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近日在其办公室会见了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并当场接受了赴北京参加“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的邀请。韩国媒体透露，禹元植将以总统特使身份率团访问中国，并将带上李在明的亲笔信。随着这一消息的公布，韩国舆论迅速做出了“标准解读”：既然议长出席，意味着总统几乎不会亲自赴京。

与此同时，韩国外交界也传出了更为直接的信息——担心此举可能刺激美国，李在明决定不赴北京，反而调整了行程，将访问安排与华盛顿对接，打算在同一时段前往美国。此举让整个事件的主题变得更加明晰：韩国在外交上做出的姿态，实际上更多是向同盟表态，而与中国的合作机会却被自己放弃了。同日，朝中社发布了对韩国的严厉评论，金与正指责韩国“装模作样求和平，实则是为了推卸责任”，直言“韩国不是朝鲜的外交对象”。与此同时，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上，朝鲜派出了以崔龙海为首的高级代表团，携百余人参加，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对北京主场的重视。尽管形式看似冷淡，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却非常明确：朝鲜在外交上的主动权已完全转向北京。

近年来，韩国政坛的外交政策常常围绕三大核心问题展开：一是将安全依赖于与美国的关系；二是将科技前景寄托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上；三是通过对外姿态来平衡国内政治。李在明上台以来，他多次提到“实用外交”的概念，并公开表达了改善中韩关系的愿望。然而，实用外交不仅仅是口号，它要求有一个平衡的外交舞台。中国的阅兵邀请，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价值但低调的机会：出席，能够体现双方合作与礼仪；不出席，也能在不言而喻的情况下为两国保留余地。然而，当韩国将“邀请—不出席—改派议长”的三步流程摆在聚光灯下时，所有的外交空间和台阶似乎都消失了。对内，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解释为“谨慎”，但对外却显得颇为失礼。从外交工程的角度来看，礼节本应是润滑剂，而一旦这种润滑剂缺失，双方的合作就容易陷入困境。

有评论者提出，不出席北京活动是否真有实质性损失？实际上，这种缺席有三方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失。首先，北京将聚集二十多国的领导人，很多本来难以安排的高层沟通，往往能够在这种场合中顺利进行。韩国缺席，无疑放弃了一个“低成本”的外交接触机会。其次，很多中韩之间需要政治推动的经贸项目，原本可以借此节日契机顺利推进，但现在只能回到漫长的工作层面，等待复杂的谈判和协调。最后，与朝鲜之间的“间接沟通”机会也因缺席而断绝。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往往需要一个中立的、非正式的沟通渠道，而北京正是这样一个理想场所。如今，韩国一方面拒绝出席，北京也不会主动介入，双方的沟通渠道被彻底堵死。

朝中社也就韩国近期的对朝政策进行了梳理，指出其一方面表达了“尊重朝鲜体制，不搞吸收统一、无意敌对”的立场，另一方面却与美军大规模进行联合军演，公开提出“先期消除朝鲜核导能力”的作战计划。金与正在回应中尖锐指出，韩国此举只是在做表面功夫，真正的意图是推卸责任，而不是寻求和平。对朝鲜来说，外交不仅是礼仪上的认同，更是能够提供持续、实质性互动的承认。韩国的行为，对朝鲜来说无疑是在自我设限。

在朝鲜外交布局中，崔龙海的出席无疑给出了不同的信号。崔龙海不仅是朝鲜的“二号人物”，还带领着包括政府官员、外交人员等在内的140多人，参加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纪念活动。这种规格的出席，绝非单纯的礼节性到场，而是向北京表达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与韩国的媒体化“拒绝”形成鲜明对比，朝鲜通过实际行动巩固了与中国的关系，而韩国的缺席则只会加剧外界对其外交立场的质疑。

最终，韩国此举可以看作是在国内政治与外部外交风险之间的抉择：在同盟内保持稳定，然而在地区关系上却显得力不从心。朝鲜的“降级回应”更多是对韩国外交逻辑的修正。对于中国而言，它并没有通过言辞激烈的回应来反击，而是通过在外交场合上保持应有的克制和礼节，推动事务的实际进展。这种耐心和冷静，不仅是一种战略上的稳重，也反映了中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的应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