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猛犸工作室 （ID：MENGMASHENDU），编辑：梁励，作者：王晨婷

本是陪伴女儿一起到上海工作，郑女士却比女儿更早入职了。

郑女士，1969年生人，高中文化，在下岗潮中离开国企转干销售。如今正处于领取退休金的第6年，每个月可以稳定领取2473元。

郑女士的女儿，1996年出生，在香港硕士毕业后短暂地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初到上海寻找金融领域的工作，每个月稳定地支出房租3700元。

小郑还在起早贪黑读资料准备二面，郑女士已经不声不响入职了楼下超市看店：早上7时到下午3时，每月四千五，下班了还能带根排骨回家给女儿煲汤。她甚至不只收到一个offer：“楼下王姐介绍我去干保洁，我还嫌累给拒了呢。”

有足够的社会和工作经验，配上更灵活的劳务方式，低龄老年人在就业领域其实颇有市场，多位受访者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工作比他们想象中好找。而即将在9月1日施行的社保新司法解释一出，本就火热的老年人就业市场又迎来新的机遇。

最高法日前出台指导意见，9月1日起任何“不缴社保”约定都属无效，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一时引发关于“强制社保”的讨论。尽管不少商户老板尚在观望，但已经开始有大型企业下手“争抢”退休人才。

最先引发关注的麦当劳回应称，企业采用灵活多元的用工方式，自2022年就开始招聘退休员工；北京环球影城近期发布的零售服务人员招聘信息显示，招聘条件要求为正式退休人员（已取得退休证）；上海小杨生煎、凯司令等部分门店也挂出招聘退休人员的告示。

我国社会保障结构复杂，以“退休返聘”为代表的劳动关系，会否成为未来的就业趋势？灵活与保障之间，又该如何寻求平衡？

员工转成合伙人

许霞曾经有相当成功的职业生涯。她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进入银行体系工作，一路做到地方分行副行长。

由于职务调整，许霞比预期提前半年办理了内退。本来是开心的事，但骤然从忙碌到空闲，退休的生活一下子让许霞无所适从。

丈夫、朋友都还没到退休时间，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生活稳定，父母也还健康。时间都变成了自己的了。

“说起来，我好像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没有必须要做的事，什么都可以随心来安排。”许霞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毕业后找工作然后结婚生子，抚养孩子、承担家务再一边闯荡事业，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机会出去旅旅游。

退休后的第一天，她照常在七点醒来，然后到小区棋牌室打了一整天麻将。

带着父亲到安徽、山西、新疆玩了一大圈，跟着旅行团游完“新马泰”；研究起新疆-宁波的运输生意；拉小区朋友想一起开社区团购店；到老年大学上课，报了“幸福心理学”；许霞抓起电话给女儿介绍了一堆相亲对象开始催婚，恨不得第二天就开始帮女儿带孩子。

还是闲。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保险公司的工作，许霞决定去试试。

退休前，许霞的年薪大约几十万；退休后，每月退休金也在一万以上。并不差钱的许霞选择重新开始工作，“主要是想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家人怀疑保险公司的资质，劝许霞好好享受退休生活，“过太平日子”。但她搬出“幸福心理学”里刚学来的一套：“我很开心去保险公司，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一家人互相支持最重要了。”

许霞并不需要保险公司给她缴纳社保。实际上，保险公司也并不给大部分员工缴纳社保——他们签署的是代理人合同，本质上是劳务关系。

“劳务合同关系与劳动合同关系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法律效果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浙江晓德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文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主要为劳务关系的主体之间只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彼此之间无从属性。用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各自独立、地位平等，而劳动合同关系恰恰相反。

他还指出，劳务关系主要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劳动合同关系主要适用于《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等劳动人事法规。

许霞的代理人模式，有点类似于现在网络上调侃的“把员工转成合伙人”。

一位在云南做餐饮的老板东东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自己的确在考虑把员工转成合伙人的可行性。

“我有三家门店，大概二十个员工。员工流动率比较大，不交社保其实是行业内的普遍做法。”东东坦言，根据他的初步计算，如果给大家都交上社保，每个人每个月得多花一千多块。“现在餐饮利润率是非常薄的，大家甚至都要赔本赚吆喝。如果真都要上社保，我的三家店可能至少得关两家。”

至于把员工转成合伙人的模式，东东认为这是自己在寻找的一种规避风险的方法，至少能避免自己的店铺走向倒闭。改聘退休员工也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计划先“观望一下”。

不过，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康德智库律师张秀红在采访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法律层面，劳动关系与合伙关系本质不同。

“劳动关系强调的是‘从属性’，表现为考勤管理、绩效考核、发固定工资；合伙关系则以‘平等性’为基础。如果公司仍然要求所谓合伙人打卡上班、接受管理、按月领薪，这种关系的本质依旧是劳动关系。因此，把员工改叫‘合伙人’，并不能让社保义务凭空消失。”她说。

