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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7年位居全国“消费第一城”，上海正在直面挑战。

今年一季度，上海社消零被重庆反超，相差约146亿元。眼下，差距开始缩小，1—4月，上海市实现社消零总额5355.46亿元，同比下降0.3%；重庆5385.43亿元，同比增长4.4%。

前两天，上海印发《上海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下称《方案》）。这也是继今年最大补贴力度的“五五购物节”之后，上海拿出的一份系统性促消费“打法”，无疑备受关注。

纵观《方案》提出的六大行动，不乏新亮点、新举措。首提“丰富悦己消费”，被认为是上海培育新型消费的一大特色，“夜校经济”“二次元经济”不仅接地气，也符合年轻人的消费趋势；而多维度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又契合了上海服务消费的旺盛需求和强劲的增长势头。

如果说这些措施仍主要聚焦消费本身，那么，更显“反常”的是，“城乡居民增收行动”和“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被置于促消费的首要位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伯超曾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评价，这意味着“上海尊重消费基本规律，明确看到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而作为全国消费的“领头羊”和“风向标”，上海这一改变背后的原因，也值得再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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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并非首个出台新一轮促消费政策的省份。

自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来，湖南、浙江、广东、湖北等省份均已做出相关布局。纵观这些省份的政策文本，基本上都与全国层面的政策一脉相承，将城乡居民增收和消费能力保障置于靠前位置。

对这一明显转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曾解读，“此前的消费政策大多从供给侧入手，强调以供给引领创造需求。这次方案在需求侧加大政策力度，着力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努力让老百姓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同样是增收减负，不同省份的“打法”略有不同。

广东增收突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视。在“推动工资性收入合理平稳增长”的安排中，放在首位的就是两项行动：通过“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吸纳10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同时，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比较特别的是，广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圈建设，加强就业驿站、零工市场建设。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则格外强调企业的作用。比如，稳定就业的核心被放在企业身上，对就业标杆效应好的经营主体，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建设用地计划、提供用工支持服务；再比如，浙江还提出“真金白银”鼓励创业，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支持。

相比之下，上海多了些许面向未来的布局，借“促消费”探索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意味也颇为鲜明。

比如，上海不仅强调技能培训教育对增收的作用，还谋求对培训进行提质增效，特别提到将实施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重点行业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由此，不仅针对性解决用工结构性矛盾，也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的能力转型。

对于生育养育“减负”问题，上海也不止要“普惠”，也意在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各省均探索育儿补贴落地的情况下，上海还提出“探索增加育儿假和配偶陪产假”，进一步为“没时间消费”的局面“松绑”；而“建设高质量幼儿园”“开展未来学校探索”，有助于解决养育需求“从有到优”的难题。

如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分析，贸易一般被认为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最硬的一张牌，在发力消费上，上海一直走得更前一步，给未来做示范。从此轮促消费政策来看，上海将模式和路径创新的探索延伸至改善供需两侧上，既是满足新发展阶段所需，更将引领其他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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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来说，这份政策的“转向”尤显重要。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人呼吁，促消费应将重点放在增收上。一种代表性观点，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等人此前撰文提及，当前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就业以及可支配收入增长预期降低。

去年，全国有23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出现放缓，其中，北京、上海两市增速下跌最明显。去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4万元，仍高居全国省份第一，比第二名浙江高出2万余元，但增速仅为4.2%，不仅在前十省份中垫底，而且比2023年下降2.3个百分点。

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去年增速一定程度上是前年高增长后的“回正”。过去五年，上海经历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大幅起落，特别是疫情影响下2022年跌至2.0%。然而，从消费来看，影响又确实存在——去年，上海人均消费支出为5.27万元，同比增长仅为0.4%。

更多消费细节揭示出上海收入和消费的关系。根据上海统计局数据，去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1%，其中，在吃、穿、用、烧四大项中，仅吃的商品实现正增长，为1.6%，用的商品和烧的商品分别下降5.6%和8.9%。

此前，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城乡消费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汪伟就曾分析指出，消费结构差异是京沪两市消费表现出现“反差”的原因之一。两市消费偏重大宗商品和高端服务，比如汽车、奢侈品、高端餐饮等，这些消费往往受经济下行冲击更大。对此，收入增速放缓的影响也无疑更为突出。

当然，增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推动消费增长。

曾刚提到，关于促消费，外界存在两种不同声音。一种聚焦在有消费能力但无消费意愿的高净值人群，认为应该进一步撬动他们的消费需求，其证据是此前高端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另一种则聚焦在有消费意愿但无消费能力的人群，这些也应是政府推动增收的主要人群。

从此轮政策来看，上海对于增收促消费的探索，主要瞄准后者。在消费需求端，首要促进就业、让更多人通过就业具备消费能力；在供给端，迎合当下从讲究“性价比”到“质价比”再到“心价比”的趋势，特别是首提推动“悦己消费”。被“点名”的健康养生、兴趣课程、解压疗愈、宠物陪伴甚至二次元等业态，不仅贴近生活，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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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有待进一步增收减负的消费者，一面又是面向未来的消费愿景，上海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

在曾刚看来，这两个目标看似矛盾，实则有机统一。比如，通过增加就业，失业者成为在岗人员，有了工作能力，一方面能带动消费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还能支持生产，其中就包括了面向未来的高端消费供给。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效率就提高了、健康水平也提高了，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当然，这也考验政策的执行方式。比如，上海将推进技能培训教育提质增效作为一项重要的推进增收、助力未来产业与消费业态的方式，如曾刚所说，能否学习德国、新加坡等国家，构建一套培训奖励机制，对于参加相应培训的人员给予金钱支持，“不仅不交学费，还能发生活费”，等培训完成后，他们进入职场，可能创造更大的财富。

他还建议，除了提供直接就业岗位之外，还能否考虑提供更多间接就业岗位，比如实习等，提供职前准备阶段的各类措施，从而完善整个就业环境。

往大了说，这实际上是面向消费型社会的观念转变。

学界的一种共识是，我国正在经历从依赖“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但这并不只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还涉及一种以消费为驱动力的社会整体转型。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等人在论著中指出，这意味着，我国要从消费不足、企业产品销售不畅、年轻人失业率高、通缩风险、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等以消费抑制为特征的经济循环中走出来，这就必须依靠强大的逆周期政策来打破，靠深化改革措施来扭转，包括由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也包括从收入端和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繁荣。

其中，一个重点在于以人为中心的结构性转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要“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从某种意义上，在此轮转型中，上海有“先天优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指出，我国正处在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广大社会成员的需求已从私人产品短缺转为公共产品短缺，为此要加快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要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服务消费恰是上海的“长项”。数据显示，尽管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缓，但服务消费增势迅猛，成为消费新增长点，此次《方案》也突出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借力新一轮促消费，上海能否早一步探索消费社会发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