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逆袭能成为福建的关键词，我认为一个很关键的点是，福建人既能走出去，也能走回来。

要问如今中国经济版图上，哪个省份的故事最像「爽文剧本」，福建绝对榜上有名。

1978年，福建GDP总量只有66亿，全国第23位，中东部吊车尾的存在，人均GDP只有27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08元。

但到了2024年，福建GDP已经达到5.77万亿，翻了八百多倍，人均GDP更是达到13.81万元，位居全国第四。

而这场增长奇迹，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福建的民营企业。

如今，福建的民营经济不仅贡献了全省7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约70%的GDP，还输出了一大批闽籍龙头企业，在中国商界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

这期内容，我们来聊聊福建商业的逆袭。

01

我想大部分人对安踏、特步的体育用品，柒牌、七匹狼、劲霸的男装，盼盼的小面包，安儿乐、心相印（都属于恒安集团）这些日用品，都不陌生，都是些我们穿过、用过、听过，耳熟能详的品牌。

而这些知名品牌，都来自福建的同一个县级市——晋江。

1986年的时候，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提出了「晋江模式」，指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道路。

晋江模式，可以说是福建在商业领域逆袭的一个缩影。

在1978年之前，晋江陈埭镇人均年收入只有52元。但当时归来的侨胞们，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机会。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林土秋，听取了在香港打拼多年的哥哥给他的「不要种田，去开厂」的建议。

当时回乡的侨胞，不仅带回了大量的资金，人人都穿的皮鞋，还让林土秋看到了致富的机会，于是果断开设了洋埭鞋帽厂，制作皮鞋。这座企业，也就是后来鳄莱特的前身。

靠着皮鞋，头一年，林土秋就挣了8万块。

到了1983年，运动鞋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林土秋又顺势而为，晋江第一双运动鞋就诞生在林土秋的鞋帽厂里，一传十，十传百。看到一家靠着卖鞋就能挣大钱，当地人也蜂拥而上开始效仿。

未来「中国鞋都」创业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就在陈埭镇的乌边港北岸，同村的丁明亮和丁思强分别创建了德尔惠和美克，丁国雄的乔丹也在这里。特步的丁水波则和结拜兄弟每人出资500元，在村边的小河旁搭起窝棚造拖鞋。

而在南岸，361度的丁建通，靠种地捕鱼和打散工筹来的2000元，在自家客厅建起了一座日产5双皮鞋的家庭作坊。安踏的丁世忠，也在这里起步。匹克的徐景南，也用拉板车攒下的积蓄开设了运动鞋厂。

就靠着一双手，不甘心贫困的晋江人走上了制鞋的道路。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创业年代，一片小小的土地，成为了后来中国鞋老板密度最高的地方。

他们大都有着类似的出身，类似的成长经历，也共享相同的创业经历。随着「家庭联产、手工作坊」的鞋厂运作模式在晋江普及开来，「晋江模式」雏形初现。

凭借在产品设计、经营模式上的模仿和复制，家庭作坊式的晋江鞋厂数量在90年代短时间内快速攀升。晋江代工的球鞋不仅畅销国内各大批发市场，甚至远销海外。

但晋江鞋征服了全世界，并不意味着晋江鞋企征服世界。

那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这些质优价廉的运动鞋是谁制造的。

在90年代，早期的晋江模式遇到了第一个瓶颈。

1987年，17岁的丁世忠背着600双鞋子北上闯荡。在北京，他亲眼目睹了自己只卖20块的晋江鞋，在他人贴牌后，转手能卖到100，差价足足有5倍。

这，就是传统晋江模式的短板：

附加值低且过分依赖海外订单，模式简单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市场上其他商品并不差异。很容易陷入恶性竞争，你一双鞋赚15块，我就赚12块，最后一双鞋的利润退化到一两块钱，谁也赚不到钱，价值全都让贴牌商赚去了。

在北京的经历，给了年轻的丁世忠巨大的冲击，那一刻，他或许终于意识到晋江的小鞋厂们，辛辛苦苦做鞋，却利润微薄的症结了。原来商业的秘密，全在那个小小的logo里，只要没有属于自己的logo，就永远只能被上游剥削，仰仗他人鼻息而活。

