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终于被以色列拉下水了。

前两天，美国B-2轰炸机对伊朗三处核设施投下了巨型钻地弹。

换成一般国家，早就拼命了。

伊朗最高领袖一次次声明要让对手承受“无法挽回的结果”。

但实际上，除了往以色列城市发射弹道导弹，几乎拿不出有效的还击手段。

伊朗有9000万人口、1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为什么面对敌人，就是硬不起来呢？

说到底，还是实力不济。

比如伊朗空军装备的战机型号，要么是当年巴列维王朝时代留下来的，像F-14A、F-4D/E和F-5E/F等；要么是冷战时从苏联或中国买的米格-29A/UB战斗机、苏-22和歼-7等。

这就难怪以色列能掌控德黑兰的制空权，毕竟伊朗雷达的航电系统还停留在1980年代水平。

本来在2022年，伊朗打算从俄罗斯买30亿美元的军火，最后因为没钱而搁置了。

按理说，伊朗的日子不应该混得这么落魄。毕竟，伊朗原油探明储量位居世界第4，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2。

穷，是伊朗最大的问题，但病根却不单纯出在经济上。

1908年5月26日凌晨4点，伊朗胡泽斯坦省（Khuzestan）的沙漠深处。

英国地质学家雷诺兹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惊醒。他冲出帐篷，看到钻井平台喷出了黑色的液体——石油。这一刻改变了整个中东的命运。

1908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工人

这是中东地区发现的第一个具有经济价值的大油田。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1912年，阿巴丹炼油厂建成投产，成为二战前世界最大的炼油厂。

这让伊朗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但天赐的财富，也埋下了百年动荡的种子。

根据最初的协议，英国人获得了伊朗石油开采的绝对控制权，伊朗持有16%的分红股。

可英国人用尽手段欺瞒波斯人，甚至拒绝向国王（不论是恺加王朝的末代国王卡扎尔沙阿，还是政变上台的礼萨·沙阿·巴列维国王）公开账目，伊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石油到底卖了多少钱。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觉醒埋下了伏笔。

拥有巨量资源却无法掌控它，结果只能是个灾难。

随着伊朗民族意识觉醒，到1950年代初开始有人对英美说“不”。

“伊朗的石油应该属于伊朗人民。”当贵族政治家、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在议会演讲说出这句话时，他和西方国家，以及当时的国王小巴列维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无法调和了。

穆罕默德·摩萨台，1951-1953年间出任民选的伊朗首相

美英怎么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丘吉尔下令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阿巴丹炼油厂被迫关闭，瞬间变成了一座空城。英国军舰封锁了波斯湾，阻止任何国家购买伊朗石油。

1953年，在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伊朗军方发动政变，摩萨台被逮捕入狱，而后一直软禁到死去。巴列维背靠西方，统治地位得到了空前巩固。

伊朗人对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伊朗末代君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家

伊朗著名的巴列维王朝从1925年开始算起，到1978年共统治了伊朗53年。

小巴列维在1941年继承了父亲礼萨沙阿（Reza Shah）的王位，1953年在美国帮助下政变夺权后，在伊朗国内实行的是一种名义上君主立宪、实际上高度专制，但同时也追求经济发展的治国理念。

首先，作为对西方国家的回报，他在1954年的“财团协议”中把外国石油公司重新带回该国的工业。

根据“财团协议”，伊朗40%的石油股份属于5家美国公司，40%属于伊朗-英国石油公司，14%属于一家荷兰石油公司，其余6%属于一家法国石油公司，原计划到1979年结束。

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逼他签订了这个“不平等条约”。

另外，巴列维打压伊斯兰教，政策上追求伊朗民族主义的复兴，经济上全盘西化。

1963年，他宣布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计划，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经济社会改良。

包括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征收地主的土地，让农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再次购买；森林和牧场国有化；让工人参加企业分红；给妇女平等的选举权；向西方派遣留学生，成立“知识大军”到农村扫盲；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等。

伊朗的人口和GDP

这些改良主义措施看上去非常美好，似乎正在引导古老波斯帝国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态，一头扎进现代化国家行列。

在小巴列维长达37年的统治期间（1941-1978年），伊朗的国民收入增长了423倍，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1968-1978年间，GDP增速平均为16%-17%，人均GDP也从1960年初的160美元跃升到1978年的2250美元，已经相当于法国的1/3。

加上1973年新的“买卖协议”替换了“财团协议”，财团只做国家石油公司的石油买家和特权客户，而伊朗从西方财团手中收回石油主权。

恰逢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国际油价暴涨，伊朗每年的石油收入从40亿美元猛增到200多亿美元，伊朗从债务国竟变成债权国。

1970-2000年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图

国王就像个暴发户，生活奢靡无度，花钱开始大手大脚，1975年后的军费开支也涨到每年100亿美元。

从德黑兰到伊斯法罕，现代化的工厂拔地而起，城市富人区和中产阶层生活和欧洲没什么两样。

政府公务员、石油公司工程师、私立学校教师和小老板们，他们周末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拎着刚买的进口奶粉，在散发着甘甜气息的柠檬树下散步。有钱的夫人们穿着欧洲时装，在咖啡厅里优雅地品尝咖啡。

1970年代德黑兰街头

繁华的德黑兰被称作“东方巴黎”，伊朗一跃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经济和军事强国。

但繁花易逝，国王没有意识到，巨大的政策失衡、贫富差距、文化冲突正在撕裂这个国家。

虽然，土地改革让近90%的伊朗佃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却被政府逼迫把地契换成合作社股票，所有权名存实亡。

