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学术领域，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现象。部分大学教授竟将搞科研工作批量“外包”出去。他们本应是学术的引领者和创新的推动者，却为了追求成果和名利，将科研任务转交给他人。这些被外包的科研工作往往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可能存在抄袭、造假等问题。这不仅损害了科研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让真正致力于科研的人感到失望和无奈。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学术道德和规范，破坏了大学的学术生态，亟需得到严厉的整治和规范，以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和公信力。

科研项目：研究生PK研究生

每到科研项目申请季，一些院校里会有以下画面。

“纵向项目”科研过程：

博导：“我们的本子（项目申请书）好像是后天交吧？讨论下”

博士生：“好的老师，您的本子应该是后天交”……

“横向项目”科研过程：

博导：“明天约了xx（公司）开会，这个材料你跟程总对下，完了明天整理新版去盖章……”

博士生：“好的，老师”

“喂，您好您好，程总，不好意思晚上打扰了，我是胡老师的学生xx，明早我们两边不是开会嘛，来跟您问下材料上……”

博士生网友分享的部分“科研日常”

每年春季，中国学术界的“年度大戏”——项目申请拉开帷幕。在这场科研资源的争夺战中，一个鲜少被公开讨论的现象浮出水面：一些基金项目申请书的“撰写”与“评审”，可能背后都是博士研究生之间的PK。

根据部分纵向项目申报指南，在读研究生（申请截止日期前未获得学位者）原则上不得作为项目申请人，但“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在导师同意的前提下，可申请项目。而实际上，一些导师将基金申请书的撰写任务“外包”给博士生，尤其是高年级博士生。他们熟悉课题方向、掌握实验数据，甚至比教师本人更了解项目细节。一位不愿具名的博士生坦言：“从立项依据到研究方案，甚至预算编制，基本都是我们来写，导师只负责签字和挂名。”

更有甚者，一些院校出现“博士生参与项目评审”的灰色操作。由于评审工作量巨大，一些导师将收到的本子转交给博士生“预审”，并要求撰写评审意见初稿。有参与过此类工作的博士回忆：“导师会说这是‘学习机会’，但自己能有‘毙’掉不少青椒本子的‘权力’，怎么说呢，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博士生网友分享的“撰写”与“评审”工作

这种“以学生审学生”的循环，本质上是学术资源的代理战。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逐年增加的数十万份基金申请书背后，可能隐藏着无数博士生的“隐形劳动”。

如果说纵向项目的“外包”是“铤而走险”，那横向项目的“外包”在对比之下显得理所应当。

博士生，尤其大量理工科博士生每日在实验室“打卡上下班”，不少人自嘲未出校园却早早享受“打工牛马”的滋味。横向项目中，博士生的人力成本远低于市场价，是低价乃至免费的劳动力。以横向合作的实验为例，专业公司完成某一项服务的报价约为数万元，而博士生仅需消耗数月时间和少量耗材成本，这种“低成本高产出”的模式，让导师倾向于内部“消化”横向科研任务。更不提，博士生还能不计报酬地完成合作中诸多“跑腿”“对接”琐事，只需一笔小小劳务费便可打发。

博士生网友关于“做横向”的求助与经验教训分享

高校教师尤其是许多教授的课题组里，研究生跟从导师做课题符合“惯例”，但实际上大量“导”“生”的身份角色变成了“包工头”（拉项目的）和“科研民工”（干项目的），研究生往往是一线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或操作者。另一程度上，他们成了大学教授争夺资源的“工具人”。

谁得利？谁得弊？

这种“外包”科研模式下，科研创新成果能达到预期吗？

一面，是“学术快餐”的批量生产。为了满足“短平快”需求，博士生在导师的要求下，不得不压缩实验周期、简化数据分析，甚至选择性“改造”实验结果，得出研究发现。有人透露：“层层push下，项目都是被催着发文章结题，我只能把三次重复实验改成两次，反正几乎没人细看原始数据。”这种功利化操作不是个例，在这样的导向下，大量论文实际沦为同质化的产品，既无理论突破，也无应用价值。更有数据造假、论文抄袭等行为因监管缺位而滋生，哪里还有学术成果？喧嚣过后只剩一堆无用的垃圾。

一面，是“导生关系”的冷漠淡化。层层加码的“科研KPI”，压到学术金字塔最底层直指博士生，他们往往承担着科研项目中最繁重的实验、论文撰写和数据分析工作，但其劳动价值长期被低估。以某双一流高校理工科课题组为例，博士生工作强度堪比大厂“996”，但每月津贴不足3000元。也难免有人苦笑：“实验室里仪器的折旧费都比我们的人工费高，说实话，别人吃肉，我们喝汤渣渣，还得抢着喝”。权力不对等，使得博士生在学术劳动分配中处于绝对弱势。多数博士生在“导师制”下对权力上位者只有“服从”，往好了说是利益一致的“合作关系”，往差了说是“相看两生厌”的塑料师生。

“变味的导生关系”与“消失的科研信心”

长期“打工”使不少博士生对科研失去信心、耗尽热情，原创性思考被扼杀，比起科研成果“虚假繁荣”，更严重的后果是潜力人才的学术创新力萎缩。在“外包”模式下，不少年轻学者不再有“学术理想”的驱动力，对心目中曾戴有光环的“科研”二字也彻底祛魅了，逐渐参透这场“名利游戏”的规则。有人离开，有人留下，当无力改变生态之时，后者大多延续这种“驯化与被驯化”的游戏。

要说这游戏中，谁赢谁输？恐怕答案是：无。

被驯化的博士生，沦为炮灰，驯化人的教授们，也难代代高枕无忧。没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产出，就很难有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再投入进科研领域，蛋糕越来越小，最终砸的是每一位科研人的饭碗。

科研“外包”，该叫停了！

大学教授为何热衷将科研“外包”给学生？表面看是所谓“效率至上”，里层照出的是制度性困境。

上有量化考核的“鞭子”，下有“导师制”的“钳子”。

部分教师，是“情非得已”。比如，双一流高校的一名教授年均需承担1-2个国家级项目，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指导近10名研究生，同时应付教学、行政事务等等。在时间与精力极限压缩下，“外包”成为生存策略。“不让学生干，我自己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另一部分教师，是贪恋“名利”。考核尚且能应付，但乐于狂拉横向“当老板”，将任务拆分给门下学生，将其视为“私有劳动力”，通过控制毕业进度、论文署名权等手段强化支配地位。甚至有人在组会上大言不惭：“没有我的资源，你们一文不值！”。

高校教师，苦科研考核重压久已，高校博士生，苦科研“外包”久已。“内部外包”这种异化的科研模式，是时候叫停了。

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充满信心的年轻人才梯队，亟需一个新的学术生态。一方面，评价体系亟需重构，弱化项目数量考核，强化质量导向。另一方面，完善对导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制约其对研究生的不合理要求，比如由学术委员会对导师课题分工进行合规性审查。此外，在合理分工下保障分配公平，明确科研团队中不同成员知识劳动的价值回报，确保包括博士生在内的不同人员在科研项目中的署名、收益分配等权利。

科研本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一场探索真理的浪漫远征，却在“外包”浪潮下变成了冰冷的流水线生产。在高校教师忙于拉关系“跑项目”、博士生困于“搬砖”时，哪里还有真正的“科研人”？叫停这种“变味儿的科研”，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刮骨疗毒，更需科研共同体在建立新的生态上达成共识，“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蔚青学者说，作者：风清气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