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当闹钟无情地响起，那仿佛是一道催命符，将我从温暖的被窝中硬生生地拽出。看着窗外依然昏暗的天空，心中满是不情愿。坐在办公桌前，面对那堆积如山的文件和繁琐的任务，思绪渐渐变得麻木。不想上班的情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压抑而无趣。每一分钟都像是在煎熬，盼望着下班的那一刻，能立刻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工作环境，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温暖小窝，享受片刻的宁静与自由。

凯恩斯曾预测，到2030年，全人类的平均工作时间将减至每周15个小时。

这个预测只剩五年了！朋友，你的目标提前实现了吗，“更明智、更惬意、更好的生活”向你招手了吗？你热爱你的工作吗，你想要逃避吗？你是否有过上班如上坟的感受，如果你有过抽身而退的想法，你想过离开工作以后怎么办吗？

有三个年轻人，他们现在就在践行不上班的生活，可想而知，这种生活里有许多自由，也有许多问题——要严格控制消费，因为月收入经常只有1500；要思考自己的身份，艰难回答“你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面对质疑，不仅要说服父母，还要做好准备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之后，他们翻译了一本书，《对工作说不》，我们就从这本书讲起。

期待2030年

不久前，我在一次找选题时发现了一本书：《对工作说不》（大卫·  弗雷恩著）。恰巧我正想逃避工作，于是点开了一篇相关文章的链接，看到这样一段话——

匿名者：你在写一本书吗？它是关于什么的？

大卫·  弗雷恩：它关于我做过的一些事，研究那些尝试减少工作或过一种不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的人。或者有些人压根儿不工作，我正在研究他们的价值。

匿名者：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流浪汉、关于社会渣滓的书？

我立即在多抓鱼下单。这本书很薄，小开本，读起来轻松，又常常让人感到真相被说破的刺痛。

作者在一开始就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他认为，很不幸地，我们如今的生活已经全然围绕工作而展开了，人不仅依赖工作获得收入，身份也由工作赋予，甚至人的身体、情绪、性格，都被工作征用。更可怕的是，所有人视此为理所当然、无法更改的现实。

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这种工作伦理传递给下一代，问孩子，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作者说，“自那时起我们就被训练去投身于有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而这只不过是个幻想，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在有偿工作的世界里实现自身的抱负——这个世界的标志性特征往往是苦役、服从和疲惫。”作者在书中提到这个世界的荒诞之处：

异化：“在21世纪，我们还能看到一种更新的异化形式正在常态化。这种异化形式并不以劳动过程中对人性特质的排斥为特征，恰恰相反，它对人性特质进行征用和剥削。……在当下非物质形式的工作中，量化工作者的产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管理者评估每个工作者的生产力变得越来越困难。结果，工作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他们的‘性格’来被衡量。”

沟通：“认知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沟通的劳动，也就是将沟通变成工作。从某种角度看，它可以视作对经验的丰富，但它也是一种减损（通常来说这是规律），因为这样的交流丧失了非功利性的、愉悦的、爱欲的特性，成为经济上的必需品，一种无趣的虚构之物。”

自我管理：“就业力所要求的纪律是持续的，需要不断的自我管理。它代表一种‘去中心化’的剥削形式，因为以前仅限于工作时间内的剥削的空间和时间界限已经消失，人们被迫以一种几乎是自愿的方式被驯服。”

自由：“如果说我们在自由时间进行的这些恢复或补偿性的活动总归是令人愉快的，那阿多诺会说，这些愉快只是一种肤浅自由的表现……只要自由时间仍然被人们试图逃脱的力量所决定，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WLB：“‘工作与生活平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其总体影响是将应对工作要求的责任推到个人身上。受其启发开展的一系列培训活动——‘处理压力’‘面对变化’和‘时间管理’的工作坊——都在传达同样的信息：自己要为自己的承诺负责，如果你难以应付，那就是你的问题。”

作者看透了打工人的心理活动，知道我们常常想逃避，且这种逃避兼具偷感与理直气壮：

“在工作的世界中，我们惭愧地共享同一个秘密——我们常常渴望无法胜任的时刻，从而快乐地逃避责任，得到宝贵的喘息时间。”

当然，作为一个左翼学者，他必然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解放工人，反而让人更加深陷工作消费的循环——

“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要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扭曲的情形：最高级别的工人经受着长时间工作的折磨，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不再被需要而饱受痛苦。”

