茫然无措：为什么要多查这个？是不是很严重？面对患者的询问，汤孝琴既要耐心解释，也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情绪，病痛中的人情绪像6月的天，“病人有情绪太正常了，能理解”。

汤孝琴坦言，目前这行有很多都是像她这样45岁以上的从业者，或是养老机构的护理员转岗。她理解年轻人为何少——时薪几十元，按单计酬，“做陪诊师固然有成就感，但初入行的年轻人想靠它养家，尤其是在上海，确实难”。汤孝琴提到，同行中曾有90后尝试全职做陪诊师，3个月后因入不敷出转行送外卖。此外，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缺乏晋升通道、社会认知度低等，也都是从业者和一些准从业者们的普遍担忧。

但对于这份职业，汤孝琴抱有美好的期待：现在做陪诊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市场需求也在变大，希望陪诊师能早日成为一个国家认可的正规职业，有名有份、有保障。

“赢得信任需要时间，就像上海很多老小区，老人放心把家门钥匙交给居委会志愿者一样。”汤孝琴说，她希望自己也能用真诚，慢慢打开更多需要陪伴的心门，积累起属于她的“一百把钥匙”。　　（本报记者袁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