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幕后系列第一篇

　　金宇澄原著《繁花》开篇提及王家卫作品《阿飞正传》：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吴语有云：“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李舒看来，王家卫描绘的这段剧情就是对上海最实际的居住环境的空间想像，“其实《花样年华》才是‘最上海’的，里面有很多关于上海的意象。比如潘迪华饰演的太太，她对张曼玉讲的那些话，就是因为她已经察觉出来这两个人有点不对劲，‘我不会直接点名，但是我会点你两下’，这就让我觉得‘非常上海’。”

　　作家李舒是上海人，也是剧集《繁花》的文史资料顾问、《繁花食谱》设计。2023年12月27日，该剧开播之际，娱理工作室与李舒就“迷人的上海”这一主题进行了一次深谈，试图寻找这部注定不会平凡的热门作品背后的“上海腔调”。?

　　李舒参与到王家卫的《繁花》改编工作，需从2017年算起。这个时间要比大家广为熟知的2019年更早一些——2019年10月30日，泽东电影官宣剧集《繁花》将于2020年开拍。该则消息提及王家卫全程参与开发、筹备和剧本创作的剧集《繁花》，已耗时5年。相当于从2014年开始，王家卫就已经在着手相关工作了。

　　“那天我去翻我以前写的内容，像在看上辈子的事情。我的人生目前为止，还没有为了一件事情……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好像除了上小学、上中学，我没有只干一件事情干了6年的。”

　　2012年，作家金宇澄以上海浮世绘为背景撰写的长篇小说《繁花》，开始在《收获》杂志刊载。这个关于上海的年代故事，正好卡在了王家卫的心头——1958年7月17日，王家卫在上海出生，5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他的哥哥姐姐则留在上海，经历了和《繁花》主人公阿宝、沪生、小毛一样的上海生活。

　　由于父亲的职业关系，王家卫和母亲相伴更多。母亲会带他看电影，也会留下他独自外出打麻将。漫长的成长岁月中，王家卫开始尝试和哥哥姐姐书信交流。曾经在上海生活的过往，难改的乡音，以及通信往来间获得的哥哥姐姐的人生际遇，或许就是王家卫心头永远割舍不掉的乡愁，是他在长年累月间用自己脑海中的浮光掠影打造出来的“一场旧梦”。

　　为了拍摄《繁花》，久居香港的王家卫，几乎在上海定居，拍摄时也能以流利的上海话交流，比如片场花絮中就有王家卫用上海话问游本昌有没有写过汪小姐的同款检查：“爷叔你写得好吗？”“我写得可好了”。由此可见，王家卫和上海的距离，并没有大众想得那么遥远。据了解，疫情期间，王家卫还给剧组同仁们送过菜。

　　恍然间，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古诗词形象，就这样跃然而出了。

　　所以，尽管很多人都可以讲，最懂上海的人一定不是王家卫，即便他在这里出生、会说上海话。但是，为了《繁花》，能像王家卫一样精工细作，像寻找《一代宗师》那样（参看幕后纪录片《宗师之路》），去下功夫、去了解、去复原他想像中的上海旧梦……这就是老派电影工作者的职业态度和习惯。

　　演员郑恺曾在路演时透露，《繁花》的黄河路是1：1复制而来的。李舒也表示剧中大量的景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做了很多前期调研，比如被质疑、被热议过的霓虹灯，就是根据老照片来复原创作的。而且，因为现在的霓虹灯制作材料和当时的材料是有区别的，为了能够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霓虹灯质感，王家卫还专门去找了当年做霓虹灯的工匠。“我记得导演办公室里，光黄河路的材料，就堆到人高了。”

　　“导演非常认真。我一直觉得我们的调研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剧本身的范畴，甚至我都认为这些调研资料可以创作出很多其它的内容了。”李舒现场比划出来的、由她收集整理的案头资料，大概就有半人高的小书柜那么多，“我的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导演的资料只会比我更多。”

　　作为剧集《繁花》的文史资料顾问，李舒透露，王家卫和调研小组在前期做了很多功课，“主要是研究那个年代的上海，比如舞厅、棋牌室，包括杨浦的工人等等。导演甚至还去研究了提篮桥监狱，因为爷叔是从那里出来的。他用的是一种考据的方法，但是这些功夫，我想观众未必能看得出来。”

