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国标是安全紧箍咒,还是交通管理新起点?
“这个新国标就是想让我们失业。”
近日,备受关注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GB 17761-2024已正式实施,作为骑行主力军之一的外卖骑手群体反应最为激烈,他们的担忧直接关系到生计。一位上海地区的外卖骑手在接受首席采访时直言不讳,道出了从业者的普遍担忧。
社交媒体上,围绕新国标的讨论同样并非一片叫好。
“速度慢了”“价格贵了”“不方便了”……各种不满情绪集中涌现。甚至有网友言辞激烈地评论道:“一群从不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在制定管理电动自行车的规定。”
甚至,网上还有个别骑手用自行车送货,还有人发出四轮电动轮椅的速度都比电动自行车快。这一切都反映了目前市场对新政的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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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们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这片喧嚣背后,可能并非简单的对错问题。这折射出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在从过去粗放式增长,转向以安全和质量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用一个更高的安全标准去重塑一个庞大的产业,市场当前的反应,可以被视为“标准先行”策略下难以避免的短期阵痛。
但未来也需要给市场需求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否则会把需求逼向另外的极端,类似四轮电动轮椅车。
新国标并非微调,而是对行业安全底线的一次系统性重塑。其核心在于“源头严控”,通过技术手段封堵非法改装空间:
防火升级:严格限制整车塑料占比,旨在延缓燃烧、争取关键逃生时间。防篡改设计:强化电池、控制器等关键部件锁定,推行“一车一池一码”,从物理和软件层面抬高改装门槛。功能强制:经营性用车必须配备北斗定位与动态监测。务实调整:如提高铅酸电池车型质量上限、取消强制脚蹬等,回应部分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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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反应迅速而直接,骂声集中于三点:终端售价普涨500-1000元;25km/h的限速(虽未变,但无法再破解)导致爬坡等场景动力不足;以及对强制定位监控可能加剧平台算法压榨的担忧。尤其对约1300万外卖骑手而言,这直接冲击其生计模式。
骂声可以理解,但新国标背后或许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首先,从公共安全角度看,这是一次被数据倒逼的“补课”。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统计,全国平均每年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约2000起。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同样严峻。在2015年至2020年间,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从6453人上升至8724人,年均增幅达5.1%,远高于全部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7%的年均增幅。
当末端执法面对海量、分散的个体难以奏效时,“从生产线上设卡”便成为提升治理效率的无奈却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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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产业发展看,新国标正成为行业加速洗牌与升级的催化剂。合规成本的提升将淘汰大量低质低价的中小厂商,迫使行业竞争从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与服务的综合比拼。
而头部企业则借此巩固市场地位。目前全国已有30多个主流品牌的600余款车型通过新3C认证,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产业链的结构性变化。阻燃材料、北斗定位模块等上游供应商迎来发展机遇,行业价值正从单纯制造向技术服务延伸。
新国标,或许也是开启一次淘汰落后产能的洗牌。
另外,市场上还出现了很多对于新国标的误解。
比如,针对电动车“超速断电可能导致急刹”的担忧,官方解释指出:当车速因惯性(如下坡)短暂超过25km/h时,电机将停止助力,但不会实施紧急制动,车辆会惯性滑行,骑行者可通过刹车控制车速,待速度回落后会恢复动力。这一设计旨在平衡安全与操控性。
另一个引发是关于座椅长度的规定。新国标要求出厂配置的前后座椅总长度不超过350毫米,这被许多家长调侃为设计成了“丁克车”,无法载人。实际上,规定的初衷是禁止搭载成年人,而非完全禁止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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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区,政策允许搭载一名儿童,家长可以通过在后座合法加装儿童安全座椅来满足接送孩子的需求。这也体现了新国标试图明确“非机动车”载人边界,强化安全属性的思路。
新国标也包含了许多务实和人性化的调整。例如,将铅酸电池车型的质量上限提高了8公斤,这有助于提升续航里程15-20公里;同时,取消了强制安装脚镫的规定,使车辆外观设计更加简洁。
这些修订表明,官方的核心意图在于通过严格的技术规范,厘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边界,让电动自行车真正回归其“非机动车”的安全、慢速属性,并对长期存在的非法改装灰色地带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再回到争议焦点之一,也就是外卖骑手的困境。这个问题,或许并非新国标本身错了,而是我们的城市出行工具谱系中存在一个“缺失的中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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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将电动自行车严格界定为非机动车,强调其不应追求速度。而现实是,在25km/h至50km/h这一速度区间,市场确实缺乏一种既经济实惠又安全合规的交通工具。
政策框架内,满足这一需求的合法答案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根据国家标准,它属于机动车范畴,最高设计车速可达50km/h,但需要驾驶人持有相应驾驶证、车辆需上牌并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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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速度有更高要求的用户,可以通过考取驾照、购买保险、使用合法机动车的方式,在遵守更严格交通规则的前提下,满足效率需求。
但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全国超过200个城市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禁摩”或“限摩”政策。这意味着在众多核心城区,电动轻便摩托车的路权受到严格限制。
这导致了一个荒诞的政策夹缝:对于许多生活在核心城区的用户而言,合法合规的“更快选择”实际上没有路权。他们被困在“新国标车太慢,合规快车不让骑”的困境中。
因此,外卖骑手的困境,表面是新国标与平台算法的冲突,实质是城市未能为合理的效率需求提供合法的交通工具和路权保障。
新国标不应是终点,而应是精细化管理的起点
新国标作为一项产品安全标准,在提升车辆本质安全水平上是必要且积极的。但它无法,也不应独自承载解决所有城市交通复杂矛盾的重任。
平息“骂声”的关键,在于超越对单一标准的争论,推动城市交通管理体系的协同进化:
科学规划路权:城市需重新评估“禁限摩”政策,考虑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电动轻便摩托车等中间车型提供分路段、分时段的合法通行空间,满足合理的效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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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交通工具分类精细化:在“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探索更精细的车辆分类、考核与管理政策,实现安全与效率的更优匹配。
明确平台责任:督促外卖等平台优化算法,使配送考核体系与新国标下的安全骑行现实相容,而非将压力全部转嫁给骑手与车辆性能。
新国标落地带来的阵痛,恰恰是倒逼社会进行一次深入讨论的契机: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两轮出行未来?是仅仅满足于更安全的车,还是去建设一个能包容安全、效率、多元化需求的更智慧、更精细的城市交通生态系统?后者,才是真正的挑战所在。
参考资料:
1、《禁售!上海12月1日起正式实施!市民抓紧排队,有商户感叹:只能亏本销售》上观新闻
2、《【一线:2000万外卖骑手,困在新国标电动车】》凤凰网财经
3、《关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我们追踪了你关心的这些事儿→》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