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和索罗斯，这两位投资界的传奇人物，虽同年出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

巴菲特出生于 1930 年 8 月 30 日，他以稳健的价值投资理念闻名，长期持有优质股票，打造了庞大的财富帝国，成为华尔街的神话，其投资风格注重长期价值和公司基本面，稳扎稳打。

而索罗斯出生于 1930 年 8 月 12 日，他擅长对冲基金交易，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大胆的交易策略著称，能在市场波动中精准获利，其投资风格充满冒险与激进。

一个是价值投资的典范，一个是对冲交易的高手，他们在投资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年同月出生，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投资之路，演绎着“同年同月不同命”的精彩故事。

一、死亡游戏与滚雪球

1930年对于投资界是神奇的一年，这一年，仅仅相隔18天，就诞生了两位投资大师：索罗斯和巴菲特，他们长期创下惊人的投资年化收益，但他们的投资理念、人生经历乃至影响世界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理念深刻改变了金融市场的投资逻辑，其倡导的长期主义、理性决策和企业治理原则，影响力超过投资界；

而索罗斯的理念和实践对金融投机交易的影响更大，他对一国货币体系发起的攻击行为，也饱受争议，被指责为加剧市场动荡、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利用金融危机大发横财。

这两个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投资大师，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首先可以归因到他们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世界观和因此而来的投资方式。

巴菲特出身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股票经纪人兼国会议员，崇尚自由市场和保守主义价值观；母亲是家庭主妇，家教严谨。

而父亲的职业背景，又让巴菲特从小就接触金融，拥有理财意识，并很早就开始积累财富——滚雪球，家庭氛围让巴菲特崇尚理性、纪律和安全边际，可谓人间正道。

相比巴菲特太过幸福而显得有点普通的童年，索罗斯的童年可谓惊心动魄，他出身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律师家庭，也因此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下，甚至被迫把姓改成犹太人不用的“索罗斯”。

1944年，德国攻占布达佩斯，在接下来的12个月，屠杀了40万当地犹太人，索罗斯的父亲成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专家，他带领全家人逃亡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购买了假身份证件，在家安排了11个紧急藏身之处，其中还有一条隐秘而坚固的地窖。

索罗斯回忆当时父亲告诉他的话：“乔治，这是一次非法的占领，因而常规的方法不管用，你必须忘记你在正常社会的行为方式。”

这一段“亡命天涯”的经历，索罗斯后来常常提起，对他的投资观有很大的影响，比如：

任何时候，都要对未来的风险作准备（改姓）；

非常时刻，你就不能按常理出牌（买通官员，办假证件）；

但冒险时，不要孤注一掷（多个藏身之处）。

更重要的是，这一段历险，也让他对现实充满不安全感，随时都会转变自己的观点，改变头寸的方向。

15岁，当索罗斯跟随父亲在地窖里东躲西藏时，巴菲特跟随被选上国会议员的父亲迁到华盛顿，成为同学中唯一的“生意”人，用送报纸和卖爆米花的钱，投资股票，并在15岁时成功地让他的个人财富达到1000美元。

少年索罗斯也有他的“金融冒险”，主要是为家里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黑市上卖掉，在这里，他学会讨价还价，提防骗子和小偷，他还见识了同一样东西（比如香烟）在不同的时候拥有完全不同的价格，第一次意识到金融的神奇之处。

二战结束后，他们一家终于安全了，但匈牙利却被苏联控制，此时已充满冒险精神的索罗斯，提前意识到未来经济社会将全面僵化，17岁高中毕业后，他就想办法到英国留学。

索罗斯此时已经提前表现出他日后对国家政治变化的敏感性，9年后，苏联入侵匈牙利，大批民众，包括索罗斯的父母，踏上了流亡之路。

而这一年，巴菲特也提前体现出他对商业机会的洞察，他和朋友合伙买了一台旧弹子机，将其放在理发店出租。几个月后，生意就扩展到了七八台弹子机。

两位未来的投资大师，在不同的世界里，向着不同的方向探索。

二、哲学梦与价值投资学徒

由于索罗斯父亲在战乱中耗尽了家产，索罗斯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伦敦，一边打工，一边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这使他经常受到经济上的困扰，直到一次，在工作时摔断了腿，并在身体里留了两根永久的钢钉，拿到了定期工伤赔偿，才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专心从事学业。

这段时间，他最感兴趣的是哲学，并幸运地遇到了改变他的思想的人，他的导师、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大师卡尔·波普。

卡尔·波普对索罗斯的影响可谓全方位，他认为科学方法的核心是“可证伪性原则”，影响了索罗斯对内在价值的怀疑；他的“开放社会”的理念，影响了索罗斯对经济社会危机的看法，他后来致力于宏观对冲策略；索罗斯鲜明的政治立场更与卡尔·波普有关。

索罗斯一直希望成为哲学家，写自己的书，但又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接受一些临时的销售方面的工作，结果两方面都没有做好。在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哲学家那块料时，他像其他的同学一样，找了一份金融机构的助理类的工作。