　　如同李舒的担心，在整部剧集的呈现中，爷叔和提篮桥监狱的故事，只有一句台词，一个一瞬而过的报纸画面，只需稍稍一个快进，马上就能转瞬即逝，仿佛从未出现过。这就好像“沧海一粟“被具象化了：爷叔的旧年经历是《繁花》的一瞬，而整部《繁花》（不管是原著还是剧集）则是金宇澄和王家卫的一瞬，时间和细节的累积不是为了纪录，而是为了这一瞬的沉淀，这一刻的感觉，以及更多的“不响”。

　　除了文史资料顾问的身份外，李舒也是该剧的美食顾问。

　　作为《繁花食谱》的设计，从夜东京的“宝总泡饭”到至真园的“霸王别姬”，从“一块排骨年糕吃了5年”到“这碗黄鱼面跟我以前吃的黄鱼面是不一样的”等等，这些引发了不少观众对上海美食产生热情的佳肴，以及剧中很多和故事背景、人物都有联系的菜品，都是李舒设计的。

　　据李舒回忆，第一次见王家卫，他没有戴墨镜。后来一起共事，李舒才发现，王家卫对金宇澄的《繁花》爱不释手，是所有人中阅读最多的人，能说出很多其他人不太了解的细节，还说过这本书就是关于上海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挖掘书中的细节，王家卫给李舒布置了好几个“作业”，其中就有找一百条《繁花》的金句，以及为《繁花》写十个美食故事。

　　2020年，剧集《繁花》正式开拍之前，王家卫又给了李舒新的任务——设计一套《繁花食谱》。而李舒要完成的，不仅仅是从日常、从《红楼梦》《锁麟囊》《三堂会审》等经典文学作品、戏曲名作中寻找灵感，更需要她和“繁花食谱小分队”很多次的实地探访、调研和采访，然后根据素材画出草图，再交给美术总监屠楠，通过美术组来复原相关的美食场景。

　　关于菜品的制作，演员郑恺曾在娱理聊聊连麦直播中谈到《繁花》片场有一个专门给大厨使用的大巴车，像至真园餐桌上的萝卜花之类的，大厨都会现场雕刻制作，趁着新鲜直接送到镜头前。按照王家卫的拍摄习惯，魏总蹲在门口吃黄鱼捞面的戏，郑恺拍摄时大概吃了两三碗，陶陶扮演者陈龙一场吃蛋糕的戏则拍了20多遍。

　　李舒也透露，胡歌在剧中经常吃的“宝总泡饭”，虽然是顶顶家常的江南食物，但在拍摄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王家卫的要求就是这碗饭必须要冒热气。

　　当时很冷，即便片场后厨不远，但一到正式开拍，这碗泡饭就冷掉了。虽然有尝试烟雾枪，但“怎么看怎么假。于是我把泡饭碗换成了有盖子的盖碗，每次烧到滚烫，再一溜小跑送到夜东京后厨，保证掀开盖子就能热气腾腾。只是胡歌就比较辛苦了，第一口就被烫到，但老胡非常敬业，可以面不改色地继续表演。后来，他也会先吹一吹，然后再开始吃。”

　　至于玲子宝总决裂之后，夜东京为什么会从家常本帮菜升级成为“本帮怀石”，也是因为李舒在真实中获得了灵感。比如至真园原型苔圣园总经理祁文，以及大名鼎鼎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梅陇镇酒家的吴湄等。

　　“我曾经给玲子写过一个人物小传，她是江湖儿女，爱钱爱计较也讲情义，上海滩很多老板娘都有这样的本质。所以夜东京的升级版本，我想要一个很厉害的新主题，董竹君和吴湄发明了‘川扬合流’，玲子当然也可以发明一个有日本风格的本帮菜。”

　　设计需要符合影视化拍摄条件及最终呈现的菜品，并不容易。“黄河路上有做大菜的至真园，还有进贤路夜东京这样的小饭馆，我要同时设计大、小两个饭店的菜。”

　　比如至真园上了青鱼秃肺，夜东京就要上红烧划水，“这就是一个对照组。青鱼秃肺是用十二条鱼的秃肺（肝脏）做成的名菜，到了经营家常菜的玲子口中，十二条青鱼的尾巴就成了最活的一块肉。”

