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孙宇晨，想必大部分人都不会陌生。从“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再到加密货币与区块链，孙宇晨一直不走寻常路。现在他更是成为了特朗普家族支持的加密货币项目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 的主要投资人，向其投入了7500万美元。

在今年初特朗普发行自己的MEME币后，孙宇晨更是以特朗普meme币第一大持有人的身份出席了特朗普的晚宴。这反过来又导致其再次出现在国内舆论的争议中。

孙宇晨的公众形象长期以来充满了矛盾。支持者将他描绘成一位富有远见、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和营销天才，而批评者则视其为善于投机、炒作的“骗子”。笔者无意于直接对这两种说法作出评价，而是旨在整合这些相互冲突的叙事，通过分析其行动背后的动机和策略，全面解构其与加密货币的神话故事。

孙宇晨的加密货币神话就是一部不断逃脱监管的故事。这一故事发端于其在2017年创立的波场（TRON）项目。该项目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与绝大多数加密货币一样，“去中心化”是其主要卖点。

根据波场自己的说法，它采用了三层设计（存储层、核心层、应用层）和“委托权益证明”（DPoS）共识机制。DPoS机制通过社区投票选举出27位“超级代表”（Super Representatives，简称SR），由他们负责区块的生成和交易验证。并且波场宣称，这种机制被设计为比其他区块链更高效，且交易费用极低。

当然实际上而言，大部分人对这种“去中心化”叙事并不买账。特别是孙宇晨个人掌控着波场代币TRX的绝大部分供应。这使得他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超级代表的选举，对整个网络的治理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用更为通俗的话说，孙宇晨既是庄家也是玩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宇晨筹集资金的时间。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严厉禁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并要求已完成募资的项目进行清退。这次筹集恰好发生在我国正式宣布全面禁止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的前几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9月1号。

换言之，孙宇晨在监管的前几日将一个只运行了几个月的项目直接对外募集，并且在筹集完7000万美元后不久，便离开中国前往美国。与此同时，加密社区指责孙宇晨的筹集白皮书大量抄袭其他区块链项目的段落，且未注明出处。波场虽然予以否认，但这无疑暗示了我们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故事，即孙宇晨很有可能提前知道监管的消息，从而仓促上马项目筹集资金，然后迅速离开我国。

如果孙宇晨就此消失，那么他无非是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卷款跑路故事。但孙宇晨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庸常”的结局。自此，孙宇晨的奇幻漂流正式开始了。

孙宇晨再次出现在国内舆论视野，是他被任命为格林纳达常驻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特命全权大使。虽然对很多加勒比岛国而言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但对国内民众而言这种体验无疑十分新奇。一个在国内争议巨大、且某种程度上来说“臭名昭著”的人，却一举成为别国大使，很难说这究竟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超现实主义。

那么孙宇晨是如何完成这一华丽转身呢？答案就在于CBI。CBI是一种在加勒比岛国非常流行的移民签证。这种签证的特点就在于能够以非常快捷的方式获取加勒比岛国无投票权的国籍，进而利用这些国籍的免签性质作为跳板去往西方主要国家。对于产业稀少的加勒比岛国而言，这可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宇晨的第一步就是入籍加勒比岛国中最臭名昭著的圣基茨和尼维斯国籍。原因无他尔，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入籍条件是最宽松的，仅需要25万美元就可以获得该国国籍。并且还可以提供加急服务，最快45天就可以完成申请。

更重要的是，圣基茨和尼维斯甚至连所谓的“移民监”也不存在，其本质上就是赤裸裸地出卖国籍。并且圣基茨和尼维斯在金融系统上也非常混乱，为洗钱大开方便之门。2014年5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FinCEN）发布了一份针对圣基茨和尼维斯的警告。指责圣基茨的法律和监管体系为洗钱提供了机会，并使罪犯能够有效逃避调查和惩罚。

加拿大更是单方面直接取消了其免签旅行资格，并且在政府承诺重大改革后，才在2023年开放部分旅行便利。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虽然加勒比岛国都在卖CBI签证，但圣基茨和尼维斯的声誉是其中最糟糕的。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格林纳达（孙宇晨再次返回加勒比，就是通过格林纳达国际享受了美国E-2条约便利）或圣卢西亚等后起之秀具有优势。

但对于孙宇晨而言，圣基茨和尼维斯简直堪称“自由的天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这里并不是一种夸张手法，事实上不少国人就利用过圣基茨和尼维斯极为宽松的环境，将大量资金清洗出我国。2023年的新加坡特大洗钱案就是最新的例子。或者更直接地说，圣基茨和尼维斯几乎快成为不少国人的洗钱天堂，而加密货币就是其中最流行的洗钱项目。

由此可见，圣基茨和尼维斯的改革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形式上的要求，也导致其更容易触及西方主要国家的监管红线。

孙宇晨更甚一筹的表现在于他绝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国籍后，他又攀上了欧洲最著名的两个移民国之一——马其他国籍。然后，孙宇晨再次回马枪杀回加勒比岛国，通过金钱的力量加入格林纳达国籍，并被任命为该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特命全权大使（卖官卖爵可是加勒比岛国的重要创收项目）。

不得不说，孙宇晨确实有敏锐的嗅觉。圣基茨和尼维斯由于其过于宽松的条件，导致其被主要西方国家所审查，欧盟更是宣布将实施的欧洲旅行信息和授权系统（ETIAS）作为加勒比岛国进入申根区的额外审查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如果欧盟在明年真的实施这项政策，那么圣基茨和尼维斯的CBI签证将无法直接进入整个申根区。

他则通过反复横跳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这种风险，这种策略并不仅仅是为了避税，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其个人和业务在面对来自强国法律审查时，尽可能建立足够厚的法律防火带。

