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发现：性别化的单身经历

带着疑问，我们访谈了58位25~45岁的城市未婚青年，了解他们婚姻态度的变化过程、关键影响事件，以及他们对这些变化的理解和感受。受访者来自全国28个二线及以上城市，男女比例为1:1，平均年龄为31岁，88%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职业类型涵盖国有企业、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由职业者以及在读研究生。

在访谈数据分析前期，我们注意到，虽然我们在访谈时没有特意按照年龄和人生阶段来提问，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过“学生时期”或“大学毕业”这一态度转折点，而部分30岁以上的女性更是明确提及“30岁”和“35岁”两个关键年龄节点。因此，我们将年龄作为初步分析框架，以便更好地呈现婚姻态度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变化。

二十多岁：结婚有风险

在反复阅读访谈素材并进行主题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在二十多岁的受访者中，求学/求职带来的城市迁移以及对职业发展的优先考量，使许多青年难以投入亲密关系，甚至将婚姻视为一种风险。

例如，对于身处不同城市的伴侣而言，是否为共同生活而迁居常常需要双方反复协商，而一旦协商破裂，往往会引发对婚姻的悲观看法。受家庭与职业“双重负担”的影响（Ji等，2017），许多我国高学历女性不愿为了成家而牺牲自身的职业发展。38岁的受访者Daisy自二十多岁与大学男友分手后一直保持单身，而导致分手的根本原因正是两人未能就未来定居的城市达成一致。Daisy回忆道：

“因为我在这边的工作非常稳定，我觉得搬去他的城市风险太大，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分手了。这段关系给我带来了很大创伤。我们两个人都付出了努力，但还是没有好结果……（分手之后）其他朋友也介绍过一些条件不错的男性给我，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比较好。”

“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这一理论概念适用于理解我们的研究发现。压缩现代性最初由韩国学者Chang Kyung-sup提出，指的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变迁在极短的时间和空间内高度浓缩地发生”（Chang，2022，第19页）。在这种状态下，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而相对忽视社会再生产，再加上高强度的劳动时间，共同促成了压缩现代性的形成。

压缩现代性直接体现在家庭和个人层面。家庭不再只是情感和生活的场所，而更像是一个“资源容器”：它能为成员带来经济上的回报和社会地位上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沉重的压力和风险，比如育儿和养老负担（Chang & Song， 2010， 2022）。

二十多岁的未婚青年将婚姻视为不利于职业发展的风险，这体现了压缩现代性的特点：我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迫使个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承受更大的工作要求和时间压力。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许多人倾向于优先考虑职业发展而不是组建家庭。

年过三十：性别塑造单身的感受

然而，单从年龄并不能解释全部现象。我们发现，3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和男性受访者，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家庭期待和职场环境非常不同。因此，只有纳入性别的维度，压缩现代性的解释力才得以充分发挥。

我们发现，三十岁以上的男性与女性受访者在婚姻态度上开始走向分化：女性因生育年龄的社会规范而承受更强烈的焦虑；相比之下，男性的年龄压力较少与生理相关，而更多体现在经济准备上。

例如，由于非婚生育在我国仍面临重重障碍，34岁的文文正陷入一场关于婚姻与生育的内心拉扯。她并不认同“必须结婚”的人生脚本，却因渴望拥有孩子而不得不重新审视婚姻的必要性。她甚至试图通过医美来争取组建家庭的机会。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35岁以上的女性受访者普遍接受了终身单身的可能性，她们对加诸自身的年龄与性别规范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重塑了一种不依赖婚姻与生育的独立女性身份。相比之下，男性受访者往往把单身归因于高房价等外部压力，或者觉得自己配不上心目中过于理想化的伴侣。

例如，在2010年之后，单身女性常被贴上“剩女”的标签，社会甚至将她们未婚归因于“缺乏成为好妻子或好母亲的能力”。在“剩女”话语盛行的年代，20岁末的Jingjing也难免因为“剩女”话语而感到焦虑。但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39岁的Jingjing打破了这一束缚性的叙事，她说：

