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关于寻找深度、自由和真实生活的精彩故事。

故事的起点在2022年，纽约布鲁克林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里，一群高中生，自称“卢德分子俱乐部”（Luddite Club），每周日风雨无阻地聚会。他们用一个古老的名字“卢德运动”来反抗现代科技对他们生活的工业化侵蚀。

卢德俱乐部的创始人，是默罗高中学生、17岁的洛根·莱恩（Logan Lane）。10岁时，她拥有了第一部手机，11岁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立刻创建了Instagram账号。她借着手机的光线入睡，欣赏着那些最popular的女孩。与她们相比，她觉得自己很不自在。一方面，她想模仿她们，另一方面，她又拒绝成为这种“万人迷”。

俱乐部创始人洛根·莱恩在她的房间里。她在布鲁克林的默罗高中发起的运动已经蔓延到纽约的其他学校。

后来，手机丢了一次，她感觉到了一种解脱，从此她尝试戒掉Instagram。疫情爆发时，她14岁，社交媒体用的次数随之飙升。她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区分自己做的事情哪些是因为她喜欢，哪些只是因为她知道会发照片。生活让她感觉像是在演戏，以符合她的社交媒体形象。后来，她删掉了所有的个人资料，并告诉从事技术工作的爸爸她要放弃智能手机。

起初，父母根本不相信这种生活能持续下去，但后来，他们坚持让她至少要有一台旧手机。没有了智能手机，等于“社交死亡”，洛根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慢慢地，她感觉自己的“大脑化学反应”发生了变化。她读到了阿奈斯·宁的《拼贴画》，开始学着缝裤子，她感觉自己更有创造力，效率更高，但也更孤独了。她开始重新观察城市、阅读、涂鸦，并享受没有闹钟的早晨。

俱乐部中其他成员大多只携带翻盖手机（flip phones）而不是iPhone。他们远离人群，在公园的泥土堆上围坐一圈。他们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在这里，风雨无阻，甚至下雪也不例外。我们彼此之间不联系，所以你必须来。”

在公园里，他们不聊天，有些人在速写本上勾线，有些人则用水彩颜料作画，有人闭上眼睛聆听风声，许多人专心致志地阅读。他们的书包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阿特·施皮格曼的《鼠族2》和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俱乐部成员将亨特·S·汤普森和杰克·凯鲁亚克等自由派作家视为英雄，也对批判科技的作品情有独钟，比如库尔特·冯内古特的《自动钢琴》。

三名成员在布鲁克林展望公园举行的卢德俱乐部聚会上。

成员之一洛拉·舒布（Lola Shub）说：“当我拿到翻盖手机后，一切立刻改变了，我开始使用我的大脑。社交媒体和手机不是真实生活。”詹姆森·巴特勒（Jameson Butler）发现，当她不用iPhone后，一些朋友因为“不喜欢收到绿色短信”（即非iPhone用户）而疏远了她，这反而帮助她筛选出了真正愿意投入精力来维系友谊的人。

在繁华喧嚣的纽约，这群青少年有意识地抵制注意力经济的行为，致力于追求“慢思考”和“真实连接”。

然而，俱乐部也遭受到了批评（这也是卢德主义一直以来遭受的主流批评），有人指责他们是“精英主义”（classist）：

“我们遭到了强烈反对，”洛根说，“说我们是一群富家子弟，指望每个人都放下手机是一种特权。”

洛根引用了她的导师的话来回应：“大多数革命其实都是从像切·格瓦拉这样勤劳出身的人开始的。我们并不指望每个人都用回翻盖手机。我们只是看到了心理健康和屏幕使用方面的问题。”

受到他们故事启发的读者邮件和评论，潮水一样涌来。来自德国、巴西、日本等地的记者也纷纷打听这些难以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联系上的学生。Reddit上出现了许多尖刻的留言和评论文章。

在Logan Lane的房间里有一张卢德俱乐部的海报，上面写着俱乐部的口号“别做手机控”。

三年过去了，人们很想知道：他们是否继续走在卢德主义的道路上？还是又被拖回了科技的深渊？

令人惊喜的是，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学习俄罗斯文学的洛根，正将卢德分子俱乐部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使命是“将年轻人与社区和知识联系起来，以战胜大型科技的成瘾议程”。

