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骤降近四成、重组成本高企、全球供应链承压——这是大众集团刚刚公布的2025年上半年财报所揭示的现实。乍看是一份企业半年报，实则是一块“德国制造”在全球政治经济裂变中的试金石。大众的阵痛，不只是个体车企的挑战，而是整个德国工业在制度压力、地缘摩擦与技术转型三重夹击下的缩影。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业绩回顾，而是一场制度与战略的深度体检。从非市场化成本的急剧上升，到全球协同体系的断裂，再到创新路径对中国市场的结构性依赖，大众财报清晰勾勒出“德国制造”正在经历的路径重构。在这张复杂博弈的地图中，中欧制度型合作正是穿越不确定性的关键锚点。

　　利润骤降背后

　　关税阴影下的“非市场成本”

　　根据业绩报告，德国大众2025年上半年营收达1584亿欧元，同比基本持平；但营业利润同比下降33%，至67亿欧元，税后利润下跌超过38%，至44.7亿欧元，远低于市场预期。

　　根据大众方面解释，导致利润大幅下滑的核心因素之一，正是美国政府对电动汽车及零部件加征的新一轮进口关税。这一政策给大众集团带来了高达13亿欧元的成本负担。

　　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 奥博穆：我们在美国面临的关税显著提高，比过去高出25%。我们明显感受到，仅上半年就给我们的业绩带来了13亿欧元的负担。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对大众汽车集团进行大规模重组，并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改善大众汽车集团的成本结构。

　　△德国《明镜周刊》评论文章截图

　　对此，德国《明镜周刊》评论称，“没有人比大众更需要达成一项‘特朗普式协议’”。原因在于，与宝马和奔驰等在美设有整车工厂的竞争对手不同，奥迪和保时捷等大众旗下高端品牌目前并未在美国本土投产，导致其深受27.5%的进口税重压。即便不调价，大众也不得不“自吞”税赋苦果；而若选择提价，则面临失去美国市场份额的风险。

　　《每日新闻》指出，“美国的高额关税不仅吞噬了大众本就微薄的电动车利润，更严重挤压了旗下高端品牌的盈利空间。”

　　多位德国业内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这种由政策主导的“非市场”干预正在形成一种企业无法通过商业手段转嫁的“制度性成本”。

　　德国采埃孚集团董事 彼得・霍得曼：我们目前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关税只会导致北美，尤其是美国的汽车整体更贵。而汽车价格上涨，销量就会减少。整个关税政策的主要弊端就在于汽车产量减少。当产量下降时，我们作为供应商，也只能减少零部件的供货。整个汽车工业最终都会受到冲击。

　　德国企业管理咨询专家 托马斯·斯帕努斯：客户反馈显示，整个关税政策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成本上升、迫使企业调整计划等直接影响。还有间接影响，即使是已经在美国生产的企业，也无法实现整车全链条生产，一些零部件仍需从海外运输，这就造成了供应链的中断和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战略规划难以推进，企业压力倍增。

　　制度性成本的叠加，成为德国制造业在当前国际环境中面临的第一重结构性压力。

　　断裂的协同

　　全球车企供应链困境

　　在制度性成本之外，另一个深层冲击正通过产业链传导机制显现：全球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正在被迫重构。电动车尤其依赖跨国零部件协同，而美国的关税政策打乱了这一节奏。

　　一方面，德系车企已在美国设厂多年，具备一定的本地化能力；但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产品涉及大量高精密度零部件与嵌入式软件系统，短期内难以实现“闭环生产”，这使得任何政策壁垒都可能造成连锁反应。

　　全球制造协作体系的断裂不仅意味着效率损失，更增加了企业在战略规划与财务成本控制方面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格局下，单边主义政策带来的“短板效应”，正逐渐演变为整个产业生态的“系统性硬伤”。多位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政策变量超过企业自身可控范围，整个制造系统的适配性就会大幅下降，传统的成本优化和布局逻辑也将面临重构。

　　从销售市场到创新引擎

　　中国在全球市场角色正在重塑

　　面对欧美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及亚洲市场的重要性正在提升。大众财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其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3%，但集团仍明确强调，将通过软件、电池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强化亚洲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财务官兼首席运营官阿诺·安特利茨在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中表示，大众已在中国看到“温和回暖迹象”，并对集团在华推进本地化平台和技术合作表示“非常有信心”。