1930年，凯恩斯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一文中预测，到2030年，全人类的平均工作时间将减至每周15个小时。他认为那时人类将有幸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议题：“在摆脱紧迫的经济忧虑后，人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在科学和复利为人类赢得闲暇之后，应该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去更明智、更惬意、更好地生活。”

《对工作说不》这本书写于2014年，作者判断，凯恩斯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因为“任何因生产力增长而赢得的潜在自由时间的收益，将被资本主义重新吸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仅没有越来越闲，反而越来越忙了——8小时内忙着工作，8小时外忙着消费。

现在是2025年，距离凯恩斯预测的时间还有5年。按照现在的形势，我们有可能在5年后过上每周工作15小时的生活吗？每天上班5小时，每周上班3天？

那具体来说我们能怎么办呢？关于社会发展的愿景，作者引入了安德烈·高兹的时间政治理论，他提倡按照公平正义与而非经济理性的原则，来分配因生产力发展而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简单来说就是所有人都减少工作时间，以便让所有人都能有工作，同时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

另外一个受到学术界欢迎的方案是“全民基本收入”（UBI），其原理是要确保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小额收入，足以满足生活必需，无论他们工作与否。这个方案期望人们在摆脱饥饿威胁后，能够发展出各种兴趣和能力，毫无畏惧地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并在工作之外过上更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书的结尾，作者也预想到这本书的一些激进观念可能会被批评为“乌托邦思想”与“空想家”。但他仍然希望捍卫这种乌托邦式的思考和说话方式，“乌托邦思维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我们总有办法以不同的方式做事：它促使我们从危机中组合出新的东西来，而不是在现有的体系内寻求更荒谬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三个不上班的人

阅读这本书的体验是复杂的。我看到我的生活被精准地描述和批判，阅读时频频点头，又频频叹气。同时，我一边读一边对照自己的工作，计算存款与支出，评估自己是否有资格“对工作说不”。

还有，别忘了，以上这些阅读、思考、写作，都发生在我的工作时间。利用工作时间思考《对工作说不》，未免有点拧巴。如果我更进一步，把这件事做成一个选题，也就是边工作边批判工作，我是不是成了一个言行不一的人？

无论如何，我还是坐在工位上给这本书的编辑发了微信，然后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使用公司的录音设备，和这本书的翻译们聊了四个小时（后来又补录了一个多小时）。

这期播客的三个嘉宾是小五、挺挺、北豹。小五曾在一家公益机构工作了一年半，此后至今七八年间都没有工作，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自由撰稿。挺挺在大学期间做过十几份实习，研究生毕业后一直没有上班，她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接网络零工或做翻译获取收入。北豹研究生毕业后，曾先后在两家中学做老师，之后不再上班，至今三年多，她曾获得一个博士offer，但没有去读。

这三个人都来自“重命名小组”，这是一个线上社群，大家基于对工作伦理的兴趣一起阅读和翻译。《对工作说不》的内封上写着小组的介绍：一个由学生、研究人员和爱好者组成的志愿翻译团队。它的目标是通过新的语言（重命名）去激活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度。该小组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症结有普遍的兴趣，关注后工作时代的政治和国内外年轻一代的生活状况。

我们录制了五个多小时，最后剪辑到一个多小时，删除了很多对于理论的探讨，留下的是几位嘉宾更真实的生活。他们都是在现实中“对工作说不”的人，不上班，到处逛，比如北豹就自嘲是一个“街溜子”。当然他们还是要赚钱，有人做线上家教，有人接网络零工，有人自由撰稿。他们必须保持低消费水平，小五每月支出1500～2000元，收入与支出差不多持平，如果有紧急情况比如看病，只能在朋友圈众筹，他开玩笑地称为“赛博乞讨”。

不工作的日常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小五经常在各地“出差”，做调研，写文章；挺挺在网上接活儿，也需要连续几天赶DDL；北豹在游民社区生活，除了做家教赚钱，还经常发起一些活动，以减免房租。如果说这种生活与上班有什么本质区别，那就是他们的行动总是基于强烈的自主意愿，而非被任何系统推动。这当然是自由，但有时也会成为负担。

除此之外，他们也要处理与父母的关系，寻找同盟，发明新的社群组织形式，同时接受外界的审视。 可以说，他们正在过的是一种低消费成本、高解释成本的生活。

一个很常见的困难是，当别人问“你是干什么的”，应该如何回答。小五会在全国各地做一些调研，然后写文章，他会告诉提问的人，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没有工作，我就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四处溜达。人们又会问，那你是不是网络主播？小五说，我不是网红，我就写点东西。对方似乎终于得到了答案，说，你是不是作家，你出过几本书？