“我最初接触女性主义时并没有太深的印象。直到后来，我才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曾经那么渴望结婚。原因之一是大家都说如果我结婚，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当时也相信这一点。但在我35岁之后，我意识到，我并不需要别人因为我‘有潜力’成为好妻子或好母亲而认可我；我完全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

而45岁的马克，年收入25万，没有房产，在反思自己的单身经历时提到：

虽然到了我这个年纪，很多男性其实还是想找个年轻漂亮（的伴侣），我也想找一个30岁左右的……自己的设想比较理想，高出自己的能力，很多悲剧就是来源于此。就是想的跟自己的能力是有差距的，你要求那么高，你自己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比较难。

在当代中国的性别期待和道德评价体系中里，这一性别差异就变得好理解了。女性因偏离以婚姻与母职为中心的主流脚本而承受更强社会压力，被迫不断为单身身份辩护，并在持续的文化与家庭博弈中强化自我反思。相比之下，父权制婚姻体系赋予男性更多特权，可能使其更顺从既有逻辑，缺乏批判或抵制父权制的动机。

二、性别作为理解压缩现代性的核心轴线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城市未婚人群的深度访谈，揭示了在“压缩现代性”语境下，男性与女性在婚姻态度、压力来源和身份建构上呈现出显著分化。

在受访者中，二十多岁的未婚青年往往因求学、求职和城市迁移而更关注职业发展，这阻碍了他们将精力投入亲密关系。

而在三十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性别差异突出。三十岁及以上的女性更容易受到社会生育年龄规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强的婚姻焦虑；有部分女性选择主动或被动单身，并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寻求认同与支持。相比之下，三十岁及以上的男性则更多承受“经济供养者”角色期待和高房价等结构性压力，其经济不稳定性使其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基于对访谈素材的分析，我们构建了性别化的压缩现代性这一理论框架，用以解释在压缩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下，个体如何在结构性限制、性别化期待与个人理想之间不断权衡与抉择，从而为我们深入理解婚姻趋势的变化以及压缩现代性下社会规范的转变提供新的视角。

▲ 图一：“性别化压缩现代性”框架

图一展示了“性别化压缩现代性”框架下中国城市青年单身经历婚姻态度流动的年龄与性别差异。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婚姻态度从“理所当然”或“无忧无虑”，逐渐转向“犹豫或渴望”，在30岁左右达到焦虑高峰，随后在35岁后趋于“顺其自然”。

这一转变受到多重关键事件和结构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职业经历、工作强度与地理流动、父母期望与同辈压力、性别化年龄规范以及贯穿各年龄段的婚姻风险感知等。本研究指出，性别是压缩现代性作用的核心轴线。人们如何感知、协商并抵抗婚姻相关压力，折射出压缩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下性别化的特征。

三、别逼婚，给年轻人一个更包容的选择空间

虽然本文以年龄及性别作为研究发现的展示框架，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强化年龄与性别对于生命历程的切割，而是力图呈现出人们的婚姻态度在年龄与性别框架下的变化与挣扎。事实上，让婚姻选择不受年龄与性别所困或许才是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应当转换思路，不是通过政策去提倡一种结婚生育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而是通过社会政策为人们的亲密关系实践营造更包容的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环境，这包括降低婚育成本，消除人们对结婚生育的顾虑，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婚育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1]      Ya， X.， & Shen， Y*. (2025). Bifurcated experiences of single people in urban China: A gendered compressed modernit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1–21.

[2]     Chang， K. (2022). The Logic of Compressed Modernity. John Wiley & Sons.

[3]     Chang， K.， & Song， M. (2010). The stranded individualizer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South Korean women in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3)， 539–564.

[4]     Ji， Y. (2017). A mosaic temporality: New dynamics of the gender and marriage syste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Temporalités. Revue de sciences sociales et humaines， (26).

[5]     Ji， Y. (2025). Family r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 Bilateralism，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nd filial piety. Sociology Compass， 19(3)， e7005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缪斯夫人，作者：崖潇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责编：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