他们仍然鄙视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它们诱捕年轻人的方式，这些方式迫使年轻人创造与真实自我几乎毫不相关的完美网络身份。他们还在使用翻盖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而不是智能手机，作为对日益数字化的世界做出的主要让步。他们的运动正在发展壮大，在西雅图、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和华盛顿特区的高中和大学都设立了分支。

俱乐部还出版了一份名为《卢德派快讯》（The Luddite Dispatch）的通讯。创刊号上有一篇文章题为《卢德派最近的胜利》，重点介绍了美国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蒂（Vivek Murthy）的一项建议：社交媒体平台应贴上警示标签，告知用户这些平台“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卢德派快讯》（The Luddite Dispatch）

当然，上大学后，并非所有人都坚守了纯粹的卢德主义。

鲁克·沃特林（Biruk Watling）在天普大学推广俱乐部时遇到困难。为了在充满危险的费城夜生活中保障人身安全（比如，参加深夜聚会后要保证自己能安全回家），虽然她仍用翻盖机作为主力机，但不得不买了一部安卓智能手机，仅用于Uber和必要的安全保障。

洛拉·舒布（Lola Shub）一上大学就重新用回了智能手机，因为“没有它真的很难适应世界”。她承认享受持续的连接带来的便利，但也感到不必过于用力。她怀念使用翻盖手机时“做每件事都需要付出努力”的感觉。回到了数字世界，她却始终意识到，这是一种流行病。

另一名俱乐部创始成员奥迪尔·泽克斯特（Odille Zexter）在电话采访中表示，约会应用程序是阻碍卢德派前进的巨大障碍。在最近的一堂美术课上，19岁的泽克斯特创作了一件破旧翻盖手机的青铜雕塑，“翻盖手机如今已被视为古董”，她说，“但通过雕塑来凝固我的手机，我想保留人们使用它们的那个时代，想要强调它们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洛根·莱恩在一家生产极简主义手机的初创公司Light Phone实习，这种手机只允许通话和短信。她称这是“新卢德主义”的生活方式，即有选择地利用技术来限制技术。她最终的梦想仍然是“有一天能完全无法联系到”。

俱乐部成员3年后再聚展望公园

这群青少年从高中到大学的卢德主义故事，说明他们对科技的抗拒不是一时的叛逆，而是一种深刻、持久的哲学选择。虽然大学生活迫使他们中一些人对数字化世界做出了妥协，但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从未动摇。至少，他们将个人挣扎提升为一个不断增长的社会运动，使他们从“怪胎”聚会变成了“酷孩子”俱乐部，并成功引发了关于“谁塑造了我们的注意力”的广泛社会对话。

二

此前，我写过几次美国各州的公立学校采取的一些手机使用、管理政策，这学期儿子所在的学校也更新了相关的政策，昨天还给家长发送了问卷，了解新政实施以来家庭的态度。

昨晚在“跑步有毒”读者群里，我与群友们也有一段与此话题相关的对话。

一位在国内的群友讲述了自己儿子的故事，完全就是这群纽约“卢德主义青少年的中国版”。她说，儿子习惯于集中火力做一件事情，喜欢深度思考，常常不接电话不回消息，因此多次被误解、被诟病，甚至她也曾认为儿子不能适应所谓多维度的生活，有些埋怨他。后来才逐渐理解并支持他，只是目前在国内，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显得举步维艰。

我来美国后，发现这里的人们还保留着可贵的发邮件的习惯，这种异步沟通方式，给人们深思熟虑再反馈或跟进的机会，不会像即时通讯软件那样把人逼到墙角。即时反馈确实满足了大脑即时满足的生理机制，实则是缩短了思考的周期或决策的时间窗口。邮件则有效阻断即时满足的多巴胺，让人可以动用理性的、慢速的思考系统——心理学上这叫“系统二”。

上周有朋友提到，一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美国人，一周回复一次短信是常态，不是他们故意不理睬你，这就是他们的习惯。这种慢沟通，与即时通讯文化中的“秒回”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然，有年轻人亦如此。我们都认识的一位杜克大学的博士，几乎每半个月才会查看一次手机Message，常常联系不上他，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他的这种“数字极简”生活，让他可以投入地忙碌于自己的工作和信仰，这也让我们的每次见面与交谈，都显得异常珍贵。这让我相信，在美国文化的一些群体中，“慢”和“深”的沟通依然具有很高价值。

一位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群友也说，美国人还保持着手写信件、手写贺卡的习惯。在火车上，总能看到人们捧着纸质书在读。还有一位群友说：她侄女来美国16年了，两口子都不用微信，从进家门的一刻，就不会再拿起手机。这让刚来美国的她“挺受震撼的”。

