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们的命运各异。部分幼童完成学业后，投身于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如詹天佑，他凭借卓越的工程才能修筑了京张铁路，成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先驱；还有些幼童在外交、军事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然而，也有一些幼童因各种原因未能坚守初衷，或回国后遭遇困境，逐渐被历史遗忘。他们的经历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些留美幼童们以各自的方式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70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局中。为寻求变通之道，1871年，经容闳提议，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向清廷建议，自次年起，分4次向美国派遣幼童在美国学校学习，以图学成后有裨国家自强；同时还规定，留美幼童们的学习期限为15年。该计划在1872年成功实施。清廷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创设出洋肄业局，具体经办幼童留美事务，并由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任出洋肄业正副委员。

根据清廷的规划，1872-1875年，120名肩负“师夷长技以制夷”使命的孩童，以幼小身躯拜别了故土乡亲，在父母至亲的泪水与叮咛中，踏上了留学异国的未知之路。其中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由于没有多少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招选便主要集中在与外洋接触多的东南沿海地区。为了推进招选工作，容闳还专门回到家乡，以私人关系和乡谊做动员。因此，广东籍幼童占比极高，人数达到84人；此外，还有江苏籍22人、浙江籍8人、安徽籍3人、福建籍2人、山东籍1人。

对于这项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留学创举，曾国藩等人将其称为“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但留学项目并未能顺利进行。由于国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之使团内部的人事纷争以及美国出现排华风潮，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清廷决定在1881年8月中止此项计划，提前召回留美幼童。那么，这批率先感受中外差异、“开风气之先”的少年留学生们，在日后将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岁月呢？

归国后的职业选择

1881年，除了先期遣返、病逝异乡和私自留美不归者外，共有94位幼童、分3批回到祖国。94人中，詹天佑和欧阳庚刚好大学毕业，其余60人正在读大学或专科学校，32人尚在中学。归国之初，因种种原因，留美幼童们并没有获得施展才能的空间，甚至受到相当程度的冷遇。抵达上海后，迎接他们的是被严密看管。他们下船后先是被送往上海海关道台衙门，随后被看管在“求知书院”中。该地因“闹鬼”传闻已被关闭十年，“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匀已潮湿腐烂”，留美学生黄开甲将之形容为“监狱”。社会舆论对他们也缺乏善意。《申报》将他们称为“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并发出“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的质疑。

同时，对这些留美生的工作安排，皆由中国官员决定，完全没有考虑其在美所学及个人志向。例如詹天佑在耶鲁大学学的是铁路工程，却被分到广东博学馆教书，后又被派到黄埔水陆学堂教英文。欧阳赓在耶鲁大学学的是机械工业，却被任命为旧金山等地领事。如此安排显然会造成他们学非所用，背离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初衷。不过，尽管归国留美幼童们初期的职业安排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学问扎实，聪明能干又有报国之心，因此多能脱颖而出。到民国时期，他们大多已是国家栋梁之材。

有学者统计，留美幼童归国者，日后服务于海军者20人，中有舰队司令1人，海军次长2人，其他海军将领14人，其中有5人牺牲于中法、中日战争；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中有清华学堂首位校长，北洋大学校长；从事铁路、电报、工矿事业者30人，中有6人是工程师，3人是铁路局长，9人是工矿企业负责人；在政界、外交界任职的24人，中有内阁总理1人，外交总长2人，外交次长1人，驻外公使2人，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3人；从事金融商业者7人，中有上海华商银行行长，江汉关监督等。兹列举其中几位代表者的人生轨迹：

詹天佑无疑是这批人中最负盛名者。1861年4月出生的詹天佑，在1872年成为首批赴美留学孩童，最后考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土木工程系。1881年回国时，他已顺利毕业。1888年，詹天佑进入天津中国铁路公司任职，开启了他辉煌的铁路建设生涯。1905年，他受命主持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线路，并亲身参与开凿居庸关、八达岭等高难度隧道，出色地完成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民国成立后，詹天佑主持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建和全国性交通技术工作，制定了我国第一套铁路标准设计图、最早的铁路规章制度等内容。1914年，詹天佑创建“中华工程师总会”并担任首任会长，至此，中国有了“工程师”的概念。1919年1月，为争得东三省铁路的管理权，詹天佑还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但因日夜操劳、旧疾复发，于同年4月病逝。詹天佑的职业成就与爱国精神早已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周恩来总理曾赞誉他为“中国人的光荣”。