但这份工作也不顺利，他经常把账目搞错，他的很多想法和冒险的念头，在这家保守的公司根本行不通，最终，他接受了朋友的推荐，准备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试试运气。

相比之下，这段时间巴菲特的经历就太顺利以至于太平淡了，他17岁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业管理，后被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理论吸引，转入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拜师于他门下，毕业后又进入格雷厄姆的公司，担任分析师，一干就是三年，期间还结了个婚，生了他的长子。

但巴菲特终究和那些华尔街圈子的经纪人、分析员不同，他意识到华尔街这种喧嚣的地方反而不利于他对企业价值的判断，1956年，他返回家乡奥马哈，准备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正是这一年，索罗斯却踏上华尔街的土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这一年，他们26岁。

三、欧洲专家与美国烟蒂

刚到纽约时，索罗斯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计划，5年赚50万，然后回英国继续研究哲学，没想到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纽约，索罗斯终于在金融圈找到了自己擅长的方向——全球套利，可以充分利用他的优势，比如了解欧洲的金融市场，有欧洲的关系网络，并且精通法语和德国，更重要的是，这是当时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机会立刻就跟来了，苏伊士运河冲突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索罗斯不断通过英国的关系网络，寻找欧洲被低估的投资标的，再出售给华尔街，做了几个月的“搬运工”，他为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这种利用事件的机会在全球不同大类资产之间反复套利的交易，在当时还不是主流，但跟索罗斯后期的那些著名战役非常类似，让他如鱼得水。

索罗斯的哲学功底也帮了他一把，他可以在很少的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以强大的逻辑说服买家，完成这些跨洋套利交易。

之后几年，索罗斯一直在这个新兴的细分赛道上，以“欧洲证券专家”的名头，在华尔街打出了自己的名气。

与此同时，巴菲特在奥马哈也创造了他的业绩神话，合伙人基金13年年化达29%。这段时间，巴菲特的主要投资仍然延续着格雷厄姆时代的“捡烟蒂”的方法，收购股价远离于真实价值的公司的股份，采用不同的手段，等待或推动股价上涨，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套利，他甚至在信中说：“我们不投资企业，我们投资价差。”

虽然在外人看，业绩优秀，但巴菲特自己却知道，瓶颈马上就要到了：一方面规模变大后，加上市场估值不断上升，“捡烟蒂”的方法常常失效，比如投资登普斯特农具，让他陷入管理层的复杂事务，投资伯克希尔的失败，则是更大的警告；另一方面，他也在怀疑，格雷厄姆方法的本能缺陷，只看财务报表，不深刻理解公司的业务，是正确的投资方法吗？

而1967年对运通公司的投资，让巴菲特坚信，自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详见《投资运通：6000字详解巴菲特转型的关键一战》一文）。

最终促使巴菲特摆脱格雷厄姆方法的，还有芒格的影响，芒格告诉他，与其用便宜的价格买入平庸的公司，不如用正常的价格买入优秀的公司。

1968年，‌芒格与巴菲特一起买进了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开启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合作。

就在同一年，索罗斯也遇到了他此后十年最重要的搭档，和他一起开创量子基金投资神话的吉姆·罗杰斯，罗杰斯擅长行业和具体公司的研究，索罗斯主导对机会的判断、决策和交易。

万事俱备，1969年对于两人都是转折之年：

当年，巴菲特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关闭了合伙基金，专注于经营伯克希尔，他要开创一种全新的投资模式——这可能是巴菲特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否则他可能跟芒格一样，合伙基金因为熬不过1973~1974年的大熊市而清盘，至少投资人的压力无法让他在熊市中大捞便宜货，实现他巅峰期那些代表性的投资案例。

同一年，羽翼丰满的索罗斯开创了自己的双鹰对冲基金，几年后，索罗斯自创门户开创索罗斯基金时，这些人都成为他的第一批投资人。

四、货币战争与伟大的公司

70年代是美股自大萧条后最差的十年，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这段时间收益非常好，没有一年亏损，主要是因为对冲基金还可以捕捉做空的机会，年化达到了27.7%。标普500指数收益仅为5.5%。而此时，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两大战役还没有打响。

索罗斯将哲学思考融入到投资中，其中最重要的“反身性”理论总结在他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他认为，不但价值决定价格，虚拟的股票价格和实体经济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这就是“反身性”。反身性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外汇市场，因为外汇没有实际价值，趋势随机波动，预期会影响价格，价格又会影响预期，所以索罗斯成熟期的几次重大成功都是在外汇市场的“货币战争”。

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投机自由”，量子基金属于高认购门槛的封闭式对冲基金，利用离岸架构，避开SEC的繁琐审查，使他可以建立大规模的杠杆，利用“宏观择时+杠杆套利”，让极少数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极快的决策，以几十亿的规模，撬动上千亿的资金，甚至能动摇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并最大化回报。

