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的制裁，中国科技创新力展现出超强韧性。在诸多关键领域，中国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如 5G 通信、高铁技术等在全球领先。其韧性来源众多，一是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企业能快速迭代产品。二是雄厚的科研投入，每年大量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探索中。三是优秀的科研人才队伍，他们默默奉献，在艰苦环境中攻克难题。四是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引导创新方向，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让中国科技创新力在制裁面前依然蓬勃发展。

5月1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华为的昇腾芯片的做法，都将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遭受美国的制裁，美国公民如果售卖华为芯片，甚至将要获刑。

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官网

有媒体问怎么看这事情？笔者回复认为，这大概率像关税战一样是徒劳的，如果华为芯片真的物美价廉，全世界的企业有什么理由不用呢？美国这种搞法，只会引起大家的讨厌，对中国科技实力的上升很难起到实质的作用。

无独有偶，美国最近一些科技界大佬的表态，也印证了笔者的判断。第一个是本月12日，比尔·盖茨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不仅未能限制中国科技发展，反而让中国在芯片制造等关键领域实现了全速发展。

第二个是，9号美国国会举行中美AI竞争听证会，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巨头几乎都出席。AMD董事长苏姿丰表示，技术封锁会激发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国即使没有最好的芯片，依然可以用其他途径达到目标，中国确实正在迎头追上美国；OpenAI 的CEO Sam Altman指出，我们尽管相信美国的模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领先优势不会维持太久。

最近四五年，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环境变幻最复杂的时期，这其中既有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对华制裁日益严厉，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的实体达3000多家，关税则加到二战前的水平，对美出口萎缩；内部则有疫情、民间对民营经济不友好舆论带来的冲击。这期间一度发生过中国科技公司股价骤降，大规模裁员，营收萎缩的景象，中外很多专业人士都在断言，中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中国可能重蹈日本大停滞的覆辙。

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韧性，尤其是科技创新的韧性是让人出乎意料的，中国经济和企业的表现证明美国的制裁以及时代环境的剧变，对中国增长都没有造成实质损伤，以下几个指标可以验证：

1. 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全球占比依旧在上升。中国出口货物中，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2017年出口额为1.37万亿美元，2024年上升到2.12万亿美元，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约为19.9%，高于排名第二的德国10.3个百分点。

2. 在价值链上，中国的产品在从价值链中游，向上游冲刺。如果说在2017年中国的经济地位主要是靠产量以及外企支撑的话，到2025年中国已经诞生了多个在挑战欧美日传统大企地位的品牌，全球对中国货物的认识，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转变，入围世界品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从2017年的34家，上升到2025年的79家。

并且从构成上看，2017年上榜的绝大多数是CCTV、中国银行、国航等为代表的央企和政府事业单位，只有7家民企入围，它们更以对14亿人口市场的垄断优势获得世界关注；2025年中国上榜企业中，民企则开始占主流，这意味着一大批凝结了创新竞争力的品牌在崛起。

3. 在关键前沿技术领域，如果说八年前仍旧是在学步、模仿的状态，至少现在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是站稳了，并且是可以小跑了，能够对美国的创新有所突破了，比如AI大模型、工业机器人、新能源电池、智能家电等等。正如曾任谷歌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Eric Schmidt，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时代已经终结》文章说的那样：

十来年的功夫，中国已完成从“山寨之国”到世界级产品巨擘的蜕变，有些甚至超过了西方的产品。曾经以模仿iPhone闻名的小米去年交付了13.5万辆电动汽车，而在十年间投入100亿美元后，苹果公司放弃了生产电动汽车的计划。中国正加速推进机器人规模化部署，并制定了大规模生产人形机器人的计划；2023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其他国家之和。

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时代已经终结：前谷歌CEO，来源：The China Academy

2024年3月至9月，全球最顶级的科技类公共政策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连续发布10份评估报告，对中国在机器人、核能、电动汽车与电池行业、生物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的产业创新能力进行了全面评估，中国在其中七个领域的产值输出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并且认为中国在创新程度方面也正迅速成为领先者。

4. 从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看，2017年前主要体现在货物和资本层次，近几年中国企业所做出的消费模式、生活方式、流行潮流等“软实力”方面的创新，正在深刻影响西方主流世界。中国企业研发的App长居欧美App Store和Google Store下载榜前列，TikTok、Temu、Shein、网游正在逐渐渗透进外国人的日常生活。

那么中国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强大的韧性呢？

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日本这些美国过去的对手“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老路呢？为什么过去全球多数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对中国的表现，做出了严重的误判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话题，中国某种程度上改写了大国竞争的叙事，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要归功于之前我们遵循全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一般规律，所产生的丰厚的积累。因为科技创新成果具有延滞后，今天的成果，要归功于五年前、十年前的直接资源积累，甚至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政策积累。

