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 郭于玮 章怡（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万亿级城市，产业升级

截至2024年，我国共有27 个城市（不包括港澳台）GDP突破万亿元，这27 个GDP万亿级城市以不足全国3%的国土面积，承载了24.7%的常住人口（2023年），2024年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0.9%，是我国当之无愧的经济“增长极”。

发展概况上，我国自2006年出现首个万亿级城市（上海）以来，至今已经形成1 个五万亿级（上海）、1 个四万亿级（北京）、3 个三万亿级（深圳、重庆、广州）、4 个二万亿级（苏州、成都、杭州、武汉）、18个超万亿级城市的金字塔梯度分布格局。这些万亿级城市均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主要围绕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布局。其中，北上广深以及浙江、江苏的城市普遍处于“总量高、质量好”的发展区间，2023年人均GDP已达到国际标准的发达国家门槛。

产业“起飞模式”上，一方面，万亿级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表现出差异化的“两种特征”。15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拥有更多科教文卫资源和省属企业总部的发展便利，承担着服务全省的功能，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12 个非省会城市若能跻身GDP万亿行列，做强做大工业几乎是普遍的方式。另一方面，产业地理存在两种类型，江浙沪、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为“组团发展”型，凭借较大的经济体量和完备的主导产业，区域内形成“多中心”，发展相对均衡；中西部省会为“区域中心”型，凭借“强省会”战略集聚省内资源，区域发展以省会带动周边地市为主。

产业“晋级模式”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据产业技术含量和创新基础实力两项指标区分三种类型，建议“内生创新型”（10个城市）承担好我国创新引领者的角色，关注自主创新，寻求技术突破，加速布局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率先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等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产业；“辐射升级型”（10个城市）融入城市群的大合作氛围，承接高技术产业转化，寻找细分领域的创新突破机会；“传统提升+换道超车型”（7个城市）在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增加科技含量，结合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寻找发展新赛道。

GDP突破万亿是城市经济实力达到一定高度的直接体现，标志着其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有潜力跻身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枢纽。截至2024年，我国共有27个城市（不包括港澳台）GDP突破万亿元，这27个GDP万亿级城市以不足全国3%的国土面积，承载了24.7%的常住人口（2023年），2024年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0.9%，当之无愧承担着我国经济“增长极”的角色。

一、万亿级城市发展概况

1.1 发展历程

回顾我国万亿级城市的发展历程，2006年，上海GDP首破万亿元，成为我国第一个GDP万亿级城市；此后，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陆续在2007年、2010年、2011年进入万亿级行列。至2015年，我国有10座万亿级城市，重庆、武汉、成都等中西部头部城市入围。接下来的10年，长三角、珠三角及海西地区在沿海开放的推动下，成为我国万亿级城市最为集聚的地区。2024 年，我国的27 个GDP万亿级城市的经济体量呈现金字塔梯度分布格局，上海（>5 万亿元）、北京（>4万亿元）位居金字塔顶端，3个三万亿级（深圳、重庆、广州）、4个二万亿级（苏州、成都、杭州、武汉）、18 个超万亿级城市紧随其后。接下来，2024年GDP超过9500亿元的温州、徐州、大连最有可能成为新的“万亿之城”。

从经济位序来看，北上广深的经济体量稳居前五，2024年重庆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城。若将各万亿级城市2024年的经济排名与其进入万亿级的初始排名进行比较，排名提升最明显的是福州、宁波，排名下降较大的是天津、泉州。其中，福建省的两个万亿级城市“一升一降”，这和省内的“强省会”战略有关，传统工业城市泉州的产业升级仍需推进。深圳、天津、苏州、重庆作为2011年的“同榜进士”，但后期发展分化较大，天津与其他城市的差距愈加明显。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排名均为正增长，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重庆、成都是中部地区的火车头，江苏5市的经济位次表现相对平稳。

从空间分布来看，万亿级城市均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主要围绕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布局。沿海开放带动了沿海经济带17座万亿级城市，长江流域带动了沿江经济带7座万亿级城市，首都北京带动了京津冀城市群3个万亿级城市。具体到重点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成渝、福建、湖北共有21 个万亿级城市，占比77.8%。对比来看，我国尚有接近一半（15个）的省份未有万亿级领头羊，尤其是东北地区万亿级城市仍缺位。