　　面对传统市场波动，中国正在从“销售终端”转变为“创新引擎”，对德系车企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定义。大众集团与中国本土企业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正推动其全球战略结构的重塑。

　　德国资深媒体人 冈特拉姆·凯撒：曾经对于包括大众在内的车企而言，中国只是单纯的销售市场，但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中国在技术、软件等领域的贡献日益增大，这些成果完全可以被善加利用，不仅适用于中国市场，同样也能很好地引入欧洲和德国市场。日前的中欧领导人会晤表明，双边合作潜力巨大，现在需要做的是团结协作，而不是互相制造困难，才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这一判断已在大众的实际行动中得到印证：与小鹏汽车联合研发下一代电子电气架构，自2026年起在华量产；CARIAD与地平线成立合资公司，专注自动驾驶芯片；同时也与中科创达合作智能座舱解决方案。这些创新项目不仅服务中国市场，也可能“回流”欧洲，为大众整体技术体系赋能。

　　从“市场导向”到“技术协同”，中国市场的角色重塑正在成为德国车企应对外部压力、寻求可持续创新的重要支点。

　　制度型协作

　　中欧关系中的确定性支点

　　当多边机制承压、国际规则体系日益碎片化之际，中欧之间的制度性合作显得尤为可贵。多位德国政经界人士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中欧之间的产业协作正成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重要支点。尤其是在多边机制承压、规则退化的当下，制度型合作对于保障跨国制造体系的稳定性尤为关键。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经济与社会发展司司长 托尔斯滕·吉乐：很遗憾，目前诸如由世贸组织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正面临冲击。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我认为，作为两个出口大国，德国和中国都支持规则导向的贸易与投资体系。我非常希望，德中能再次成为全球规则体系的推动者，也相信通过双边合作，能够共同塑造国际规范，避免世界分裂成一个个孤立的小碎片。

　　不只是制度层面，中欧合作的稳定性还来自多维度的长期互动基础。不少人认为，中欧关系不仅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也为全球稳定注入了建设性力量。

　　巴伐利亚州前区域发展和环境事务部长 彼得·高韦勒：过去50年，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如何让十几亿人口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我们东西方曾一度各自为政，但最终意识到需要相互借鉴。我们对中国人成功应对挑战以及如今在世界政治博弈中成为稳定力量深感钦佩。我认为，中国及其政策的更多参与有助于稳定与和平解决重大冲突。

　　在企业层面，中欧在绿色产业链、高科技领域的协作也在不断加深。中方在自动驾驶、芯片、数字化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成为德系车企全球布局中的关键动能之一。

　　德国宝马政府事务副总裁 托马斯·贝克：在巴伐利亚、在欧洲开启与中国政治层面合作约20年后，我们开始在中国拓展业务。必须说，这是一段悠久且成功的发展历程。尤其在高科技、数字化和未来出行等领域，比如自动驾驶，中国本土技术能力的提升让我们受益匪浅。而早年在政治层面建立起的合作框架是我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关键因素。

　　当前，德国制造正处于战略转型与制度困境的双重挤压。与中国的制度型协作，有望为其提供确定性的战略支点。从产业协同、标准对接到绿色转型，中欧之间的合作空间仍极其广阔。

　　在混沌中寻找秩序

　　在裂变中重塑依赖

　　大众财报背后，不仅是一家跨国车企的账本，更是一张关于地缘结构重构、政策风险博弈与技术转型突围的复杂地图。制度成本上升、供应链断裂与技术焦虑正同步袭来。

　　但同样清晰的是，中国正从制造的终端转身为技术的源头，中欧制度型协作必将成为未来全球制造业稳定秩序的锚点。

　　对于德国制造而言，今天的危机或许正孕育明天的路径依赖重塑。而答案，或许正在东方。跨大西洋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无形之中促使中欧合作朝更加稳定、更具规则化的方向推进。这或许正是“德国制造”在全球动荡中寻找到的“确定性”答案。

　　监制丨曹日 姜秋镝

　　主编丨梁弢

　　记者丨阮佳闻 张云帆