　　这大概就相当于，一条鱼必须要经历高档餐厅至真园和家常菜馆夜东京两个后厨，它才能完成被不同阶层的人类完整吃掉的命运。这段“不响”是通过菜品的设计来完成的。

　　更重要的是，于当时的李舒而言，除了菜品的不同设计外，她还遇到了一个需要抉择的难题——要不要1:1来复刻上世纪90年代的菜品？

　　“我采访了黄河路的很多老板娘、很多厨师，包括这次合作的一个餐饮店，他们家老板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黄河路。当时我们就请老板娘复刻了一桌90年代最顶配的菜，所有人都好期待的，结果出来一看，我当时都傻了，好丑啊！”

　　李舒后来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观感偏差，“我记得我那时特别迷恋龙虾船（龙虾三吃），觉得它就是富贵的象征，龙虾船上雕的花都要带回家，每天的梦想就是要吃龙虾泡饭。但是现在年纪不一样了，吃个龙虾算什么啊，所以当它被端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失所望，感觉连那个船都变得很丑了。其实那个船还是老板娘从仓库里找到的一模一样的船。”

　　“后来导演问我吃得好不好，我说很痛苦。他就问我痛苦什么？我说小时候的幻梦被打破了，包括椒盐大王蛇，以前觉得好美、好有气势，现在看连摆盘都是丑的。导演就说，那是因为你小时候去看黄河路，觉得什么都了不起，现在的感受不一样了。”

　　这次被龙虾船祛魅的经历，让李舒意识到，1:1复刻并不能将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的风貌、菜品更好地呈现在镜头前，究竟是要纪实多一点，还是改编多一点，这些他们都有考虑过：“可能观众的记忆也会有偏差。为了更符合影视化的呈现，后来在做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让它更美一点。”

　　为《繁花》设计美食时，除了请教黄河路上的常客老友，尊重苔圣园总经理祁文的意见外，李舒还参考了1981年出版的《菜谱集锦》、1982年中日合编的《中国菜名菜集锦》（上海卷两册），还有关于香港的名菜集锦，“那个时候，黄河路上确实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港式粤菜’，这个是真实的。但是，你要说黄河路上真的有一家名叫至真园的饭店吗？这肯定是属于虚构描写。”

　　港风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股热潮，不少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些星星点点。王家卫在《繁花》中，除了让辛芷蕾饰演的李李当港风粤菜店至真园的女老板外，还邀请了温兆伦客串，由他来重现“大热港剧《我本善良》主演温兆伦，亮相黄河路高级饭店至真园开业现场”的情形。甚至还邀请钟镇涛再现了徐克电影《金玉满堂》（央六播出时曾叫《满汉全席》）名厨廖杰的风范。

　　微妙的是，《金玉满堂》的主角就是曾与王家卫多次合作，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的一代巨星、时代记忆，张国荣。“港风那会儿应该是全国都在吹，不只是在上海。像四大天王的贴画、很紧致很包身的牛仔裤……韩剧《请回答1988》都有张国荣，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风潮。”李舒说。

　　根据《繁花》的这段剧情，宝总协助李李赶走了不是一条心的至真园大厨后，钟镇涛饰演的香港名厨带来了三道粤式大菜，这其中就有王家卫本人的记忆：“仙鹤神针是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于粤港地区的一道菜，据说名字来源于卧龙生的同名武侠小说。船王炒饭则来自于导演本人的灵感。”

　　不仅仅是幕后主创在寻找记忆中的上海，台前的演员们也在提供关于上海的日常细节。

　　《繁花》中，马伊琍饰演的玲子经营着一家名叫“夜东京”的小饭馆。这里的建筑是一幢在上海很常见的两层木质楼，屋中的楼梯连接上层的阁楼。马伊琍每天到了片场后，就会上台阶走一遍，“走下来，走上去，再走下来。她说只有真的在里弄住过的女孩，才会知道上楼梯是有窍门的，‘你的脚永远要掂着’。”