唐绍仪则是留美幼童群体中获得官阶最高者。其族叔唐廷枢是容闳的幼年同学，在唐廷枢的推动下，唐绍仪被选派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并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应召回国后，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并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助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于1896年正式成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此后，他在清末新政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包括山东省洋务局总办、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等。1904年，在与英国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时，他成功维护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参与了南北议和，并在次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但由于同袁世凯政见不合，仅任职4个月便辞职。此后，他与袁世凯决裂，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29年，唐绍仪回到家乡，担任中山县县长，致力于地方建设，包括规划中山港等项目。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虽拒绝与日本合作，但外界舆论盛传他与日本人有染，最终在1938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误杀于上海寓所。

邝荣光成为“留美幼童最后的谢幕人”。1863年，邝荣光出生于广东台山市，其叔父是容闳好友、曾编著《英文成语词典》的邝其照。1872年，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到拉法叶学院（Lafayette College）攻读地矿专业。回到中国后，他被分派进唐山开平煤矿，并凭借自身努力，很快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此后，他不仅参与了许多煤矿的勘测、发现了湖南省湘潭煤矿；绘制了现今所见国人自制的第一幅地质图《直隶地质图》及古生物化石图《直隶石层古迹图》；还在争回本溪煤矿矿权中，与日方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捍卫了中国的主权。1962年，邝荣光在天津辞世，他也是最后一位谢世的留美幼童。

两位“叛逆者”

除了按期归国的94人外，还有2人抗旨不遵，选择继续留在美国求学。他们分别是容揆（kuí）和谭耀勋。

容揆是容闳的族侄，1861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1873年，他作为第二批官派幼童赴美，并在1880年毕业于春田高级中学（Springfield High School）。这一年也成为容揆人生的转折点。因他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新任留学监督吴嘉善最终决定将其开除并遣返回国。但容揆却在春田市换车时趁机逃匿，并公开宣布与清廷幼童出洋肄业局脱离关系。族叔容闳最终介入了这次逃跑事件。在容闳的帮助下，容揆顺利入读耶鲁大学。也因此，容揆没有受到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事件的影响，仍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生活并完成学业｡在耶鲁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后，出于对植物学的兴趣，容揆又进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学习了两年的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生课程，随后在1887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学习｡

在美期间，容揆以笔为刃传播中华文化。他在期刊杂志上撰文阐释科举制度、介绍中国节日与习俗；还创办纽约中文报纸《中国新闻报》，为华人社群提供资讯；并翻译启蒙书《以画启蒙》，助力同胞学习英语。1893年，容揆开始供职于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直至1936年退休。在外交官任上，他积极保护厄瓜多尔、圭亚那等地华侨，协助处理了秘鲁排华事件；还推动了庚款留学事业的发展。1943年3月，容揆病故，享年82岁。虽然此生未再返回故乡，但容揆却在7个孩子的名字当中，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 Kwai”给了他们，作为中国血统永远的印记。

与容揆相比，谭耀勋则没有那么幸运。作为首批留美幼童，他因剪辫问题遭到清廷遣返，并与容揆一同秘密逃跑。1883年，他同样在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进入纽约中国总领馆任职。但在人生即将开启新篇章时，他却在这年秋天得了肺病，不得不回到哈特福德西北的库布鲁克镇养病。当年，谭耀勋刚刚来到美国时，便在此地卡琳顿夫人家里生活了近10年。当年11月13日，谭耀勋病重去世，年仅24岁。死后，他被安葬在卡琳顿夫人家的墓地里。至今，谭耀勋的笔迹、日记等都被保留在这座小镇上。

五位“去而复返者”

回国的94名幼童中，陆永泉、李桂攀、郑廷襄、李恩富、张康仁5位最终又返回美国，完成了他们的学业。与上述两位同清廷公然决裂者一样，他们返美念书时身份已变，不再是官派生，清廷也不会再出钱资助，所以在美国的一切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生活、学习的难度和挑战远超上一次。

首批留美的陆永泉，于185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师弟。1881年被召回时，他尚未完成学业。被分配到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后，他旋即于1882年离开中国，并与曾经接待过他的寄宿家庭取得联系，如愿回到耶鲁大学继续完成学业。1883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又申请在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矿业专业深造一年。1887年，陆永泉奉李鸿章之命，参与招募在美国修建铁路的华人技工，并负责把他们带回中国参加津沽铁路修建的协商谈判工作。1909年，在担任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副领事期间，因遭遇枪击不治身亡，时年50岁。