1.2 发展质量

经济总量破万亿后，质量提升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心，相对于GDP总量指标，人均GDP更能反映城市的生产效率和居民的生活水平。

总体来看，万亿级城市的人均指标表现存在差异，北上广深以及浙江、江苏的城市普遍处于“总量高、质量好”的发展区间，2023年人均GDP超过15万元/人，已达到国际标准的发达国家门槛。其中无锡人均GDP达到20.6万元/人，排名万亿级城市首位。南京（18.3万元/人）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会城市，广州（16.2万元/人）、杭州（16.1万元/人）紧随其后。而中西部地区的西安、重庆、成都、郑州等城市，虽经济总量引领全国，但10 万元/人左右的人均GDP仅稍好于全国平均水平（9.17万元/人），这和当地的人口基数、产业结构，以及区县经济发展均衡性有关。

从GDP增速来看2024年以来的万亿级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增速位居前列的城市，通常有较好的“工业动能”。泉州、南通、烟台、合肥、常州、福州、苏州在2024年的GDP同比增速均超过6.0%。其中，泉州2024年工业投资增长18.0%，规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9%，链式思维引领传统产业持续迭代，以休闲体育为特色的纺织鞋服产业入围国家级产业集群。烟台、合肥主要依托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2024年烟台汽车产值突破千亿元，同比增长8.7%，合肥跃居新能源汽车产量全国第二城，在汽车产业带动下，两城在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更是数一数二。苏州则在“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集中发力，2024年服务机器人、光伏电池、传感器产量分别增长165%、40.6%和75.9%。

经济增速偏缓的城市主要受产业结构拖累，新旧动能转换接续力度不足。广州、佛山2024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1%、1.3%，落于万亿级城市末位，远低于全国5.0%的平均增速，两市在2025年第一季度仍旧延续低增速水平。汽车、房地产行业是两大拖累因素，广州2024年汽车增加值同比下降18.2%，先进装备制造业下降14.7%，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4.8%；佛山2024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6.3%，与房地产紧密关联的金属制品业、陶瓷压机等专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行业增加值不同程度下降。

二、产业“起飞模式”

2.1 产业结构

根据城市行政地位不同，万亿级城市的三次产业结构表现出差异化的“两种特征”。一是15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2024年的三次产业平均比重为2.0：27 .9：70.1，第三产业占比普遍较高，尤其是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二是12 个非省会城市三次产业的平均比重为2.0：44.9：53.1，第二产业占比超过全国水平8.4个百分点，东莞、佛山、泉州、唐山等工业大市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了45 %。

这反映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拥有更多科教文卫资源和省属企业总部的发展便利，更容易发展成为万亿级城市，且承担着服务全省的功能，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非省会城市若能跻身GDP万亿行列，做强做大工业几乎是普遍的方式。除青岛外，非省会万亿级城市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值，苏锡常、深圳凭借高工业占比带动人均GDP排名靠前。

从工业体量来看，深圳、上海和苏州是目前全国工业实力最强的三座城市，2023年工业增加值超过万亿元，重庆、佛山、宁波、广州、无锡、东莞、泉州的“工业底色”亦十分浓厚。从工业占比趋势看，“两种特征”趋于明显。多数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2019-2023年间的工业占比有所下降，工业强市则倾向于持续加强工业占比。不一样的是，合肥、郑州、西安等中西部省会城市仍在制造业领域进一步发力；东部地区的青岛、泉州在旅游、文化为代表的服务业领域产值有所增加。

聚焦到工业结构，我们将万亿级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在工业行业区分为劳动密集、资源密集、技术密集三种类型[1]。万亿级城市是我国技术引领型地区，万亿级城市在9个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国营收份额均超过40%，也高于万亿级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尤其是电子设备、汽车等支柱行业，万亿级城市的营业收入分别达到10万亿、6万亿级别，占全国的营业收入市场份额分别为69.8%、61.2%。我国的电子重镇、汽车重镇密集分布在万亿级城市中，如2024年，深圳是我国汽车产量“第一城”，深圳、重庆、广州、合肥、上海等汽车产量排名前五的万亿级城市共生产整车1173.4万辆，占全国产量的37.2%。

