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5年度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其中，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

一、莫基尔及其评价

由于乔尔·莫基尔分得钱多，这里我主要介绍莫基尔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乔尔·莫基尔，是很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应该都看过他的论文。经济史在经济学领域地位不高、学术鄙视链底层，很多研究容易遭受同行和历史学家的嘲笑，但它，正如莫基尔所做的研究一样，又非常重要。

莫基尔是荷兰裔美国经济史学家，于1946年7月出生在荷兰莱顿（Leyden），1968年获得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学士学位，1972年和1974年分别获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美国西北大学，并于1998—2001年间任经济系主任，现任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施特罗茨讲席人文与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经济学院萨克勒讲席教授。

或许，莫基尔横跨欧洲、美国和以色列的复杂经历，给他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兴趣与机会。跟很多经济史学家一样，莫基尔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是一位多产学者，代表作有《富裕的杠杆：技术革新与经济进步》、《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

但是，莫基尔的研究层次非常分明。他首先选择了亚当·斯密当年开创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大问题：经济（财富）为什么增长，通过计量分析的方式考察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莫基尔从工业革命出发，研究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莫基尔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技术变革存在非均衡性，比如突然出现工业革命；技术进步有大发明也有小发明，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结论大家会觉得习以为常，但作为经济学理论研究，莫基尔在这里有一个贡献，与罗默一样，将技术进步纳入内生增长的研究。

接着，莫基尔找技术进步的原因，从地理条件、制度、政府、人口等很多方面做了分析，认为技术进步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具备创造力的人才、制度激励创造、包容与多样性。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莫基尔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联系起来，他认为，启蒙运动促进了有用知识的扩散，引发了“工业启蒙”运动。

莫基尔关注一些细节对技术和知识进步的作用，比如英国的学徒制度、企业家精神等。

然后，莫基尔的研究转向反方向，与大量经济史研究一样，通过国家案例比较，论证哪些因素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发生。莫基尔博士论文《低地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1800—1850年》，就是对低地国家的工业革命进行比较研究。

我们通常会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出现在英国？为什么紧挨着英国的爱尔兰错失了工业革命？莫基尔给出的理由很多，包括交易费用高、企业家精神匮乏、资本不足、制度抑制等等。

接着，莫基尔的研究扩大化，从关注技术进步扩大到人口、人力资本、资本积累、基础性制度、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后期，跟很多经济史学者一样，莫基尔将研究落到文化上，试图从传统、思想、价值观等角度解释经济增长问题。

另外，两位获奖者阿吉翁与豪伊特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构建了“创造性破坏”模型，也就是将熊彼特的经典理论模型化，解释了企业通过破坏性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

以下我对三位获奖者做一些简单评价：

第一，阅读莫基尔的作品，你会感觉史料丰富、细节满满、论证严谨，有些结论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当然，这是很多经济史学研究的特点，也是莫基尔学术成功所在。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但是，与很多量化经济史学研究遭受的批评一样，由于经济学家对史学研究训练不足，在史学家眼里，这些研究陷入技术迷恋，同时也未必受经济学家的待见。其实，经济史研究是非常有挑战的，例如怎么解释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哪个方面似乎都可以解释，哪个方面似乎都不够严谨，至于什么因素最重要，天知道。所以，经济史研究作出成果不难，遭受批评也容易。

第二，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在非学者看来都是常识，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这其实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个特点，试图量化论证大部分常识。换言之，尽管这三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做出了引用率高的论文（莫基尔以量取胜），但是总给人感觉缺乏智慧的火花。

有人说，今年的经济学诺奖是熊彼特下的“蛋”，三位获奖者把他的蛋孵出来了。今天言创新必称熊彼特，那是因为熊彼特是发现创新、发现企业家精神的开创性人物。三位获奖者孵出鸡蛋固然功不可没，但似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创新——更何况三位还是研究创新的经济学家。

第三，尽管三位获奖者的学术成果给人感觉有些乏味，但获奖消息出来后，依然广受传播。其原因是，三位的研究抓住了大问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革命浪潮的当下。去年的获奖者阿西莫格鲁情况类似，他是诺斯下的“蛋”，缺乏开创性的智慧。但是，阿西莫格鲁凭借大规模的论文生产以及高被引的学术成果获奖，关键是他也抓住了大问题，即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大特点：高引用、实证/量化研究、大问题（创新、制度、金融危机、贫困、资产定价）。

下面，我探讨几组关系，分别是技术进步与创新、宏观、制度、自由的关系。

二、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关系

很多人将创新等同于技术创新。这狭隘的创新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有害的。

创新是一个自发性的系统工程。莫基尔有一个观点很对，即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现象，其依赖于社会、政治和技术的综合变革。技术创新，尤其是重大技术创新，不仅仅是科学家、工程师在技术领域的创新，而是法律、政治、社会组织、企业组织、金融系统、教育系统等各领域创新与求变。