于是在1991年，他返乡创办了安踏。同一时段，特步、匹克、361度等晋江系品牌陆续起家。

创牌，就是为了突破「老晋江模式」，创造「新晋江模式」。

但一切并不容易。

创立自主品牌，只是点燃了火把，想要形成燎原之势，还远远不够。

此刻，又是丁世忠站了出来，以安踏一整年的利润作为筹码，豪赌奥运冠军孔令辉，喊出口号：我选择，我喜欢。

所幸，时代没有辜负勇敢的安踏，当这个口号在CCTV-5反复响起，安踏终于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燎原之势。

这让晋江的老乡们，看到了新的方向。

于是他们再一次蜂拥而上，效仿安踏开启这场营销大战：你签一个奥运冠军，我就签一个世界冠军，你签体育明星，我去找当红歌星。你赞助外国球星，我就赞助大型赛事。

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晋江企业占据了CCTV5大约1/4的广告量，运动品牌和男装品牌兼而有之。CCTV5一度成为「晋江频道」。

至此，晋江人终于从幕后来到台前，不是作为代工厂，而是作为大玩家，开始在中国的商业版图上叱咤风云。

02

如果说晋江的崛起，代表了福建传统制造业的韧性，代表了福建人敢于闯荡的勇气。

那么宁德的逆袭，则是代表了在新兴产业，转型升级面前，福建人的远见和雄心。

宁德市，古称闽东，虽然坐落于福建省东北翼的黄金海岸线上，但和晋江不一样，过去是典型的「老少边岛贫」地区。

1985年宁德农民人均纯收入仅330元，其中农村贫困人口达77.5万，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的1/3，9个县中有6个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120个乡镇中有52个被列为省级贫困乡镇。

如果说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么宁德就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地矛盾激烈，远超省内平均水平。

更令人尴尬的是，宁德的位置北靠温州，南接福州，富邻在旁，让宁德得到了一个不那么好听的名字：东部沿海的黄金断裂带。

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宁德撤地立市。当时宁德的制造业产值刚刚超过农业，宁德官员们就开始邀请走出去的宁德人，回家乡投资。

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宁德时代的创始人——曾毓群。

当时的曾毓群，已经开始了创业之路，他的ATL在业内已经颇有声望，并且已经在东莞拥有两家工厂，正雄心勃勃地计划在杭州、江苏、山东这些地区开疆拓土。

为了打动曾毓群，宁德市、区两级政府的负责人，几年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前往东莞，登门拜访。并且拿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土地优先供给、税收最大限度返还、高级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府出面帮助企业招工、承诺完善路网等基础设施……

宁德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具有乡土情结的曾毓群。据说，曾毓群是以「辞职」为威胁，将一部分产能迁回了宁德。

2008年，ATL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在宁德挂牌成立，首期投资便高达2亿美元。宁德的锂电产业革命，就此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序幕。

最优秀的企业家，能为一座城市带来的不止是GDP和税收，更有对未来趋势的洞见和产业布局的先手权。

曾毓群恰好就是这样的企业家。

2011年，曾毓群决定将动力电池这一未来核心业务从ATL中剥离出来，独立发展。于是宁德时代（CATL）横空出世。

它的使命，就是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新能源时代提供基础动力。

后见之明看，曾毓群当时的决策的确是极具远见，但站在2011年，谁也说不准新能源车的时代会不会到来。哪怕我们所谓「新能源元年」，也是2014年的事情了。

但宁德市政府没有犹豫，而是果断选择了押注未来。

为了宁德时代这个未来的「链主」，市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引进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上游最核心的正负极材料、电解液，到隔膜、铜箔等关键辅料，再到下游的整车制造环节，建立起了一个完整而富有竞争力的锂电新能源产业集群。

宁德时代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宁德的招商引资模式。

过去「广撒网、碰运气」的粗放做法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围绕龙头企业的「精准滴灌」，以宁德时代供应链为线索思路，按图索骥，精准突破国内外最顶尖的配套企业。