1992年的“狙击英镑”事件，量子基金几十倍杠杆大举做空英镑并成功迫使英国退出汇率机制，获取10亿美元利润，这种操作普通基金无从模仿。

同样在这十年，巴菲特的年化收益也达到了29%，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在伯克希尔时代全面成熟，本着“以合理价格买入伟大公司”的原则，先后投资了喜诗糖果、吉利、华盛顿邮报等经典案例。

更重要的是，巴菲特走上了“利用保险浮存金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道路，伯克希尔旗下的多家保险公司，每年收保费，未来才需理赔，这不是普通债务，不需要按时偿还，不会触发强制平仓，所以这笔钱在理赔前可以进行长期股权投资。

巴菲特投资的大部分都是未上市公司的股权，这一类股权价格便宜，盈利稳定，所以收益率通常很高，而且未上市股权没有股价的波动，这让伯克希尔在财务上非常漂亮，估值远高于一般的保险公司或投资公司。这一类股权的流动性差，一般证券投资基金没法买，却刚好与伯克希尔的资金性质匹配。

1980和1990年代是他们全盛时期：

巴菲特继续深耕价值投资，购入可口可乐、富国银行等核心资产，长期主义正盛；而索罗斯击垮英镑、狙击英国央行，转战东南亚，引发亚洲金融危机。

不过，到了2000年以后，年过70的两人，好像都落后于时代了：

巴菲特对互联网行情采取了一贯的“不懂不碰”的态度，此后几十年的收益也下降了一个台阶，勉强跑平标普500指数；而索罗斯更是明显力不从心，全力参与互联网行情，却连续几年负收益，最后不得不宣布退休，结束了自己的投资生涯。

相比而言，巴菲特的投资生命更久，跟他的投资方法有关：两个人的共同点在于，都高度依赖个人的主观判断，但索罗斯的方法，要求对大量信息快速反应和判断，很可能后来他的精力也跟不上了；而巴菲特的方法，更依赖于长期积累的个人经验，企业财务是一个慢变量，不太需要对市场快速反应，反而越老越精。

五、反身性与长期主义

最后再总结一下这两个人在投资风格上的差异的形成原因：

投资是高度不确定的事，所以富豪榜上大多是实业家，很少有靠投资上位的，而两人的解决之道完全相反，索罗斯是“以毒攻毒”，巴菲特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

索罗斯的童年一度笼罩在死亡与谎言之中，在英国边打工边上学，习惯于在危机中抓住每一次机会，又不会让自己陷身于其中。

索罗斯受波普尔的影响，强调人类认识的有限性，需要不断修正观点和决策，所以证伪比证明更重要，索罗斯也认为：“在金融市场中，事情总是出乎意料。即使你是市场上最聪明的人，也会犯错……，如果你要在投资领域中获得成功，那么你必须学会在你犯错之前把你的错误识别出来。”

相比之下，巴菲特生活在美国实力不断上升的年代，好像在一部上升的电梯中做投资。难得的是，巴菲特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卵子彩票”，他的投资对象也基本上都是美国企业，行业也是自己能搞得懂的。

索罗斯是动荡混乱中锤炼出的“生存博弈者”，经历过各种欺骗，受到导师“知识不确定性”的影响，对价值本身深表怀疑，他说：“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巴菲特是和平秩序中生长出的“价值信仰者”，更容易相信某些东西自有内在价值，只是需要时间等待，他认为：“短期来看，市场是投票机；但长期来看，它是称重机。”

索罗斯少年时，为了卖家当，不得不和各种危险的人打交道，这也让他在投资中更关注人的行为，形成擅长博弈的投资风格，更关注宏观机会，投资更像一场政治与心理的战争，他说“赚钱不是靠你对未来的看法是否正确，而是靠你在别人犯错时反应得有多快。”

而巴菲特在投资中几乎没有遇到过重大挫折，这也让他几乎不关心其他人的看法，更关注微观企业的成长，相信投资如同种果树、等它开花结果，他说“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只股票十年，那就连十分钟都别持有它。”

六、永远不终结的投资游戏

1963年，已经远远不止赚了50万的索罗斯，还没有忘掉他的五年计划，他一度重燃哲学家梦想，写了《意识的重负》，并寄给他的导师波普尔，希望得到点评和出版的机会。没有想到波普尔早就忘了这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了，以为是一个热爱他的思想的美国人，所以只是简单地鼓励他继续思考。

索罗斯从此彻底放弃了做哲学家的念头。

无独有偶，巴菲特也曾与妻子苏珊达成过“赚到800万或1000万后减少工作，回归家庭生活”的约定，1966年，苏珊不停地提醒，他们已经达到了，但巴菲特却总是从一个项目忙到另一个项目，他可以答应妻子所有的承诺——除了这件事。

到了这个程度，投资的动机已不再是“赚钱”本身，而是先变成一种由复利思维的惯性驱动的“智力游戏”，再被赋予追求“资本配置效率”的使命感，最后成为他们影响世界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