　　这个本地人才知道的“窍门”，李舒和原著作者金宇澄也讨论过：“金老师觉得挺生动的。里弄里的房子以前就是这样的，楼梯特别窄，不管是上来还是下去，都很容易被听到。所以总有妈妈会和孩子讲，不要发出声音，不要打搅到别人。

　　虽然我自己没有住过，但我相信有很多女孩子肯定是有经验的，这个也是观众未必能看得到的，但是演员在做功课了，她会说我每天都要让自己在这里面走一遍，我要让这个地方像我的家一样。”

　　和看不见的台下功夫相比，《繁花》最明显的“上海标识”就是上海话。比如，金宇澄在写作时，就会刻意规避一些非常本地化的上海词汇，“金老师跟我讲过，他从来不用完全只有上海话才有的词，一定要转化成普通话也有的词。”

　　至于沪语版的剧集《繁花》，“有位上海朋友和我说，他很满意《繁花》的上海话，因为这个剧里的上海话没有什么尾音。”对于本地人来说，此前很多影视剧中出现过的类似尾音，其实就是对上海人的一种刻板印象。

　　外界也许会猜想，上海演员说上海话，那就不是在舒适区里演戏吗？其实不然。首先就是在剧中饰演北方人、不用说上海话的辛芷蕾，她曾在采访中透露，当她在片场置身于上海话的环境后，会有一种外来者的感觉。其他上海演员也会因为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用上海话演过戏，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虽然《爱情神话》上映在前，但算起来《繁花》才是马伊琍出演的第一部用上海话表演的戏，“她会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你讲上海话的时候，会有点不太像讲台词，太生活化了。这些演员都是科班训练过的，但是没有用上海话讲过台词，有时候会觉得困难，比如夜东京有一场吵架的戏，你能明显感觉到吵到后面就是在用上海话吵架了，来真的了。”

　　当然，上海本帮话和上海话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就像上世纪90年代很红的一句上海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其中就牵扯到了一个城市多样化的面貌，像唐嫣饰演的汪小姐，虽然她会称呼自己“浦西明珠”，但其实应该叫“虹口小汪”，因为她住在虹口，后来的剧情就有体现。

　　在李舒看来，语言一定是城市的一部分。“因为我家里会说普通话，所以我讲上海话就有点‘洋泾浜’的。现在的小朋友也是越来越少讲上海话了，‘洋泾浜’就会越来越多。像潘迪华讲的上海话，就和现在的上海话不一样。”

　　《繁花》是金宇澄的世纪变迁，是王家卫的“乡愁旧梦”。

　　剧集《繁花》前期筹备时，李舒和读者们做过一个关于“宝总、沪生、小毛”大众喜好度的调研，“很多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沪生。导演最开始的想法是阿宝拍一季、沪生拍一季、小毛拍一季，但后来没有了…我还看过沪生的剧本。”

　　或许对于很多书迷、观众而言，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绝望，但其实还挺有希望的消息。因为如果宝总的故事得到了大家的喜欢，那么或许在这个流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繁花》第二季、第三季也有相见的可能性。就像至真园的李李一样，她和她的原型人物虽然都出家了，但后来也还俗了。世事变化不能测，未来的事由未来定。

　　“《繁花》里的很多人都有原型。刚开始我从读者的角度去看，以为李李出家当尼姑，是金老师写不下去了。后来金老师就给我看了李李原型剃度的照片，真的很美。这位大美女后来又还俗了。

　　生活可能本身比小说更没有逻辑，又或者更奇情，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逻辑特别不通的地方，其实它恰恰就是真实的。”

　　播出至今，剧集《繁花》遇到的最大争议就是：王家卫拍的到底是不是上海？对于这个问题，李舒的答案是：这是影视化创作，不是关于上海的纪录片。

　　“我们是站在2023年（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回看90年代，就像站在90年代回看民国时期一样，都是具有传奇性视角的。如果想看纪实性的90年代，可以去看《孽债》那些站在90年代拍的90年代上海的剧，或许也能看到一些90年代的上海面貌。”

　　观众喜欢讨论真实，但对于真实感的过度追求，也会影响观感。影视化的故事，尤其是剧集，一定要有起承转合，要有故事，这就需要创作，而非纪实。“每个人都在创作，都会有表达。创作者永远只能共情一部分人，不可能共情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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