2017年，上汽集团，宣布其新能源整车项目正式落户宁德，如今的宁德，毫无疑问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极，甚至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高地。

2022年，宁德市的GDP一举突破3580亿元，不仅增速冠绝福建全省，更是昂首挺进全国百强城市之列。

曾经的黄金断裂带，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黄金产业带。

谁能想到，就在20多年前，宁德的整个中心城区甚至只有一个红绿灯。

而让这片贫困滩涂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是一座城市长期主义的坚持，也是一家企业的远见和雄心。

03

为什么逆袭能成为福建的关键词，我认为一个很关键的点是，福建人既能走出去，也能走回来。

首先是「走出去」。

大家都知道「爱拼才会赢」是福建精神的一个外显，但反过来讲，其实是「不拼就死了」。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断言，福建「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群山连绵，却缺少高海拔山脉，也没有广阔的台地，更没有大平原的地区」。这种地理环境，让福建人自古就明白，单靠种地是养不活一家老小的。

走出去，是一种被严酷现实「逼」出来的生存本能。

无论是宋元时期泉州港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还是明清「海禁」也无法阻挡的民间出海贸易，都体现了福建人向外开拓的传统。

而这个走出去，不仅仅是体现在「地理」层面上，还在于「想出路」。

靠海的能靠出海致富，靠山的也能自己凿出自己的活路。

像「近海山区」的安溪县，依靠地区特色的茶叶，从四十年前的国家级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安溪人还依靠这个产地优势，创立了八马茶业。

而从福建的三明市里，走出了遍布全国的沙县小吃。即使是全省最「穷」的南平，也诞生了南孚电池、圣农集团这些各自行业的龙头企业，人均GDP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事实上，福建是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之一。如果按照木桶理论来说，福建可能是短板最小的那个省份，省内各个地级市，乃至偏远县城，也能因地制宜，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优势。

至于走回来，可以看到的是，福建人在商业上，非常团结，非常善于资源的利用。

纵观改革开放史，侨胞对福建的发展就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这些侨胞带着资金、信息和订单涌回故乡，创办了福建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第一个国家级侨胞开发区、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福州华侨大厦、福清闽江调水工程等，都是侨胞捐赠建造的。他们是福建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宁德时代也是如此，打动曾毓群的除了诚意，也有回馈桑梓的个人意愿。

如果单单只是走出去，那只能实现个人的逆袭。只有把外面的资源、经验带回来，才能实现地方的逆袭。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闯出更多道路，带回更多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能走出去，也能走回来的特点，并非线性叙事，而是表现在福建许多商业活动中。

例如还是拿安踏举例。晋江模式的开启，首先是侨胞走回来，带给了同乡创业的机会与资本。

而安踏从晋江走向全国，继而收购FILA、迪桑特、克隆这些国际品牌，乃至最后收购亚玛芬体育，短短几年，就将亚玛芬旗下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在中国市场带向巅峰，这中间是无数次走出去与走回来的过程。

时至今日，安踏集团和亚玛芬体育总营收达到1077亿人民币，已经从一家给国际大牌贴牌代工的小厂，变成可以反向收购国际品牌，和耐克、阿迪这些体育巨头，坐上一张牌桌的存在了。

虽然《爱拼才会赢》是福建人精神的外显，但我认为，闽人的商业故事，用伍佰的《世界第一等》去概括，可能更为契合。

人生的环境，乞食也会出头天

莫怨天，莫尤人，命顺命歹都是一生

这句歌词的意思是：人生的环境，乞丐也会有出头之日。不要怨天不要怨人，命好命不好都是一生。

就像福建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东方第一大港」的光荣，有过上百年的低潮，也有如今改天换地的发展。

爱拼一定会赢吗？不一定的，既然有赢家，那么总会有输家。只是你要相信，潮起潮落，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也没有人会一直输下去。

只是无论怎样走过这一辈子，回头望去，或许不过都是：

求名利无了时

千金难买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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