现在各国都在关注芯片，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定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合作的结果，这个人才不仅仅是众多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还包括企业家、投资人、金融从业者、律师、会计师、审计师、老师、政府官员等等。最简单的，制造芯片需要融资，就需要金融市场，管理金融市场需要设计制度。而且，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金融市场竞争，制度需要不断革新保持其竞争力。今天，我们说股票市场搞不好，怎么搞得好技术创新。要搞好股票市场，需要制度建设以及一系列技术之外的变革。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激励社会价值观转向技术崇拜，大力投入理工科，弱化人文社科。每一轮技术革命的后期，由于人文社科被弱化，制度、法律、伦理以及社会组织建设不足，技术封建主义崛起，财富分配恶化，社会结构失衡，价值观扭曲，信仰崩溃，最终出现政治动荡、国家战争，反噬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三、技术进步与宏观的关系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期，很多人都将希望寄托在技术创新上，新产业、新技术企业，尤其是独角兽，决定着未来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但是，如果宏观经济衰退，技术创新还会出现吗？

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逻辑，当经济进入衰退/萧条期，企业家不得不通过创新来寻求突破，新技术、新产品的量产入市，创造了新需求，推动价格回升与经济复苏。这是微观创新改变宏观走势的逻辑。

以日本为例，日本从90年代开始进入漫长的衰退期，不少企业破产，大型企业剥离了不赚钱的行业，集中力量搞研发，如今在一些领域获得世界领先技术。这就是熊彼特范式。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日本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导致大衰退持续，日本几乎痛失了整个互联网时代。

如今，进入金融时代，金融加速器效应容易引发宏观经济长期萧条，技术创新如何在“漫长的冬季”涌现，这是一个考验。

假如2020年美国股灾，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没有及时出手救市，或者救市不利，美国出现大衰退，那么还有这轮人工智能浪潮吗？或者，这轮浪潮要推迟多少年？无疑，如果美国金融市场崩溃，大模型在开启人工智能浪潮的前夜就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

如果财富分配不改进，社会保障不健全，有效需求和消费就得不到提升；货币政策不及时，财政政策缺乏结构性改善的效果，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难以提振。在宏观经济未能改善的前提下，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创新，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宏观问题。

这个时代，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将技术进步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起来研究。

四、技术进步与制度的关系。

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学家广泛而深入研究的主题。新制度经济学通常从产权制度和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制度对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者产生激励作用。不过，莫基尔不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对英国工业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莫基尔关注元制度，也就是基础性制度。近代，主权国家、民主制度、自由市场、公民社会在相互影响中发展起来，很多人从直觉上和部分逻辑上认为，以上四大制度是技术创新与经济进步的条件。如何建立这些基础性制度？知易行难。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表明，创新成功的概率随着民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换言之，民主与创新或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是正的，且这种正相关对经济体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学者对制度建设之于创新的作用并不陌生，但是对制度变迁的理解是不足的。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理解制度变迁的逻辑非常重要。

莫基尔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认为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将技术进步与诺斯的制度变迁、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具体来说，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积累一群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为了固有利益可能通过政治竞争来抑制制度变迁，甚至促使制度倒退，最终阻碍技术进步。

莫基尔的研究表明，在单一经济体中，技术进步达到某一点之后开始固化，技术进步的速度逐渐变得缓慢并最终消失。这就是“卡德韦尔定律”。莫基尔发现，18世纪的英国，寻租活动非常普遍，各种管制、限制、特权与垄断在攫取经济利益，以地主阶层为主的下议院阻碍了制度变革。

但是，莫基尔发现，在多个经济体中，由于政治竞争更加激烈，“卡德韦尔定律”并不成立。可见，政治的开放性与竞争性改革，有助于打破既得利益者的控制，促进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

在思考制度问题时，不能假设制度是外生的，渴望“上帝之法降临人间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要通过动态博弈的思维，思考利益集团可能如何通过政治控制巩固利益，个人如何通过政治竞争推动制度变迁。

五、技术进步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作为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很多社会精英开始怀疑这个结论。

我认为，逻辑上是没问题的。一个没有绝对自由的社会，个人不能迁徙、不能说话、不能交易，如何创新？

如今这个时代，几乎不存在缺乏绝对自由的社会，这就导致了一个真正的难题：自由的宽容度与创新的水平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政治自由但拥有一定的经济自由，某些领域行政垄断某些自由竞争，某些领域不开放某些领域融入全球化、甚至准入门槛比发达国家更低，科学家群体享受更高的社会地位、获取充分的经济激励和个人自由，那么可以多大程度上激励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水平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为了解释这个真正的难题，我们需要思考创新与自由的关系，哪个是手段，哪个是目的。短期内，自由可以是手段，以促进创新。但根本上来说，自由应该是目的。

不过，自由市场有代价的。为了达成自由的目的，个人都会权衡应该付出多少代价以换取相应的自由，或者放弃多少自由。霍布斯认为，一个人选择转让权利或放弃权利，永远是因为他想要从对方身上也获得某些权利，或是通过这种行为得到其他的权益。在私人领域中，这种权衡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交易，是帕累托最优的。

但是，在集体行动或公共选择中，这种关于自由的权衡容易出现机会主义。在一些情况下，人可能选择放弃权利来保障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哈耶克曾对这种行为予以最严厉的警告：愿意放弃自由换保障的人，最终两者皆空。

最后，技术创新是持续性的社会变革。当我们在探索技术创新时，不仅要思考某项技术、公司或产业，还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如宏观、制度、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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