身份认同的问题会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北豹差点为了得到一个社会认可的身份而去读博士；小五、挺挺和几个朋友一起租住在村里，尝试自给自足的生活时，被外界视为不稳定因素，只能放弃。

这也是书中提到的，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里，工作被赋予了道德色彩，与受人尊重、融入社会、值得认可等含义联系在一起。而不工作的人往往要承受污名化，被认为是不成熟的、不负责任的。在与嘉宾们的讨论中，我经常需要被提醒才能意识到，不工作≠不创造价值，不上班的人也可以从事生产活动（比如种地），反而我们惯常认为的工作，很少是真正有价值的生产活动。

他们也并非不负责任——他们会对家教学生、零工发起者、受访者负责，也认真负责地翻译书籍——只是他们会保持警惕，社会要求年轻人负的责任，到底是必要的责任，还是某种意识形态话语？

真正的闲暇与“堕落的自由时间”

《对工作说不》中有这样一句话：本书的词汇不是责任和义务的词汇，而是自由的词汇。作者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赞美人类的自主能力，而不是首先将自己捆绑于种种社会强加的责任义务之中。这在书中与我们播客的讨论中，隐隐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大家都认同人的权利不应用任何牺牲去交换，而是自然应该拥有的。

播客中，我们还聊到了不上班的生活的好处，比如能否给人带来“真正的闲暇”。《对工作说不》中引用阿多诺的观点，提出真正的闲暇“代表了一片甜蜜的‘未经中介的生活的绿洲’：人们在其中脱离了经济需求、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

而与这种闲暇相对的，是我们打工人所拥有的“堕落的自由时间”，人们在其中发展自己的“爱好”——阿多诺称之为“一些为了打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少得可怜的时间而进行的琐碎活动。” 他认为如创作音乐、听音乐、全神贯注地阅读等的无偿活动，是必须被认真对待的生命组成部分，而“爱好”这个词消解了这些活动的重要性。

北豹观察身边同样不工作的朋友，发现现实中人们很难获得真正的闲暇。她提到人们即使不工作，也还是倾向于去筹谋，无论是为了获得一个身份，还是拓展一项能力，无法沉浸于事情本身。这甚至还不是阿多诺所批判的“爱好”，而更像是一种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工作。

北豹自己对于闲暇时间有另外的思考路径，“我经常觉得我可能很快就要死了……很多时候人都太少的思考自己可能快要死了这件事了，就是我觉得我之所以不工作一个很大的点是这样，我觉得我如果我明年就要死了，那我回想我的人生会觉得它很可悲。”

归根结底，不工作只是生活的一种形式。就像《对工作说不》里写到的，这种生活有其甜蜜之处，也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常常蕴含着一种会被批评为特权的危险：“在如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公平地说，对工作的任何实质性抵抗仍然只能是来自那些勇敢者、意志坚定者、有应急收入来源的人或因健康和个人原因而无法工作且没有太多选择的人。”

作者坦诚地写到，“本书绝不是又一枚糖衣炮弹，告诉读者只要做某些事情和不做某些事情就可以过上更丰富、更自由的生活……如果后面的讨论能让读者对自身的工作安排有所反思，我会感到十分欣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见到的人们都已经发现了幸福的秘诀。”

最后，你还可以花一个小时听到更多细节

我很高兴录了这期播客，听三位嘉宾讲述自己的故事。在第二次可能要补录时，北豹说，“录这个播客真是我近期体验里最像上班的事情了。” 我赶快记录这个细节，准备加进稿子里。虽然总是忘不了工作，做这个选题对我来说是近期体验里最不像上班的事情了。我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感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的自由，似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新的路口，而选择的权利回到了我的手中。

推荐书单：

《不消费的一年》（凯特·弗兰德斯）

《毫无意义的工作》《大卫·格雷伯》

《“后工作”理论》（徐志伟 王行坤 主编）

《基本收入》（盖伊·斯坦丁）

《劳动与垄断资本》（哈里·布雷弗曼）

《垄断资本》（保罗·巴兰 保罗·斯威齐）

《美国人谈工作》（斯塔兹·特克尔）

《星期五不上班》（威尔·斯特朗 凯尔·刘易斯）

《Reclaiming Work》（Andre Gorz）

《The Problem with Work》（Kathi Weeks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作者：于蒙，策划：于蒙，编辑：曾鸣，制作：鱼，顾问：王天挺，出品人/监制：曾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