它们包括：吸引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成为中国技术的重要孵化器；高校、科研机构与海外进行密切的技术交流，让中国快速掌握国际科技成果（以人工智能为例，2020年前中美人工智能合作论文每年达到1万余篇）；学习美国，发展出全球第二大科技创投市场，累计向市场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孵化出近千家独角兽企业；自由的市场氛围，以及最具有成长性的市场，刺激数千万年轻人创业，并吸引大量华人留学生回国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的成绩是过去数年前的努力结下的果，无论是deepseek团队，还是宇树团队，都是前一波科技创业潮的沉淀。就像这一二十年日本诺贝尔奖获得数量仅次于美国，并不代表它的研发实力全球第二，而是二三十年前研究成果沉淀的结果。我们现在的后顾之忧是，在过去几年这些要素在萎缩，包括外国研发中心撤出中国、技术交流萎缩、初创企业急剧减少，这对中国科技持续增长是不利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虽然中国缺乏技术的原创性优势，但是中国基于庞大市场的消费刺激，以及20年来形成的在技术传播、应用转化方面的杰出优势，让中国在技术通用化、完善升级上走在了世界最前列，由此在产业上获得了无可撼动的优势，并进而反过来刺激原创能力的升级。

前面所述的9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微软总裁Brad Smith说：在AI领域，谁能更好让技术落地应用，谁就更有可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美国华人学者Jeffrey Ding的最近的新书《技术与大国崛起》（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ow Diffusion Shapes Economic Competi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也认为早期的竞争先机固然重要，但从长远的产业竞争看，真正决定大国经济权力兴衰的，并非谁先做出技术创新，而是谁更有能力将技术在经济领域中应用和扩散。

二十多年来，中国尽管在原始技术创新突破上仍然落后于美国，甚至是日本、英国和德国，但因为拥有一批具备强大技术转化应用能力的企业，让中国形成了全球最有活力的技术扩散生态，因此，使得中国的相关产业获得全球竞争力优势，比如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全球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工业机器人、智能家电产量全球占比也在50%以上，以至于这些年出现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优势。

在数字经济领域，腾讯、阿里、美团在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方面也是全球最卓越的，他们缔造了全球最有活力的互联网经济体系，并且将互联网转化为一种社会通用技术，推动了工业、农业领域的信息化，所谓“造车新势力”等新的制造业概念，都是依托互联网企业搭建的信息基建这张皮进行的。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也表现出应用转化的优势，目前腾讯等企业在积极与Deepseek等大模型融合，推动这些创新向生产、生活场景转移，成为社会通用技术。

所以说，中国的创新模式可能无法实现激进的“熊彼特式”发明，但它可以在创新和持续改进方面取得行业领导地位，并依托经济规模优势，获得在创新链终端的竞争优势。

再次，中国形成了一批具有原创能力的企业，他们具有规模性的研发队伍，以及多元化的海内外交流通道，成为变化复杂环境下的中国科技的压舱石。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2024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中国有21家企业进入全球研发投入100强，其中华为研发支出超过200亿欧元，位居世界第六，研发投入比为22.4%；腾讯研发支出超过80亿欧元，世界排名第19，研发投入比为10.5%；阿里巴巴研发投入66亿欧元，世界排名第30，研发投入比为5.6%。

从规模上讲，上述三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印尼这类大型经济体的举国研发支出；从成果上讲，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3月的统计，去年全球PCT专利排名前50机构中，有15家来自中国内地，华为、京东方、中兴、腾讯、宁德时代等几个企业的专利之和超过了英法这种科技强国。这些企业尽管这两年业绩增长收缩，但是仍然起到了对外输送人才、提供技术基建的基础性作用，减少了科技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波动。

最后，但是仍然非常关键的是，中国科技创新力的进步要归功于政府对自主创新的重视。在201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企业界沉浸在全球化叙事中，认为强化技术自主是一种民族主义偏见、高成本的不理智行为时，中国高层就预判到全球化的脆弱性及其带来的风险，从2014年起就“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的国策，进行政策和资金上的引导，尽管我们对资金使用效率有待观察，但是无疑发挥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的脆弱性：

1. 创业市场投资不活跃，资本缺乏，年轻人也都失去创业热情，热衷考取体制内编制，2015年全国有7468个项目拿到风险资金的投资，2024年下降到3259个，缩水60%以上，中国创新后劲衰退，独角兽增长大幅下滑就是证明，说明我们的科技增长性有可能收窄。

2. 最近一些年为博士为主体的工程师队伍培养教育严重“水化”，年轻人才整体质量不高。

3. 民企投资信心依然不高，202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上升0.9%，2023年、2024年两个年度则负增长；股市也是剧烈起伏，2022年1月以来，始终没有突破3400点。

4. 由于经济基本结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的瓶颈也始终不能突破，居民消费的GDP占比始终在40%以下，低于市场经济国家近20个百分点，消费可增长性空间狭窄，意味着市场增长空间也有限，这也严重约束了创新的增长，迫使企业走向内卷化。

所以，我们对中国抱有审慎的乐观态度，美国很难通过关税和出口限制来根本削弱中国经济增长力，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就可以高枕无忧，中国的前景仍在于做好自己的深层次改革，包括尊重法治、产权、一定尺度的言论自由，以及坚持扩大开放的路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赛格大道，作者：BJ王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