万亿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营收市场份额相对较低，其中，服装服饰、皮革制鞋，以及上游的化学纤维等行业在浙江、福建布局较多，往时尚化、品牌化发展具备潜力；由于万亿级城市人口相对密集，燃气、水等公共事业也占据较多的营收市场份额，但电力等多由资源型城市远程运输供给。

2.2 产业地理

万亿级城市存在两种产业地理模式。一是“组团发展”型，以江浙沪、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为代表，这三个城市群分别拥有8个、4个、3个万亿级城市，东部地区凭借较大的经济体量和完备的主导产业，区域内形成“多中心”，发展相对均衡。二是“区域中心”型，以中西部省会城市为代表，中西部省份只有省会城市入围万亿级行列，凭借“强省会”战略集聚省内资源，区域发展多以省会带动周边地市为主，如成都、合肥、西安、长沙、武汉。

两种产业地理模式下，城市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体量存在差异。“组团发展型”地区能调动区域内资源“多点开花”，城市内部即可形成较多的千亿级产业，按国标分类的工业细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千亿级以上的行业数量均超过4个，万亿级城市中营收千亿级行业数量超过5个的城市几乎都属于“组团发展型”地区（除重庆）。

“组团发展型”地区产业门类相对完备，产业“量级”提升和“能级”增长兼具，城市群内部可以形成更为精细的协作分工模式。如长三角地区已形成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江浙沪的8个万亿级城市工业行业门类较为类似，以电子设备、汽车、通用设备、电气机械为主，但各自在行业细分环节均具备较强的竞争实力，全产业链横向协同发展，形成以上海为核心，苏浙协同制造的跨区域分工体系，在更大范围内组织联合攻关、合作生产。

以大飞机制造为例，上海发挥C919总装制造与系统集成优势，负责整机设计集成及总装，江苏企业负责燃油液压和空气管理系统，浙江企业承担中央翼的中机身装配等。新能源车产业链中，上海聚焦智能驾驶、整车制造，江苏常州具备动力电池优势，浙江在车规级芯片、智能摄像头等配套零部件领域提供支持。

“区域中心型”地区优势资源相对集聚，以强省会为主，东部经济大省可能出现非省会的区域中心。这种发展模式下，省会城市省内经济占比相对较高，如西安、成都、武汉占全省经济比重分别为37.5%、36.3%、35.2%，在万亿级省会城市中排名前三。合肥、郑州、长沙由于所在省份下属地级市数量较多，占全省经济比重不到30%，但从经济首位度（经济总量第一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的GDP比值）来看，合肥相对芜湖、郑州相对洛阳、长沙相对岳阳的GDP比值均超过2.5，省会城市明显承担着省内龙头引领作用。

同样的，“区域中心型”地区优势产业特色鲜明、更为聚焦。郑州、成都的电子设备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43.8%、26.9%，西安、合肥排名前五的工业行业营业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70%以上。中西部省会城市需要构建和强省会相匹配的产业布局方式，一方面，基于既有优势产业，延链补链，做强做大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对于优势不足的行业，通过跨区域协作，找到更多的互补机会，形成更为完备的产业体系。

三、产业“晋级模式”

我们根据城市的产业技术含量和创新基础实力，进一步判断27个万亿级城市未来如何更好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产业技术含量方面，采用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指标来衡量。其中，23个万亿级城市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营业收入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圳、西安、合肥在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带动下，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超过75%。东莞、郑州等则凭借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承接了技术密集产业中对技术水平要求相对较低的加工环节，使其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对比来看，唐山作为钢铁之城，2023年资源密集型行业占工业总营收的83.5%，黑色加工的全国营收市场份额为9.3%。泉州则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占比53.7%，尤其是皮革制鞋营收规模遥遥领先，占全国营收市场份额超过30%。