1860年出生的第二批留美幼童李桂攀，刚刚高中毕业便被召回中国。1883年，他决定放弃到天津学习法律的机会，返美并在理海大学注册，成为技术专业大一新生。入学不久，他就被清廷招募到华盛顿为官员们做翻译，因此再次中断学业。4年后，李桂攀离开政府机构，开始和美国人合作，在纽约经营茶叶生意。后来，他娶了当年寄宿房东家的女儿Elizabeth S. Jewett为妻。为了给中国同胞提供在异国他乡的语言帮助，李桂攀还曾在1889年出版了一本帮助新移民适应生活的双语对话参考书，除中英文互译单词、简单句使用外，又添加了广东话发音注释。1898年，38岁的李桂攀在纽约去世。

郑廷襄是第三批赴美幼童，在归国后先在天津入天津水雷学堂学习，后到大沽炮台鱼雷部服役。1883年，他转道朝鲜，辗转赴美，进入窝士特艺学书院学习工程机器制造。此后，他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工程师，并参与建造了纽约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后来，他也在纽约逝世。

李恩富则是120名幼童中唯一的一位作家。回国后的李恩富被派到水师学堂学习，但他并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此后，他到香港工作，攒够路费后回到美国，又通过演讲和为出版商打工的方式赚取学费，得以在耶鲁大学继续完成学业。毕业那年，李恩富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全面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之后，他加入美国新闻界，为华人同胞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呐喊。他在美国各地进行演说和办展览，强烈谴责排华运动的种种不公，一时间成为在美华人的代言人。1927年，66岁的李恩富孤身回到了中国，并在1938年逝世于广州。

此外，被派到天津水师学堂的张康仁，也在两年后重返美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由于美国的排华热潮，张康仁的律师之路并不顺利。尽管在他和校友的多方争取下，他最终在1887年加入美国国籍，并在次年成为首位获准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但在1890年，张康仁申请加入加州律师协会时，由于公民身份遭到怀疑，被加州最高法院裁决入籍证件无效。他的美国国籍因此丢失，原本的律师资格也被取消。此后，他只能在银行中谋得一个译员的职位。1913年，他曾被中华民国委任为驻华盛顿外交官，同年还出席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为女儿举办的婚宴。不过，到1926年心脏病发作去世，他也没能再站上法庭的律师委托席。直到2015年3月16日，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决定追发张康仁的律师执照，从而推翻了该法院在1890年拒绝他从业资格的判决，纠正了百余年前因种族歧视而导致的历史错案。

大变局下的个人命运

清末民初的时代洪流深刻塑造着留美幼童们的人生命运，而他们的成长轨迹也成了近代中国转型最生动的注脚。

留美幼童们因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的厚望而被分批派往美国，却又在1881年因保守势力阻挠等多重时代因素被强制撤回，多数人未能完成学业。一位留美生的感慨道尽时代对个体的桎梏：

“当年我们由美回华，实感遗憾。可是，即使我们学成归国，在那个时代，也不许可我们有所作为。”

不过，他们并未就此沉沦。即便未能被分配到与留美专业相吻合的工作，他们的自学能力、开阔的眼界，也足以让他们在各地电报局、煤矿，甚至海军中，胜任机器制造、开挖煤矿、架设电缆等工作，从而保障他们在赢得成功人生外，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曾任民国总理的著名外交家颜惠庆曾将留学生称为架在太平洋上的桥，通过这座桥把美国的知识、理想、制度、发明和物品传递给中国同胞，让他们适应桥那边的环境，生根发芽，逐渐传播。留美幼童群体曾经就是这座桥本身，在习得西方知识时，他们也通过英文写作传播中国文化，造福同胞。此后，他们还成为这些桥梁的搭建者，指引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生循着他们曾经的脚步，搭起了一座又一座新的桥梁，持续推动着中外社会与民众间的交流和理解。

这批留美幼童们的历史贡献，正如Thomas E. LaFargue在他专门介绍这批留美儿童的书中所要传达的：

他们不仅是建造现代化新中国的铺路先锋，也用自己的行为构架了中西之间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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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井振武：《留美幼童与天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3] 元青等：《晚清国人诸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14] Thomas E. LaFague， China’s Fri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United States， 1872—1881， Washingto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作者：伯凌‍‍‍‍‍，编辑：胡心雅，主编：周斌，校对：古月、戈雨、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