购买特命全权大使是最典型的表现。以孙宇晨的精算程度，他必然不可能白白花钱，他之所以要加钱购买外交身份的原因就在于SEC盯上了他。孙宇晨是在2021年12月被任命为格林纳达驻世界贸易组织的大使，并获得免于起诉的外交身份，这与美国SEC对其提起诉讼的时间非常接近。不过孙宇晨可能小瞧了阿美利加在西半球的影响力，2022年6月，格林纳大政府换届后，他被突然解除大使职务。

2023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孙宇晨及其三家公司（波场基金会、BitTorrent基金会、Rainberry Inc.）提起诉讼。诉讼的核心指控包括：未注册证券发行与销售、欺诈性市场操纵以及非法名人推广。

波场基金会方面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反驳，认为SEC无权监管其主要发生在海外的行为，并强调相关代币的销售完全在海外进行，且已采取措施避免美国市场（用大白话来说，专注于割国人“韭菜”）。此外，波场还否认了洗售交易的指控，并称SEC未能提供具体证据。

但在SEC大量证据面前，波场的叙事日益处于不利地位。至少在阿美利加的主流叙事中，孙宇晨的财富积累严重依赖于制造市场热度和虚假需求。这种通过欺骗手段来抬高代币价格、从而获得巨额财富的行为，正是其被SEC起诉的核心原因。

然而就当所有人都以为孙宇晨会步赵长鹏后尘，也吃下巨额处罚（72亿美元罚款）时，孙宇晨再次展现出自己起死回生的能力，这次他直接抱上了特朗普的大腿。非常巧合的是，在他向特朗普家族进行大笔投资后，SEC暂停了对他的民事欺诈案件指控。

这几乎令民主党人怒不可遏。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公开质疑这种联系，称其为“典型的交换条件”（或者也可以成为教科书般的权钱交易），并要求SEC解释暂停案件的理由。

但从现在的情况看，SEC似乎已经“屈服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没有对此事作出任何解释。对孙宇晨而言，这则意味着他游戏手段的进一步升级，他正在从单纯的监管套利，演变为直接寻求政治影响力，以解决其法律问题。

不得不说，孙宇晨充分展现了一种异化后的“全球公民”素养，在中国则中国，在美国则按美国人方式办事。当然，即便是这种高层的政治押注也并非毫无风险。前不久特朗普家族的WLFI项目以“可疑活动”为由，冻结了孙宇晨的代币。毕竟对特朗普而言，孙宇晨充其量只是向自己示好的芸芸众生一员，这并不足以让孙宇晨成为对自己有价值的盟友。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孙宇晨的个人经历恰恰折射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在张力和缺陷。相信绝大部分读者都知道，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理论，其核心信条是将“市场至上”作为核心原则，认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主张政府应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强调自由贸易、金融化和私有化，并认为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减弱甚至撤销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可以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但在实际过程中，它所宣称的理想往往与现实存在高度的不兼容性。新自由主义并非是让国家退出社会生活，而是让其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服务于少数精英的利益。

孙宇晨的加密货币故事，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创造的条件在数字经济领域结出的果实。首先，与物理世界的资本更容易受到主权管辖不同，在数字世界，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高效流动。孙宇晨这样的全球化精英通过购买国籍，实现了个人身份和资本管辖地的“无缝”匹配。这种行为使其完全摆脱了母国的监管，实现了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趋势下，对国家主权边界的根本性挑战。

甚至更进一步地说，购买国籍本身就是一种将公民身份商品化的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主权和国籍这种传统上被视为不可交易的公共产品，也被纳入了市场逻辑。圣基茨和尼维斯这样的小国通过主动出售公民身份，在为自己创造财富收入的同时，也为全球富豪提供避免监管和税务套利的工具。

其次，孙宇晨所谓的去中心化神话本质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话术之一。波场前CTO Lucien Chen公开指控波场“过度中心化”。他指出，波场的“委托权益证明”（DPoS）机制是“伪去中心化”的，少数“超级代表”控制了绝大多数的投票权，而这些节点大多受波场基金会控制。

这种中心化控制并非技术缺陷，而是孙宇晨作为创始人的刻意为之，确保了对整个网络的绝对控制。正如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所指出的，其理论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权力向少数精英集中。

换言之，波场通过控制“超级代表”，确保了对网络的绝对控制，这与新自由主义下企业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趋势如出一辙。所宣称的“去中心化”和“自由市场”理想，仅仅是一种营销叙事，用以吸引普通投资者。一旦资本和权力集中，这些技术便被用来复制和强化现有的不平等结构，而非颠覆它们。

最后孙宇晨的商业行为本身，也是对新自由主义信奉的有效市场假说，形成了强烈讽刺。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能有效分配资源，但孙宇晨的清洗交易行为，恰恰是人为制造虚假信号，每日在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高达数百万TRX的交易，以伪造活跃的交易量并诱导和掠夺投资者。

这反而说明了在去监管化的环境中，市场并不会自动实现“有效”，反而可能成为欺诈者的温床。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并非意味着一个“完美”市场应运而生，反而可能是“金融化”的无序扩张。最终牺牲的是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加剧社会不平等。

总之，孙宇晨的加密货币故事并非孤立的个人经历，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在矛盾和结构性缺陷的一个深刻缩影。他的轨迹——从逃离监管到寻求政治庇护，从利用“去中心化”叙事进行中心化操控，再到通过金钱购买法律豁免权，系统性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也是今日新自由主义在现实中日益衰弱的原因。也许，提前从马斯克那买一张去火星的车票，可能是孙宇晨以后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作者：丁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