创新基础实力方面，采用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指标来衡量。2024年12月，国家科技部下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4》，从创新治理力、原始创新力、技术创新力、成果转化力、创新驱动力五大维度设置30项具体指标，对全国101个创新型城市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前15位创新城市均为万亿级城市，万亿级城市中，仅泉州、唐山落于创新能力50名之外。

综合产业技术含量和创新基础实力两项指标，我们将万亿级城市的产业“晋级模式”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内生创新”、“辐射升级”、“传统提升+换道超车”。

3.1 模式一：内生创新

“内生创新”模式适用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武汉、西安、广州、长沙、合肥等10个城市，这些城市创新能力指数排名全国前十，均高于70分；技术密集型行业营收占比超过50%。

这些城市“创新”挑大梁。城市的研究与发展试验经费（R&D）投入强度较高，尤其是北京、深圳、上海的研究投入占GDP比重超过5.0%；城市集聚了一批代表原研创新实力的高等院校和重点实验室，广州、武汉、成都、长沙、西安、南京等城市的属地高等院校数量均超过50家，2024年评估的第五轮学科评估A类学科数量同样排名前列。

未来建议关注自主创新，寻求技术突破，加速布局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率先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等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产业，承担好我国创新引领者的角色，领跑科技竞赛，打造全球创新策源地。

3.2 模式二：辐射升级

“辐射升级”模式适用于成都、苏州、青岛、无锡、常州、宁波、重庆、东莞、郑州、佛山等10个城市，这些城市技术密集型行业营业收入占比较高，城市创新能力指数位于万亿级城市中游水平，特定领域存在创新优势，创新转化能力和制造产业化实力相对较强。

这些城市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等的辐射范围内，能够融入城市群的大合作氛围，承接城市群中创新头部地区的产业辐射。对于郑州、青岛等城市，则需联动周边地市协作发展，在超硬材料、船舶与海洋工程等装备制造领域具备较强的产业实力。

未来建议进一步通过产业协同和功能互补，形成更加紧密的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产业梯次发展和整体跃升。如关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共建集群等，围绕相关产业领域和核心技术环节，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稳链强链。同时，寻找细分领域的创新突破机会，依托单项冠军企业的产品市场、生产技术和工艺地位，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特别对于成渝地区，把握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的机遇，承接更多来自于东部沿海省份的转移资源，并且强化成都—重庆双核联动，打造中西部科创枢纽。

3.3 模式三：传统提升+换道超车

“传统提升+换道超车”模式适用于天津、济南、南通、福州、泉州、烟台、唐山等7个城市，这些城市创新能力指数在万亿级城市中排名靠后；技术密集型行业营收占比等于或低于50%，优势产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

这些城市要在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增加科技含量，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依托行业龙头企业，结合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寻找发展新赛道。

这一思路在城市产业体系构建中已有所体现。如钢铁产量占全国九分之一的钢铁大市唐山，在新一轮产业体系中提出打造“4+4+N”产业链体系，即精品钢铁、绿色化工、绿色建材、高端装备制造4条标志性产业链，培育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海洋产业、信息智能4条培育产业链，超前谋划布局基因技术、类脑智能、空天开发等N条未来产业链。福州规划以“链长制”带动重点产业链发展，如以恒申集团为引领的纺织化纤产业，以福耀玻璃为引领的玻璃深加工产业，以中铝瑞敏为代表的铝精深加工产业，以天马科技等企业为引领的水产加工及食品产业，以宁德时代福州项目等为支撑的新能源电池产业，以恒景光电等企业为代表的显示面板及光电产业等。

注:

[1]工业大类行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食品、酒饮料茶、烟草、纺织、服装服饰、皮革制鞋、橡塑制品、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印刷、文美体娱用品13个大类行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石油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非金属矿采选、开采辅助、其他采矿业、废弃资源利用、石油煤炭加工、化学原料及制品、非金属制品、黑色加工、有色加工、化学纤维、电热生产和供应、燃气生产和供应、水的生产和供应17个大类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医药9个大类行业。设备修理、其他制造业未纳入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