政治专制并没改变，巴列维国王虽然推动经济现代化，但在政治上却固步保守。秘密警察萨瓦克横行无忌，反对派却越镇压越多。

上层社会腐败横行，王室和政府官员利用石油收入大肆敛财，权力寻租随处可见，底层人怨声载道。

更严重的是经济结构的扭曲。躺在石油上发财，导致其他产业毫无竞争力。伊朗的制造业和农业在石油光环下日渐萎缩，经济对能源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1970年代末，伊朗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了全国40%的财富。大城市里灯红酒绿，赌博和娱乐场所到处可见，而全国九成人口仍是贫困的什叶派穆斯林，贫富分化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民怨越积越深。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现代化过程中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经济快速发展但政治制度滞后的阶段。”

长期被压制的伊斯兰教会在民间思潮中开始占据上风。

什叶派领袖霍梅尼虽然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的影响极大，终于在1978年秋天爆发了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政权。

1979年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消灭了亲美的腐朽王朝，却走向另一个更严重的极端。

新的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共和国”：有总统有议会，但三权分立之上宗教领袖掌握最高权力，《古兰经》是最高法律，政教合一。

伊斯兰革命形成独家政体，代价就是让1978年后的伊朗陷入超级孤立。

1979年11月6日，大批伊朗民众聚集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前 图片来源：美联社

首先是和所有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彻底撕破了脸。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52名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长达444天。美国启动对伊朗实施制裁，冻结了伊朗在美国的120亿美元资产。

大量外国投资撤离，技术人员流失，工业生产陷入混乱，到1984年时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失业。

因为革命、人质危机、两伊战争（1980-1988年）和后面的核问题，40多年来伊朗受到的国际制裁就从来没断过。

2012年，美国联合欧盟将伊朗从SWIFT国际支付系统中剔除，相当于一颗“金融核弹”，伊朗的银行无法进行国际转账，贸易几乎中断，更不可能获得什么先进技术和工业品了。

其次，伊朗和周边国家有扯不清的历史恩仇，关系十分糟糕。

伊斯兰世界中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二者水火不容，争端在于由谁来继承先知领导穆斯林，它们的宗教思想、法理有很大不同。

而伊朗是唯一一个主要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中东大国，这就很“万绿丛中一点红”了。

中东和非洲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图（绿色为逊尼派，棕色为什叶派）

这样的宗教和政治属性，让伊朗在以逊尼派为主导的阿拉伯世界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对抗状态。

沙特和巴林等国，把伊朗的革命输出和什叶派影响看作区域安全的重大威胁，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断绝和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排斥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核心圈子。

先天不足加外部孤立，结果就是伊朗国内持续的经济困境。

伊朗原油探明储量位居世界第4，1974年曾达到600万桶/日的历史最高产量，还拥有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目前天然气日产量为10.7亿立方米。

然而，伊朗却捧着金饭碗讨饭：国内天然气和电力却面临能源失衡的严重危机，还要从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怎么会这样呢？

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

一是因为巨大的能源浪费。

伊朗的GDP只和香港相当，却是仅次于美、俄、中的世界第四大天然气消费国，比30多个欧洲国家总和还要多出100亿立方米。然而因为设施老旧，分配网络、终端电厂都面临巨大损耗，甚至因为油田缺少天然气收集设备，伊朗每年在空气中直接烧掉180亿立方米。

有统计说，伊朗在生产和输送过程中损失的天然气就相当于土耳其天然气总消耗量的一半。

二就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了。

伊朗火力发电厂的效率仅为33%，燃料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转化为电能的过程中被浪费了。

此外，该国13%的电力在输电和配电阶段损失，也是由于缺乏对新设备和技术的投资。

政治僵化、派系斗争，可用能源短缺，生产力低下，严重通货膨胀等等，一桩桩环环相扣，都在吞噬着这个国家的所有精气。

2021-2023年伊朗里亚尔兑美元汇价

2018年5月，特朗普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到7月底，伊朗里亚尔兑美元的汇率就跌破了1:11.9万，创下当时历史新低，三个月内，伊朗货币贬值了50%。

2024年6月30日，自由市场（黑市）美元兑里亚尔汇率达到1:61.7万，金融市场几乎崩溃。

同样崩溃的还有民生。

从2022年3月到2023年3月，伊朗城镇和乡村家庭消费价格指数由145.8上涨到205.1，上涨40.69%。

2014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了“抵抗经济”的概念，意图用什叶派“受难者情结”凝聚人心。

但问题是，这苦难能是暂时的吗？

甚至就连“绝对忠诚”于最高领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明面上是守护伊朗的强大精锐武装力量，但背地里却是喝着红酒抽着雪茄干着走私的商业寡头。

让军人搞市场，无疑是让不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产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伊朗的经济算是陷入死循环了。

伊朗的例子告诉我们，资源禀赋虽然重要，但绝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唯一因素。

社会制度、治理能力、国际环境，往往比资源本身更加关键。

在国力不强的时候，伊朗的石油出现得太早，而硬实力崛起得太晚。

我们很庆幸，手里拿着中国式发展的教科书。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走过了新文化运动，赶走了外国列强，完成了内部整合和思想凝聚。

我们又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里，拼老命打了“抗美援朝”立国之战，咬牙完成了工业基础门类布局，一穷二白造出了“两弹一星”，从上到下一样艰苦奋斗，以超高性价比突破西方封锁，手握王牌稳住了国际地位。

当然我们牺牲巨大，可这才有了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蓬勃发展的前提，才有机会实现市场化体系、法治社会的建设。

伊朗的曲折，中国十分理解。

但中国的经验，伊朗恐怕学习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