当然，也有另一个声音说：每一代人的沟通工具是不同的。

我向来不支持走极端，因为技术变革是不可逆的趋势，所以我回答：我们不站在技术发展的对立面，要尊重未来。脑科学研究也确实发现了，现在人类使用大拇指的极高频率，导致大脑对应区域的变化显著不同于过去，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变化，虽然不一定是“好”变化，正如“进化”不一定是越来越高级。技术带来的变化是中性的，其价值取决于我们如何有意识地驾驭它。

但无可辩驳的是，专注力，将来一定是一种稀缺品质。

三

纽约青少年“卢德分子俱乐部”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种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行为。它与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运动一脉相承，只是关注点和目的发生了变化。

许多中国人并不熟悉卢德主义（Luddism）。

它起源于19世纪初（约1811年~1816年）英国工业革命，当时新式的、能大量取代熟练人力的自动织布机和纺纱机威胁到了手工业者的生存，据说纺织工人内德·卢德（Ned Ludd）砸毁了一台机械织布机，很快激励了其他人发起反对工业化的暴动。

如果说老卢德主义主要关注技术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那么新卢德主义就是一种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对个人、社会和精神层面负面影响的批判的现代哲学思潮。

新卢德主义者通常并非主张技术停滞，而是主张批判性地使用技术，要求技术发展要更人性化（human-centered），提高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追求资本效率。因此，那些抵制手机的人，不能被简单评价为保守或落伍，他们只是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慢思考、高质量连接和掌控自我的生活方式，用行动来抵抗数字时代的即时（Immediacy）和分心（Distraction）。

我也从文化心理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前些天，我读完《美国积极思想简史——论那些重塑美国国民特质的思维模式》一书。书中梳理了美国积极思想运动（Positive Thinking，或称新思想New Thought）的发展脉络，告诉读者为什么在美国文化中，许多人笃信个人的心智力量可以影响物质世界和个人命运。

从历史上看，积极思想是推动美国科技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强大文化燃料。它鼓励人们拥抱进步，相信技术和经济进步是精神力量的物质体现；追求工具和方法论来最大化个人潜力，认定物质进步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这也是美国“物质主义”的来源之一。

积极思想塑造了美国追求卓越、相信通过心智能量实现物质丰盛的文化底色；而新卢德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对这种底色中过度强调效率和物质的反思，试图在一个由技术和物质驱动的世界中，重新定义幸福和高质量的人类生活。

纽约青少年“卢德分子俱乐部”的故事，让人生出一种这是“天使般的恩赐”之感。但在欣喜之余，人们也意识到，他们无疑是极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往往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正是希望所在。

新卢德主义最常被指责的问题是其不切实际和精英主义。

他们无法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对于一个身处贫困偏远地区的普通人来说，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可能是他们获得教育、医疗和经济机会的唯一途径。在一个高度数字化的全球经济中，彻底远离前沿技术，无异于主动退出主流社会和经济竞争，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绝对是无法承受的代价。

在一些文章中，我也看到有意见领袖批评说，所谓“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和有意识地抵制技术，是在显摆一种特权，脱离群众且高高在上。只有当一个人已经拥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时，他才有资本和自由去选择慢下来，一周回一次短信，或完全不用手机。对于那些依靠即时通讯维持生计、管理多重日程或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的人来说，这种抵制是不现实的。

新卢德主义是否会重蹈历史卢德运动的覆辙呢？很有可能。过去历史学家说，机器不是失业的根源，而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是它们决定了利润分配和工人待遇。现代的指责也类似，指责新卢德主义者过于关注技术本身（如手机、算法），却忽视了背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模式和政治制度。

我们常说“技术是中立的，关键看使用它的人”，但它忽略了技术本身的内在倾向性或设计偏见（Design Bias）。技术当然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但它的设计和性质对社会问题具有强大的诱导性和放大作用。正如刀的设计诱导了伤害的可能性，社交媒体的设计则诱导了持续的分心和浅薄的思考。

新卢德主义者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们不是盲目反抗“刀”的制造，而是有意识地拒绝被“刀”的内在倾向性所支配的生活。

在我看来，孩子们放弃iPhone而用翻盖手机，就是主动选择一把钝化了伤害性的“刀”。他们跳出了技术二元对立的困境，是不可多得的智慧群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跑步有毒，作者：跑步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