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01551.HK)要求员工退回2022年以来发放的过节费一事，通过社交平台上的匿名爆料进入公众视野。

多名该行员工透露，退费通知并非以书面形式发布，而是由各分支行行长逐级口头传达，要求员工分阶段退还费用：先退还2500元现金，剩余部分从后续工资中逐月扣除，每人合计需退回金额接近1.4万元。

按广州农商行2025年半年报披露的正式员工规模测算，此次退费总额预计将超过1.7亿元。

该行于10月19日作出回应，称此举是“为进一步规范津贴福利发放，确保符合相关制度和规定”，并强调已向全行员工说明情况，“绝大部分员工予以理解和支持”。

但官方回应未能完全平息疑虑。有员工在爆料中直言：“当初发钱时从未提及可能需要退回，如今突然要求全额追索，连正式文件都没有，合规整改为何要让普通员工承担后果？”更有员工追问：2022至2024年过节费的违规发放是谁作出的决策，相关决策者是否已受到处理？

从公开信息看，此次追索的直接诱因是合规政策的收紧。

广东省总工会于2025年初印发的《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基层工会仅可在7个法定节日发放慰问品，年度人均总额不超过2500元，且严禁以现金、购物卡等形式发放。

而广州农商行此前以现金形式发放的过节费，不仅超出金额上限，更违反了发放形式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细则于2025年才施行，但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穿透式合规管理”的要求，或使历史违规发放行为的回溯整改成为必然。

梳理涉事时段的管理层任职情况可见，2022至2024年春节过节费发放期间，该行董事长为蔡建，2024年春节发放时的行长为邓晓云。公开资料显示，二人均具备银行与监管双重从业背景，其中蔡建曾担任广州银行纪委书记，对合规红线本应具备清晰认知。

而在此之前，该行原董事长王继康、原行长易雪飞这两位“元老级”高管的接连被查，更让此次退费风波蒙上复杂色彩。

作为广州农商行的核心缔造者，王继康与易雪飞的共事轨迹贯穿了该行从农信社到上市银行的关键发展期。

2005年，王继康率先加入广州市农信联社担任主任，次年易雪飞便以副主任身份入职，两人共同推动完成农信社统一法人体制改革。2009年机构改制为广州农商行后，王继康出任首任行长，易雪飞任副行长；2013年两人再进一步，王继康升任董事长，易雪飞接棒行长，形成“一二把手”搭档格局，直至2019年王继康离任。在他们的主导下，广州农商行于2017年登陆港股，2020年总资产突破万亿元，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万亿级上市农商行。

但这份“成绩单”背后，早已埋下腐败隐患。

2019年7月，王继康刚调任市管企业专职外部董事，一个月后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20年4月，广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其提起公诉，通报显示，2006 年至 2019 年，王继康在先后担任广州农信联社主任，广州农商行行长、董事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他人共同收受或单独收受他人所送款物折合人民币 2.85 亿元。

而与其共事13年的易雪飞，在2023年2月因任职行长近10年超出监管轮岗期限要求卸任后，也于2024年3月被查。

两位核心高管的接连落马，与广东农信系统持续深化的反腐风暴形成呼应。

2022年以来，广东省农信联社两任理事长、多名地市农商行高管相继被查，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更明确提出“坚决查处各类金融腐败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农商行对历史福利发放的合规追溯，是响应监管要求的必然动作，也暗含着重塑内部治理的迫切诉求。

从行业趋势与此前披露信息看，该行正面临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人力成本控制成为“节流”重点。

此次风波的特殊性在于，其与银行业常见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存在本质区别。后者主要针对员工违规导致的风险损失，而此次退费是对历史福利合规性的纠正，并非因员工个人履职过错引发。

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发放时未约定返还条款且员工已依法纳税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制追索可能存在法律争议，协商解决应是更稳妥的路径。

在监管趋严与经营压力的双重挤压下，如何避免让普通员工成为历史问题的“买单者”，如何通过更透明、人性化的管理稳定团队，仍是亟待解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