张秀红表示，一旦发生纠纷，劳动仲裁和法院更看重实际用工方式，而不是合同上的称谓。企业不仅可能被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还将被责令补缴社保、支付滞纳金，同时还要承担工伤、加班费、违法解除赔偿等一系列风险。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模式被大规模复制，劳动者的基本保障将被架空，社会保险制度也会失去应有的稳定性。所谓‘灵活用工’如果异化为‘规避用工’，实际上是在消耗劳动者的安全感与社会信任。”她说。

上了十天班，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许霞结束了在保险公司的工作——留下了自掏10万元给自己购买的一份保险。好在说走就走，来去轻松，足够“灵活”。

在回老家帮父亲拔了几天花生后，自称“劳碌命”的许霞又捡起做了一半的社区团购店商业计划书。她计划着，把店开起来后找几个退休的同龄好友一起来经营，“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这工资高不到哪里去，但就是大家热热闹闹地一起，多开心嘛。”

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人数5.34亿

和许霞的经历略有区别，柳青并没有传统职场经历。她和丈夫一起经营了一家玩具店超过20年。在2019年之前，店铺的经营权转给他人，她也乐得在家休息了两年，把小家重新整修了一番。

按照她的计划，休息两年后，年近三十的儿子就能成家，张罗完婚事后帮孩子带小孩，人生圆满。“我特别喜欢小孩。”柳青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但事情没能按照她的预期发展。去年底，柳青拿到了第一份养老保险，两千出头，照她的话来说，“够全家喝粥喝饱”，但好在有原来经营店铺的留下的一些积蓄，生活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儿子的婚事迟迟未定，带孙子的计划遥遥无期。

“跳广场舞认识的那些姐妹，她们天天嘴里抱怨带孙子孙女‘累死’，其实那个语气都是有点炫耀在的。”柳青向记者吐露心声，但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一次吵架，儿子对她说：“这么愿意带孩子就去幼儿园上班好了”。

镇上离家不远确实有家民营幼儿园在招工，要求60岁以内的女性，月薪两千。半是赌气半是补贴家用，“加上在家呆着也是刷手机”，柳青成了这家幼儿园的生活阿姨，主要负责带小朋友睡午觉、吃饭。

“交社保肯定不交的，问都不问的。我们这里养老保险都是自己交的，一年几千块，各个档位自己选。”柳青说。

她口中的养老保险全称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许霞和大部分企业员工缴纳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有所不同。

各地城乡养老保险的缴纳额度略有不同。以浙江为例，自2024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档次为8档，分别为每年200元-7000元不等，其中200元档次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低保边缘户等困难群体参保政府代缴档次。

而职工养老保险则根据收入比例来按月缴纳。同样以浙江为例，以上一年度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基准，并结合当地社会平均工资60%至300%的上下限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单位缴费比例为16%，个人缴纳8%。

医保也有不同的标准。

我国在2016年整合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2025年新农合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同时可享受不低于670元的财政补助，即每年总资金为1070元。

城镇职工医保按月缴费，则以上一年度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由用人单位承担10%，个人承担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34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38亿人。医保方面，居民医保的缴费人数明显高于职工医保，分别为9.5亿人和3.8亿人。

柳青告诉记者，同事里还有几位没有退休的生活阿姨、保洁阿姨，单位也没有给她们缴纳社保。“我们这里的人基本上都自己买养老保险跟新农合，不用单位来交，工资拿到手里比较实在。有些说可以转来转去的，太麻烦了我们也搞不来。”

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并不罕见，但其实企业的做法是处于灰色地带。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根据《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能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约定变更或者放弃。同样，也不因员工个人已缴纳居民保险而免除。

对于“转来转去”的麻烦，实际上，如果办理养老保险衔接，账户的全部储存额可以衔接并入另一套账户，在电子社保卡上即可线上申请转移。

柳青把儿子发来的视频教程分享给尚未退休的同事，同事并没有回复。

灵活与保障之间的平衡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越来越多像郑女士、许霞、柳青这样的“新老年人”重新走进职场，既是灵活用工的体现，也是对现有社保体系的一次考验。

律师提醒，在聘请退休人员或以“合伙人”“劳务协议”等方式用工时，企业并不是就能规避掉法律责任。

张秀红谈到，退休人员虽然已经领取养老金，不再强制缴纳养老保险，但一旦企业在返聘过程中进行统一管理、考勤考核并支付固定报酬，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一旦发生工伤或劳动纠纷，企业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劳务协议’并不是免死金牌，仲裁和法院更关注的是实质而非名义。用工成本看似减少，合规风险却被成倍放大。”张秀红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当前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2亿人，其中有不少是处于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在灵活用工快速扩张、退休返聘热度上升的同时，社保制度和劳动法规也亟需适应新的就业现实。

在陈文明看来，零工作为《劳动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非全日制用工，虽然与全日制用工在用工形式以及权利义务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但依然属于劳动者，享受劳动者的待遇，且现行法律也在用工关系建立和解除、工作时长、社会保险待遇等方面对劳动者进行了全方面的保护。作为劳动者应积极行使自身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